摘要：当代大学生能否实现人生价值，依赖于智力因素、非智力因素等综合素质的提升和全面发展。传统文化精髓在大学生非智力因素的培养中具有显著的积极意义。同时，几千年文化传统中的积习，如果缺少辩证，将会对大学生创新品质、进取精神及社会责任感的培养产生某些不利影响，因此必须正确认识，去伪存真。
关键词：传统积习 大学生 非智力因素 不利影响
大学生的非智力因素，可以弥补智力因素的不足，促进智力因素的发展；还能提高大学生学习积极性，端正其生活态度，激发求知欲望，强化其自制能力，使他们目标明确、意志坚定、勇于探索，推动大学生成才目标的实现。同时，非智力因素更有助于形成和培养大学生的坚韧性和意志力，培养他们克服困难的精神，激发他们迎接挑战的勇气，使大学生具有勤奋刻苦、积极向上的品性。
非智力因素可以利用多渠道、多形式培养。优秀的传统文化中所表现和提倡的高尚志向、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以礼待人、厚德载物的仁爱精神；重人格、尚气节的思想境界；知行统一、自我完善的修养目标；淳朴务实、勤劳节俭的优良品质等，都对当代大学生非智力因素培养具有积极意义。但任何事物都具有两面性，在大力弘扬传统文化教育的同时，我们还应正确认识传统文化中的某些积习，规避其对当代大学生的一些不利影响因素。
一、正视“崇古保守”思想对大学生创新品质的影响
中国古代社会制度有极强的“宗法”性质，这一性质深刻影响着国人的价值取向。凝结成“崇古”的社会心理特征。在这一崇古心理支配下，人的头脑局限在狭小的“崇信”范围内。“无一字无出处，无一笔无来路”被作为追求的至境。
崇古尚古的传统固然加强了中国文化的传承力，但科学需要创造和创新。正是由于这种崇古保守心理特征的促使，我们这个东方文明古国的科学技术性质俨然成为了一种“经验科学”——言其当然而不究其所以然。缺少科学实证精神，乃至借助意会和喻象阐述严密的科学原理，更谈不到形成科学系统的理论体系。宋代陈显微就曾说“磁石吸铁，皆阴阳相感，岂能测其端倪哉（陈显微《抱一子书》）”。厚古薄今，妄自尊大；故步自封，不思进取。盲目排外。甚至当近代西方科学技术传入中国时，举国上下皆视其为洪水猛兽，编造出“西学源于中法”的理论。崇古尚古成为学习先进知识和创新研究的障碍。这些都造成中国人向后看的积习和守成倾向。保守知足，消磨了进取和创新精神。
崇古思想，还导致抽象思辨的泛滥。传统教育的精髓“格物致知”，本义穷究事物规律而获得知识。却被引向修身养性，内省顿悟的歧路。大儒朱熹说过：“所谓格物云者，或读书，讲明义理；或尚论古人，别其是非；或应接事物而处其当否，皆格物事也。格物就是穷得这些事当如此，那事当如彼，如为人君便止于仁，为人臣便当‘止于敬’。（《朱子语录》）”崇古、迷信经验、否定科学实验，又必然导致国人不愿受逻辑规则的制约，完全堵塞了实验科学的发展道路。
“格物致知”还将古代知识分子的智慧和勤奋从科学实验与研究转移到适应封建统治的需求上去，转向无止境的自省参悟，追求所谓境界。严重阻碍科学技术的发展和进步。早在1915年，任鸿隽在《科学》创刊号上发表《论中国无科学原因》一文时说：“秦汉以后，人心梏于时学；其察物也，取其当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其择术也，骛于空虚而引避实际。……知识分子多钻研故纸，高谈理性，或者如王阳明之格物，独坐七月；颜习斋之讲学，专尚三物。即有所得，也和科学知识风马牛不相及，或搞些训话，为人做奴隶，书本外的新知识，永远不会发现。”
我们的祖先曾创造了光辉灿烂的古代文明。但在迷信传统、崇奉经验的社会积习下，这类重直觉体悟，轻实验测定；重实际应用，轻理论探索；重形象描述，轻逻辑推理的方式，越来越不适于近现代人类的新文明创造。因为近现代科学技术的产生和发展恰恰是以科学实验、严谨缜密的理论和逻辑判断、精确的定量计算和分析微观世界的显微分解为前提的。近代中国社会落后挨打的局面就最具说服力——光辉灿烂的中国古代科学技术未能与近代科学技术结合转化。
当代社会，是一个信息科技瞬息万变的时代。当代大学生需要更完备的求知探索精神。我们应以史为骄，吸收借鉴先人务实的精神。同时，要摒弃盲目迷信权威、自满自足，不思进取等思想行为。培养实验能力、思维能力、理解能力、自学能力直至创造、创新能力。只有这样才能与时代同脉动，实现自己的人生目标。
二、正视“歧义中庸 ”的社会现象对当代大学生进取精神的影响
儒家的中庸哲学塑造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独立不倚、求知求实等一系列的优秀品格。
孔子首倡中庸，曰：“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也（《论语·雍也》）”，但孔子并未对其做完全阐释。其孙子思在《中庸》中进一步提出：“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将“中庸”和“中和”相联系。历代儒生纷纷从不同的角度、立场对这一思想进行阐释发挥。汉儒郑玄在《礼记·中庸》中注释为：“名曰中庸者，以记其中和之为用也。庸，用也”。而何晏注“中庸之为德”说：“庸，常也，中和可常行之德也。”宋儒程颐进一步解释为：“中者，只是不偏，庸只是常，犹言中者是大中也，庸者是定理也。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朱熹在《中庸章句》中说：“中、庸只是一个道理，以其不偏不倚故谓之中，以其不差异可常行，可谓之庸。未有中而不庸者，亦未有庸而不中者。普遍认同出对中庸哲学包含中和之道的认识和实践，即 “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子思《中庸》）”。时中论成为儒家这种中庸哲学的精髓，即“依时而中”，“随时以处中”。强调用中执中必须依“时”，随时而用中，随事而用中，反对固守死板于“两端”等距离的中点。它要求人们在具体实践中要依据特定的时间、地点、事件辩证采取灵活的“用中”举措。强调是形成一种对立面或多样性的有机统一、中和协调的关系。 可见，正确的中庸观应是“以他平他”，“可否相济”，兼容并蓄，体现出中华民族“厚德载物”的秉性，“和实生物，同则不继”。坚决杜绝人云亦云、见风使舵、蝇营狗苟的“乡愿”行动，而提倡树立“君子和而不流，强哉矫！中立而不倚，强哉矫！国有道，不变塞焉，强哉矫！国无道，至死不变，强哉矫”（《中庸》第十章）的刚性人格精神。在实践中应具有主动性适应和创造性的顺应的伟大品格，具有积极进取、变通创新的气质。在“处事”时应不超过具有相对性的特定事物所能容纳的起码分寸，不走极端；决策、措施、手段及制度、法律等等解决特定问题的举措不存在滞后或拖后腿的情况，确保整体发展的和谐。在决策处事时要走“中道”，不要做出“走极端”或“不及”的选择。这种中庸的品格与《易传》所阐扬的“生生之德”（最高的生存智慧）相一致，同时与我们当今的“与时俱进”亦有相似之处。
而现实中与之相悖的是，人们常把儒家所倡导的中庸与现实生活和人们的心理中存在的劣根性的“中庸”习性（如保守惧变，圆滑世故等）联系起来。把“中庸”歧义的理解为“指不偏不倚的折中的处世态度”；由“处事”几乎变成了单一的“处世”，甚至成了不问是非、不讲原则的庸俗处世哲学的代名词。这种中庸与儒家所推崇的“中庸”是有本质区别。可以视其为小农经济的劣根，专制政治的产物。会相应地形成人们消极屈就、无是无非的观念， 还容易使人养成明哲保身的不良心理。不论对国家民族还是对个人，都有极大的消极性。去伪存真是传承传统中庸文化的当务之急。特别是在大学教育阶段，可以通过有意识、有目的系统形式纠正错误的认识，因势利导，指导当代大学生对人生的种种抉择和判断。
三、正视“家本位”文化对当代大学生社会责任感的影响
中国传统社会孕育出的文化是建基于农业生产方式和农耕文明之上的。在与以血缘家庭为纽带的宗法社会文化息息相关的过程中，中国社会形成了相应的“家、国、天下”政治结构和文化秩序。家庭作为最基本生产单位的地位长期保持下来，并成为社会结构和国家体制的重要因素。所以，人们将中华文化归结为家族本位文化。家族成了中国人社会生活的舞台，也是历代统治者建立统治秩序的重要基础。统治者虽常以“孝治天下”标榜。但这“孝”实则对每个人来说只对“两庭”负责，上对朝廷为忠，下对家庭为孝，除了“两庭”以外，偌大的中间社会空间并未予关注。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也不过是对家庭“尽孝”的扩延而已。这种思想的不良发展，会使人表现出对社会广阔生活空间的漠视，会导致社会责任心责任感的缺失。国人的一些陋习如“随地吐痰，高声谈话，不遵守交通秩序”等，就是这种社会责任感缺失的表现。同时，这种家本位文化又培植出权大于法、情大于法等现象，形成扯不断的社会裙带关系和人情网。任人唯亲，难以形成团队协作精神。
这些积习都会影响当代大学生的社会价值取向。让他们表现出学习动机狭隘，学习兴趣及目标功利化。对社会缺少责任心，还导致拼爹、炫富等社会不良现象的产生。某种程度上，大学生的成才过程，实质即大学生充分发挥自身潜能、对社会做出贡献、顺利实现其应有价值的行为过程和结果。一些非智力因素如优秀的性格特征、团体精神、合作意识等，只有在集体中才能培育，忽视对大学生同辈群体和生活群体氛围的净化和优化，大学生就不可能在学习群体之外的生活群体和同辈群体中逐步树立起诚实、自尊、自信、责任、自律等优秀品质；这种“家本位”思想意识应由更符合时代气息的“社会本位”、“集体本位”思想意识代替，教育者需有意识地创设各种活动情境，使大学生在集体活动中感受不同角色意识，体验不同的角色担当，学会合作、分享、包容等优秀品质。
对我们这样一个古老的文明古国而言， 从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树立正确的情感、意志、需要、态度等品质素质，是民族发展的必然选择。但前提一定是对其精华和糟粕进行系统的区分，如果不加甄别、简单崇仰，势必遗国学之精髓，取国学之皮毛，其效果往往会适得其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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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包克菲：（1970- ）内蒙古呼和浩特市人，从教于内蒙古财经大学人文学院，硕士，副教授，主要从事语言学教学和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