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桶接一桶的油漆刷上去，一寸一寸，将一整座山漆成鲜艳而刺眼的红色。这种举动要么是疯子干的，要么是当代艺术家干的。其实，这是朱青生干的。 作为北京大学一位著名的艺术系教授，1998年，他的“漆山”计划一提出，反对和质疑的声音就不绝于耳。“老朱是不是疯了？”“好好的一座山，为什么要漆成红色？”“太难看了，无法忍受。”
多年积累后，“漆山计划”文献交流展在广州美院美术馆展出，朱青生开始尝试从学术角度向公众解释“漆山”的思路。实际上，除了专门为这次展览创作的红色印章雕塑外，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艺术作品展出，只有艺术家几十年来的创作手稿和图片，满满地贴在展厅的几面墙上，以表明某种漆山的恒心。
“北大教授疯了，”有人这样评价这个展览。朱青生指着墙上的一幅文献，笑呵呵地向记者描述一些观众对这个展览的看法。那是他1990年代写写画画的一张草稿，上面密密麻麻写满了德文、中文和英文。“有人进来就觉得有点无厘头，有点荒诞的感觉，这到底是个什么展览？”人们对“漆山计划”的反应几乎与二十多年前一模一样。
“这完全毁掉了老朱平时严肃、学术的形象嘛”
严肃的学者和疯狂的艺术家，朱青生始终不愿意给自己定位。
烫得一丝不苟的黑色衬衣，配一副黑框眼镜，朱青生站在展厅里，对记者侃侃而谈。他用词精准、思维缜密，透着浓重的学者气息，确实不像个观念艺术家。“是有不少人这么说啊，”朱青生呵呵笑着，把刚刚摘下的眼镜重又戴上，“他们说这个展览怎么能这样呢……这完全毁掉了老朱平时严肃、学术的形象嘛。”
1985年从中央美院美术史系硕士毕业后，朱青生留校任教，两年后调任北京大学当老师。除了后来在欧洲游学的几年，他一直在北大从事现代艺术的教学和研究。朱青生的授课以严谨的学术态度著称，一直到现在，每周五晚他的公开课，依然是最受艺术系学生追捧的课程之一。
这个学者准备在一片青山绿水中树立一座大红色的山头，从审美上来说，确实难看，更实际点说，单就漆山的红油漆所带来的环保问题，就足够让人担忧。一位中文系的学生甚至对朱青生说，“老师，您要漆山，我就绝食。”
这种在大众看来颇为荒诞不经的行为和观念艺术，从上世纪80年代起，朱青生就已经支持并参与创作实践。1988年，朱青生刚到北大不久，就做了一件当时较为流行的行为艺术，以表达自己的文化批判姿态。
31岁的朱青生用一面红旗将自己包裹起来，静静地坐在北大校园里，展览现场的两张照片中，第一张露出了朱青生标志性的黑框大眼镜，下面的一幅，他将自己全身包裹得严严实实，一动也不动，像一具没有思想的雕塑。
那次行为艺术表演十年之后的1998年，老朱想要漆山了，选的依然是大红色——当年包裹自己的红旗的颜色。要漆的山是桂林境内的一座小山，并不在风景区里。“漆山”计划一出，舆论一片哗然。“破坏环境”“丑陋的艺术”已算是温和的批评。
朱青生有些“冤”。他乐呵呵地告诉记者，他要漆的这座山，其实并没有太大的特点，在广西东北部连绵的山区中，“就像个随处可见的小土包，”由于附近一座化工厂的长期污染，草木已经绝迹，山上光秃秃的什么也没有。
实际上，这座小山包是一位朋友向他推荐的。1995年，朱青生参加由张晴策划的“大地艺术”展，就曾计划将济南的鹊山和华不注山漆红，但那次的计划只停留在头脑中。而朋友们由此得知了他的“野心”。
日后，一位朋友将那座桂林被污染的小山推荐给了朱青生，让老朱又一次动了心思。1998年的教师节，他正式给桂林市市长写信，提出自己想要把那座山漆成红色。
一块“朱岩”
严格说起来，除了一块被命名为“朱岩”的巨大岩石，“漆山计划”从来没有在真正意义上实施过，朱青生顶多算得上是“漆石”。
“朱岩”既能解释为朱色的岩石，又能当“老朱的岩石”讲，立于朱青生当年北京怀柔乡间的农舍旁，他称之为“朱地”。“朱地”周围风景优美，树木葱郁，小溪潺潺而过，艺术家蹲在大石头上，从石头顶部开始，一刷一刷地涂红油漆。
一块巨大的石头，最后成了鲜艳而刺眼的大红色。山野间的青山绿水，被一种近似粗暴的方式打破，形成一道刺眼的“风景”。
朱青生将这块石头命名为“自然雕塑”，相对于德国著名雕塑家约瑟夫·博伊斯的“社会雕塑”概念而来——1982年，第七届德国卡塞尔文献展上，博伊斯的参展作品是《7000棵橡树》，即艺术家要求在卡塞尔城区种植7000棵橡树，这件作品就算完成了。由于作品过于浩大，直到五年后，这一作品才得以完成，此时博伊斯已经逝世一年。
博伊斯的这件“社会雕塑”刨除艺术层面的探讨，也总算对环境有益，而朱青生的这一“自然雕塑”就显得有些荒诞不经。尽管朱青生也多次强调，他的目的是为了以一种反讽的方式警醒世人，但一些人仍然极力反对，有人说，“不明白有高级审美趣味的朱青生，怎么会想出这样一件丑陋、愚昧而且残酷的东西出来。”
完成“朱岩”后的第二年，朱青生的友人正巧将桂林的小山包告诉了他。在给桂林市政府的信中，他用学者的工作态度，固执而认真地阐释他的艺术想法，如今，这封信在“漆山计划”的展厅里公开展出，朱青生指指墙上这封信，“这是二十四年前的事啦”。信纸已经泛黄，字迹斑驳得有些难以辨认。
信发出去之后，朱青生焦急地等待了几个月，他听说相关部门领导犹豫了很久。不漆吧，反正是一座已经被污染过的山，如果能变成一件时髦的艺术品，似乎也还不错。然而允许朱青生鼓捣，这一举动似乎又有些过于荒诞和不合时宜。
漆还是不漆，这是个问题。
朱青生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有人甚至提议把那座山染成绿色，这样至少符合大众的审美观。地方政府也考虑过以别的方式，来遮掩一下这座被污染的山头。但朱青生认为，漆成大红色，意在彰显环境污染这个“恶”，让更多的人对他污染环境的举动口诛笔伐，“总比千方百计的掩盖好吧？”
“恶恐人知，便是大恶，”朱青生沉默片刻，在《中国新闻周刊》记者的笔记本上写下这几个字，引自朱熹的《朱子家训》。
“红色是他们这一代人的心理烙印”
“要的就是这种批判的声音，要的就是让人们有这个意识，”朱青生反复对记者强调他的创作意图。如果说，人们已经意识到把这座山漆成红色，改变它的原始状态和审美趣味，是对自然的一种侵害，“那么人类其他的行为方式呢？”
山，最终并没有漆成，“上头”的顾虑颇多。那座山最后成了采石场，山体一块一块被采掉，被污染的山最后终于消失了。对它的这个结局，朱青生倒也很高兴，“也好，有别的用途嘛，总比光秃秃地立在那里好。”他回忆说。
这次“漆山”展场中为数不多的几个“实物”作品是几方红色印章。大印章是一件雕塑，立在展厅中央，本应小小的印章被无限放大，混杂着庄严和戏谑。小印章就被陈列在展柜中。“这些是这次展览中唯一实实在在的艺术品，”朱青生笑着对《中国新闻周刊》说，很多进来看展览的人，并不太能看懂墙上的草图、资料、照片，但都表现出对这几方印章的极大兴趣。
另一件颇有意趣的作品，是一幅朱青生为“漆山计划”所作的传统中国画草图。极富诗意的水墨山水之间，一座小小的山顶被涂成了红色，怪诞而突兀。但整体上看，又像是印在古代中国画上常见的一方朱印，竟也有些出人意料的和谐。
传统的山水中国画，收藏家在空白处盖上一方小小的印章，是表明其所有权的方式。久而久之，印章就成为了画的一部分。
1997年香港回归的时候，朱青生在深圳的一个纪念展上展出了他的几方“朱印”。那些朱色的印章，红得耀眼，意为中国对香港的主权。
红色和权力，对生于1957年的朱青生来说，和同时代的多数艺术家一样，似乎是一个永远要探讨的话题。正如策展人唐克扬在文章里写道的：“红色是他们这一代人极为突出的政治文化记忆和心理烙印。”
朱青生已经搬离了他的“朱地”。那块曾经鲜红无比的“朱岩”也随着时间，在日光风雨的侵袭下，逐渐变得苍白。“无论曾经多么耀眼，多么熠熠生辉地立在那里，总会被时间和自然改变，”采访结束时，朱青生说。
现在，即使真的有机会去漆红一座山，他也不再确定，“是不是还想真的付诸实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