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经济全球化逐步深入以及经济活动日趋金融化，债务危机已经成为全球经济危机的基本要素。欧洲深陷国际债务危机尚不得解，国家资产负债表的分析架构变得尤其重要。 国家资产负债表的主要功能，就是用精心设计的理论框架、一系列定义清晰的概念和一整套处理数据的科学方法，表列整个国家的“家底”。在尚未有官方编制的情况下，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李扬带领一个团队，用了半年多的时间，对中国主权资产负债表进行了试编。按宽口径匡算，2010年中国主权资产净值接近70万亿。按窄口径匡算，同年中国主权资产净值在20万亿左右。
针对国家资产负债表对高层决策的参照作用，李扬接受了记者的专访。他认为，从发展趋向来看，中国各年主权资产净额均为正值且呈上升趋势。在未来一个相当长时期内，中国发生主权债务危机的可能性极低。但是，企业负债率高悬需要时刻警惕，包括养老金缺口在内的或有负债风险值得关注。同时，他指出，目前中国经济最大的系统性风险，主要体现在企业债务与银行贷款的关联。企业一旦出问题，银行肯定会跟着出问题，这与发达国家不一样。
记者：从治理国家的角度来讲，国家资产负债表可以为决策层提供一个怎样的政策参考？
李扬：国家资产负债表其实就是一个国家总账的概念。国家负债问题始终存在，这次危机爆发，使之更为凸显。比如现在的欧、美，其发生经济危机的主要根源就在于负债率过高，且在较长时期内降不下来。如此等等的情况，通过分析他们的资产负债表可以一目了然。
我们用这个框架去分析日本，它所以发生“失去的二十年”，重要原因就在于国家负债太高，已经把自己逼到了墙角。同样，美国采用量化宽松政策，主要也是因为其政府债务过高且国会为之设置了上限。所有这些，都可通过资产负债表的分析，得出清晰的结论。所以说，资产负债表主要是为国家和国际战略提供一个适当的分析工具。
根据这个架构放眼分析当今世界，在未来五至十年的期限内，中国的资产负债表最为健康，这是批驳国外做空言论的最好数据。当然，我们也看到，总体状况不错并不能掩盖存在的结构性问题。换言之，分析我国的国家资产负债表，要看总量，更要看结构。
目前编制的国家资产负债表还比较初步。在接下来的研究中，我们还要进一步增加一些新的内容，并对若干关键指标进行更深人、全面的分析说明。比如负债高的问题，负债高说明效率高但可能风险也高。目前，我们强调的是风险高，这并不全面。今后，我们要对高负债进行更深入分析，不仅说明利弊，更要分析利弊转换的条件。另外，一些错配问题，包括期限错配、货币错配、资本结构错配以及清偿力缺失等等，也还须进一步全面分析。
记者：近些年，金融体系中的影子银行发展得很快却一直无法统计。国家资产负债表对这一块数据的统计能够提供怎样的参考？
李扬：影子银行可以通过资产负债表捕捉到它的一面，即，因影子银行发展引发的负债看得清楚，这对我们进一步加强监管提供了一个非常坚实的参考。但是，由之产生的资产却分辨不清。这对我们的未来研究提出了新的课题。
影子银行是个非常大的问题。从流量上看，它对中国金融体系有非常大的影响。不要简单认为影子银行绕过了监管，这样的判断不符合实际。我们认为，影子银行是代表金融创新的动力，同时也是监管的重点。对它的分析必须坚持两点论。
货币是干嘛的？首先是交易媒介。但是如果不用货币，基于现代的科技也可以实现交易。就像当前的第三方支付，不需要货币本身，大量的交易就完成了，这个交易成本很低，通过结算机制就可以满足。这就是影子银行。判断现行金融体系的发展状况是代表未来还是落后，最主要依据其是否与科技发展方向相互一致。
2011年，影子银行贷款规模大致是9万亿，已经超过信贷的投放。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就难以精确进行信贷调控。因此，要加强宏观调控，我们首先要做的事就是“心中有数”。资产负债表分析，可对此提供极好的手段。
以前的一些决策容易陷入盲人摸象的境地。现在的“十二五”规划和国家领导层都在强调顶层设计。我们花了一年多的时间来制作国家资产负债表，就是为了能看到经济的全景，为顶层设计提供可靠根据。
记者：目前，中国的经济已经出现了一些风险，这些风险到底能不能通过这个表真实地显示出来？
李扬：中国经济的最大风险，是企业债务与银行贷款高度关联的系统性风险。企业一旦出问题，银行肯定也会跟着出问题，这个状况，跟发达国家还不一样。
我们的表已经证实，地方政府如果出现问题，国家肯定是要兜底的。现在的问题是风险链条出现了问题。
资产负债表可以清晰地表明，从实体经济到金融系统，风险真正有多少，以提醒当局注意。以美国为例，其实，企业基本没有问题，问题主要体现在居民和政府身上，从而连带金融企业出现问题。同样，德国企业也没有问题，企业的健康正是经济恢复的动力和基础所在。
但是，我们的很多企业并不健康，这从资产负债上可以清晰地看出来，企业负债率占GDP比重太高了。2000年至今，企业资产负债率（企业负债/企业资产）大致保持在57%-58%的水平。
尽管在国际比较上，中国企业负债率并非最高，但是2010年，企业部门债务占GDP比重已逾100%，超过了OECD国家90%的阈值，值得高度警惕。在银行主导、信贷资产构成我国金融资产主体的金融背景下，这种状况蕴含着较大的系统性风险。
记者：现在一些企业已经开始出售手里的金融资产，这是出于一种怎样的考虑？
李扬：地方政府出售资产是挺好的。就是在总的架构里面，进行结构调整。这说明：一是在总体上来看，地方政府基本健康；二是资产结构上严重扭曲，负债太多、资产太少；三是证明多数地方政府自身可以平衡，只通过资产负债在各部门间进行转移。
2004年开始的国有银行改革，就是资产在各部门中进行资产转移的一个适例。当时，国有银行不良贷款规模已经使银行濒临破产的境地，国务院通过外汇资产的置换就解决了问题。换言之，那时，我国的资产负债表总体上没有问题，只是其中的一些部门，主要是金融机构存在问题。进一步看，如果问题仅仅是结构性的，则使用结构性调整手段便可解决。用外汇资产解决我国金融机构再资本化问题，就是一个典型的资产负债表结构调整。当然，做这种事情需要有政治决心。
反观欧洲、美国政府，其债务大都没有相应的资产，也没有其他部门的资产来进行填补，于是只能向国外求助。中国的地方政府在卖资产，说明他们还有可变现的东西，这意味着未来中国还会有比较好的增长势头。当然，结构不平衡之中，也蕴含着巨大风险。
记者：政府的资产和负债都很高，这是中国资产负债表的特色。从效率来讲，政府拥有这个资产的效率高一些还是民间拥有并运用这个资产的效率高一些？
李扬：这个问题需要小心回答，而且要根据具体的对象，根据发展阶段，根据需要解决的问题，没有统一的答案。总体来说，我国政府拥有大量资产，其效率并不低，尤其是在着力于“赶超”的高增长的条件下，政府拥有大量资产，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好处。然而，这个结论根据条件变化是变化着的。在正常情况下，利用市场机制，有民间资本拥有资产，其效率更高些。大致可以这么说，中国经济已经走到一个前沿，前面没有成功经验可借鉴。再往前走，政府的效率可能就没那么高，应当更多地发挥企业和市场的作用。
现在，中国经济总量已经超过日本，位列第二，未来往哪走，美国人不清楚，中国人也不清楚，这就需要探讨，我以为，面对不清楚的未来，让市场去做更多的探讨，让市场去承担更多风险，同时也让它们分享更多收益，是适当的，也就是说，所有的模式和道路都是相对真理，都是此时此地此阶段是对的，失却这些条件，真理就变成谬误。
有学者担心我们的结论会被误读。有人可能断章取义，说是现在搞得好，今后就要继续这样下去。这并非我们的本意。同时，我们清醒地意识到，这种状况的存在，确实也给我们提出了新的挑战，我们将在这个研究基础上，再做更细致的分析。如此，我们的有关国家资产负债表分析，就有可能走在世界的前列。
国家在转型，世界在变化，未来十年至关重要。在此严峻挑战下，我们制定长期发展战略，需要国家资产负债表这个分析框架。
（摘自《财经国家周刊》2012年第22期。作者为该刊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