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中文遇见英文时会发生什么现象呢？当两种语言第一次碰面的时候，它们会很难磨合。 梁启超在写文章时碰到了democracy（民主），可是那时还没有一个现成的词来解释democracy这个观念，他没有办法，就把它翻译成德谟克拉西。梁启超在文章里面写到灵感，他不晓得该怎么用中文来说，英文是Inspiration，他就翻译成烟士披里纯。
我在美国教中国文学的时候，美国学生的中文不够好，只能用译音来读，接近不了中国的词。有一次我跟他们讲贾岛的《寻隐者不遇》：
松下问童子，
言师采药去。
只在此山中，
云深不知处。
如果翻译成这样：
Under a pine tree，I asked a boy.
And he said： my master is away，picking the medicine on earth.
He must be somewhere on the hill，
But the clouds are so heavy. I don’t know where he is.
这个当然很容易懂，但是这种说法像唐诗吗？太啰嗦了，跟唐诗差得太远了，所以我忍不住说：
Pine under asked a boy.
Said master away，picking the medicine on earth.
那些美国学生就很困惑，说这些句子都没有主语。所以他们问：“松下问童子，是谁在问呢？言师采药去，是谁在回答呢？只在此山中，是谁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是谁不知处？”他们很奇怪：“你们怎么会知道上一句是张三，下一句是李四？”于是我就跟美国学生说：“既然你们不能忘情于主语，那就让我为你们补上主语，把五言绝句改成七言绝句：
我来松下问童子，童子言师采药去。师行只在此山中，云深童子不知处。
“五四”以来，我们写白话文，很多人就是英文读得太多而没有化开，把英文的句法拿来写到诗里。这样一来，就出现了很多主语：我出门去，我看见一条狗，我说，可怜的狗啊！一路的主语出来，一路的第一人称出来。唐诗里面第一人称很少出现。比如：
“独在异乡为异客”——主语是王维，是“我”。
“每逢佳节倍思亲”——主语还是王维，还是“我”。
“遥知兄弟登高处”——主语还是“我”。
“遍插茱萸少一人”——主语是谁？还是“我”嘛。
你把“我”字写进去，文法讲得太清楚就没有诗意了。
英文的压力使我们的中文变得西化，压得太厉害就变成恶性西化。是不是凡是西化就不好呢？那也不一定，要看你“西”到一定程度能不能“化”，“西”而不“化”是半吊子，那就是恶性循环。有一次我出一个题目要学生翻译：“Don’t cough more than you can help.（不要拼命咳）”怎么翻译呢？“不要咳起嗽来比你能咳的咳得更多。”翻译成这样的话就是很可怕的恶性循环。
中文的表达能力很广阔，比如徐志摩的《偶然》第二段：
你我相逢在黑夜的海上
你有你的，我有我的，方向
你记得也好
最好你忘掉
在这交会时互放的光亮
很好的句子，很好的诗。徐志摩西化成功了。
你看，“你我相逢在黑夜的海上”，本来中文是“你我在黑夜的海上相逢”，可是现在，“在黑夜的海上”放到后面去了。
“你有你的，我有我的，方向”，这也是西化，绝对不是中文的习惯。我们中国人说“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我们不会少说一个“理”字。可是徐志摩说“你有你的，我有我的，方向”，就很好了。如果他说“你我相逢在黑夜的海上，你有你的方向，我有我的方向”，这就不是诗了，这是两个人吵架了。“方向”只用一次，是聪明的做法，这就是西化成功了。
后面三句也是西化的。“你记得也好，最好你忘掉”，“记得”是动词，“忘掉”也是动词，它们合用一个受词，这个受词就是最后一句“在这交会时互放的光亮”中的“光亮”一词。
如果他不用一次，而用两次，就变成“你记得在这交会时互放的光亮也好，最好你忘掉在这交会时互放的光亮”，那就啰嗦得不得了，连散文都不能算好的了。他聪明就聪明在他只用了一次，“你记得也好”，他不告诉你记得什么，然后他说“最好你忘掉”，结果随之出来了，“在这交会时互放的光亮”。这就是西化成功之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