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把家乡话称为“母舌”，这个比喻很有意思。此喻是否系汪老之原创，我不知道，但他对“母舌”的运用之妙，阐述之精，无疑是文学界的一个突出现象，已在当代小说、散文创作中产生了相当的影响。在汪曾祺的小说、散文中，人们不难发现他的“母舌”之迹，尤其是在那些以高邮为背景的作品中，几乎是俯拾可见。这些看似不过是两三个字或三五个词，但在作品中却往往形成了一种氛围，一种气场，弥漫着一种独特的韵味。汪曾祺很讲究方言土话的味儿，许多苏北人、江淮地区的人之所以喜欢汪曾祺那些以高邮为背景的小说，其小说语言的“味儿”，是一个不可或缺的因素，也可以喻为小说中的“味精”，使小说中的语言鲜起来了、活起来了。他在家乡高邮讲学时，曾说到他的一篇小说中写到高邮妇女头发用的是“滑滴滴”一词，不料却被编辑改成了“滑溜溜”，他感到很无奈。文学评论家叶橹先生时在高邮师范任教，汪老讲学时，他也在场。他传神地写道，汪老“说到这里时，他的表情是一种无奈的幽默，并加了一句：‘这么一改，成了什么味儿了？’学生们听的哄堂大笑，我亦忍俊不住。”当然，讲究“味儿”，还得要注意读者的“胃口”，汪曾祺在用乡音时还是很慎重的。他曾举一个例子说：“我的家乡（我的家乡属苏北发话区）把一个人穿衣服干净、整齐、挺括、有样子，叫做‘格挣挣的’，我在写时想用这个词，踌躇了很久。后来发现山西话里也有这个说法，并在元曲里也发现‘格挣’这个词，我才放心地用了。”（《小说技巧常谈》）汪曾祺说，“写有地方特点的小说、散文，应适当地用一点本地方言。我写《七里茶坊》，里面引用黑板报上的顺口溜：‘天寒地冻百不咋，心里装着全天下’，‘百不咋’就是张家口一带的话。里有这样几句：‘这车的样子真可笑，车轱辘是两个木头饼子，还不怎么圆，骨鲁鲁，骨鲁鲁，往前滚。’这里的‘骨鲁鲁’要用张家口坝的音读，‘骨’字读入声。如用北方音读，即少韵味。”（《学话常谈》）也许是汪曾祺在张家口时间太宽裕了，他甚至还注意观察了鸟的乡音。他说：“坝上出百灵。……关里的百灵很多都是从‘口外’去的。但是口外的百灵到了关里，得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教，否则它叫起来带有口外的口音。”汪老幽默地写了这么一句话——“咦，鸟还有乡音吗？”这样仔细观察鸟“母舌”的声音的，大概全中国作家中只有先生一个人吧！不仅小说中屡见高邮方言土话，在汪曾祺的诗中，也有以家乡话入诗的。如《赠杨鼎川》中的“雨洗门前石鼓子”、“闲游可到上河埫”。其“石鼓子”，为旧时大户人家门前两旁之鼓形石质装饰物，高邮人都是以“石鼓子”称之。“上河埫”，则是指高邮段的运河河堤。埫者，坝也。高邮人说去河堤，都是讲去河埫，若云河堤，那就是官话了，或是纸上的话了。《一九八三年除夕子时戏作》中之“何曾惆怅一丁儿”，那“一丁儿”也是高邮土话，喻其数量极小、极微耳。在《我的家乡在高邮》一诗中，其“闷芋头”、“女伢子”、“不丑”也是流行于江淮一带的高邮土话。诗中的这些高邮土话虽然不多，但高邮人读了，便会产生一种特殊的亲切感和亲和力。高邮文游台，是高邮的名胜古迹之一，传宋代大文豪苏轼曾与秦观、王巩、孙莘老聚会于此，时人于此筑四贤堂以作纪念，后人称之为文游台。1991年9月，汪曾祺于高邮文游台即兴写下了一首七绝《文游台》：“年年都上文游台，忆昔春游心尚孩。台下柳烟经甲子，此翁筋力未至衰。”然后，他又用乡音吟诵一遍，使在场陪同的高邮市的乡亲感动不已。为什么感动，其乡音当是不可少之因素也！还看到一首诗，汪曾祺把乡音甚至用在了与高邮相隔万里的北方地区。在贺沈阳市文联主办的文学杂志《芒种》40周年的这首五律中，他就是用乡音押的韵。其诗云：“芒种好名字，辛勤艺百谷。佳作时时见，陵树风簌簌。好雨亦知时，欣逢年不惑。尊酒细谈文，相期六月六。”诗之二、四、六、八句之末字，只有用高邮话“读起来才顺口，才有韵味，才会觉得非常和谐。”汪老还十分关注家乡话的研究。高邮朱延庆先生对高邮话很有研究，是扬州市语言学会名誉会长，他在任高邮师范学校校长、高邮市副市长、高邮市政协副主席期间，多次接待汪老，与汪老交谊十多年。他们有一个共同感兴趣的话题，就是对“母舌”的研究。汪老在研究秦少游词中的高邮方言时，他还特地提到了朱延庆对“胳织”即“胳肢”一词的解释，“其说近似”。汪曾祺甚至还花费了相当的时间和精力，翻阅了明代王磬的散曲和秦观的词，王、秦都是高邮人，汪曾祺就是想看看他们的作品里有没有高邮话。结果是，秦少游的词里有，王磐的散曲没有。汪曾祺不仅查阅融汇了前人的研究成果，而且还有新的发现，他认为，除两首《品令》中有高邮话外，秦少游的《醉乡春·唤起一声人悄》中，也有高邮话，这个高邮话，就是“半缺椰瓢共舀”的“舀”。汪曾祺认为：“这个字不是高邮所独有，但少游是高邮人，对这个字很熟悉，故能押得自然省力耳。”而且，秦少游的《品令》中的高邮话也不止是“天然个品格”那一个“个”字，他指出，“《品令》这两首词通篇都是用高邮话写的。”（《词曲的方言与官话》）就我所了解到的学术动态而言，这在秦少游的研究著述中，汪老的研究道前人所未云，无疑是有价值的创见。汪老还认为，“毛主席的诗词大体上押的是‘平水韵’，《西江月·井冈山》是个例外”，“是照湖南话押的韵。”汪老说，“毛主席用湖南话押韵大概是不知不觉的。”“填词的人在笔下流出自己的乡音，便是很自然的事。”（《毛泽东用乡音押韵》）汪曾祺之所以如此不忘高邮话，研究高邮话，一是出于乡情，因为他是高邮人。二是缘于写作，因为他是作家。出于乡情，他自然对家乡话不能忘怀。乡音，其实是乡情中一个最活跃的细胞，最容易被乡情“激活”，也最容易“激活”乡情。无论是唐·贺知章的“乡音无改鬓毛衰”（《回乡偶书》），宋·范成大的“乍听乡音真是归”（《将至吴中，亲旧多来相迓，感怀有作》），清·叶燮的“忽讶船窗送吴语”（《客发苕溪》），都形象地表达了乡音所蕴涵着的乡情。正如汪曾祺所说的“光是听见她（指汪曾祺的姐姐）的声音，就能想起高邮，想起小时候的好些事儿来。”缘于写作，汪曾祺则必须研究高邮话，因为“一个人最熟悉、理解最深、最能懂得其传神妙处的，还是自己的家乡话，即‘母舌’。”（《小说技巧常谈》）“一个人的‘母舌’总会或多或少地存在在他的作品里的。”（《林斤澜的矮凳桥》）他对方言还有这样一段精彩的论述。他认为，“每一种方言都有特殊的表现力，特殊的美，这种美不是另一种方言所能代替，更不是‘普通话’所能代替的。‘普通话’是语言的最大公约数，是没有性格的。”（《林斤澜的矮凳桥》）在不少文章和讲学中，他多次列举过鲁迅、沈从文作品中方言所表现出来的特殊的表现力，特殊的美。这对于初涉文坛、刚刚从事文学创作的文学青年来说，是非常有指导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