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1898年3月5日，周恩来出生在江苏省淮安县一个没落的官僚家庭。早在少年时代，周恩来就关心国家的前途。一天，老师在课堂上问学生：“读书是为了什么？”周恩来回答说：“为中华之崛起。”在短短的一句回答里，体现了周恩来伟大的抱负。在南开学校初露锋芒1913年，15岁的周恩来离开沈阳，考入天津南开学校。当时我国正处于政治动荡时期。周恩来在南开的第二年就成为一名学生领袖。他与三位同学发起了敬业乐群会，创办了《敬业》杂志。他虽是这个团体的领导人，但极力推荐另一位创始人担任会长，自己担任副会长。在那时就表现出谦虚大度和不图名利的优秀品质。这个团体成了一个活跃中心，同学们常来借阅进步书籍，讨论最关心的问题，唱歌或做其他事。周恩来担任《敬业》的主编，常常撰写文章，还常常在校刊《校风》上发表对时局的见解。东渡日本周恩来从南开毕业面临两种选择：一是找工作，二是进大学，他选择了后者，决定到日本留学。1917年9月，周恩来在朋友的资助下，东渡日本。留学期间，他希望能找到他所关心的那些问题的答案，学会如何拯救祖国。当时，日本是中国优秀青年向往的国家之一。然而，后来他失望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战火正猛烈燃烧，军国主义的日本妄想趁列强在欧洲互相厮杀之机，加紧侵略软弱无能的中国。然而，两个月后，他的注意力被一件轰动世界的大事——俄国十月革命——吸引住了。他努力探索无产阶级专政的意义，阅读他能找到的有关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报道，认真研究这一事件，了解它依据的理论基础。这是他第一次接受马克思主义教育，从此马克思主义指导着他的一生。被捕入狱1919年初，在巴黎和会上帝国主义列强决定把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败国德国在山东获得的一切“权利”转让日本。消息传来，留日中国学生十分激愤，于是，开展反日运动。在这些爱国运动中，周恩来发挥了积极作用。这时，北京以段祺瑞为首的军阀政府不顺民意，不理睬民众要它停止向日出卖主权的要求。周恩来感到祖国更需要他，便于1919年4月动身回国。周恩来回到祖国，发现民情振奋，到处是要求变革的呼声。几星期后，愤怒迸发了。5月4日，爱国学生反对军阀政府的运动震撼了北京，很快发展到全国各地。周恩来从日本回国，便成为学生联合会主办的《天津学生联合会报》的主编。同年9月，天津学生联合会和女学生组织的天津女界爱国同志会的部分领导人又组成了觉悟社。已进南开大学学习的周恩来和回民学生领袖马骏成为天津学生联合会的杰出代表；女界爱国同志会方面推选的知名人士有郭隆真、邓颖超和刘清扬等。邓颖超当时15岁，是他们中最年轻的一个。觉悟社出版了不定期刊物——《觉悟》，要求所有的领导成员用笔名写文章。共编50个号码，由成员们抓阄决定。周恩来抓到五号，邓颖超抓到一号。为了听出来像中国人名字，他们都根据号码谐音取了笔名，周恩来称“伍豪”，邓颖超叫“逸豪”。留法学习，寻求医治中国痼疾的良方1920年12月周恩来到达法国。 周恩来到法国有两个目的：一是加紧研究马克思主义；二是寻求医治中国痼疾的良方。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在上海诞生了。那时，中国和法国之间的通信十分缓慢，这个消息过了很久才传到巴黎。周恩来和在欧洲的其他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早在同年三月就成立了自己的组织——共产主义小组。在1921年7月建党前，国内外有8个共产主义小组在活动，目的都是为了在中国成立统一的共产党组织。党成立后，原来属于这些共产主义小组的成员都被算为中共正式党员。中国共产党的巴黎组织称作“旅欧总支部”，由赵世炎担任第一届总支书记，周恩来担任第二届总支书记。作为旅欧总支部的负责人，周恩来常奔波在巴黎和柏林之间，而且在德国逗留的时间较长。有一次他去柏林，认识了比他年长12岁的朱德。朱德在国内曾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但没被接受。周恩来认为他此时已够条件，并愿意介绍他入党。领导上海第三次武装起义1924年，为了推动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进行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斗争，中国共产党同国民党进行第一次合作。尚处于幼年时期的中国共产党需要更多干部担任各级职务，于是，便从欧洲召回许多党员，旅欧总支部书记周恩来也应召回国。此时，26岁的周恩来已在政治上和思想上相当成熟，准备迎接他所面临的各项任务。1927年，当时29岁的周恩来，担任中共江浙区军事委员会书记和中央军委书记。到达上海后，他立即着手执行新任务。他与赵世炎、罗亦农领导了上海第三次武装起义。那时是3月中旬，北伐军进逼上海，胆战心惊的军阀孙传芳只留心通向上海的交通要道，完全没有觉察市内发生的事情。周恩来等决定3月21日中午举行总罢工，然后采取武装行动占领市政府。根据周恩来与他的战友制订的行动计划，将上海分为7个区，同时发动起义。他亲自领导由5000名坚定的产业工人为先锋的武装进攻。很快，他们的起义队伍发展到几万人。虽然力量悬殊，刚发动进攻时，他们手中还不到200支步枪，但是，他们的奇袭使敌人大为震惊。因为起义者缺少武器弹药，便想了一个十分聪明的办法——在空汽油箱内放鞭炮，模仿机关枪的声音，以壮声威。经过30个小时英勇顽强的战斗，起义者包围了全市各警察局及其他据点，彻底击败了敌人。次日下午6点，当局只得投降。周恩来与他的队伍占领了上海。上海第三次武装起义的胜利，是中国革命史上的一个重要事件。它充分说明，周恩来是一位杰出的战略家。从4月12日起，上海变成屠场，周恩来与他的战友们转入地下。共产党员及进步分子在马路上横遭屠杀，赵世炎被国民党逮捕，于7月19日被害，罗亦农也于1928年4月21日被害。周恩来在地下党工人的掩护下，躲过了大搜捕。南昌起义周恩来机智地逃出上海，到了武汉。在武汉停留了一段时间后，又赶到南昌，开始下一个重大行动。周恩来受党的委派，在7月底到达南昌，领导大规模的武装起义。南昌起义是共产党为挽救革命而首次独立发动的武装斗争。 周恩来当时任“前敌委员会书记”。他到达南昌后立即开展工作。7月27日，他在江西大旅社起义的指挥部召集李立三、恽代英、彭湃等前委开会，讨论了当时的局势，决定于7月30日深夜发动起义。驻扎在南昌附近的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军长贺龙公开表示对蒋介石不满，同情革命，准备投身共产主义事业。那时贺龙还不是党员，没有参加在江西大旅社召开的秘密会议。次日，周恩来亲自拜访贺龙，把他当作知心朋友，贺龙欣然同意参加起义，并把军队交与周恩来指挥。当时，贺龙率领的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叶挺指挥的第十一军第二十四师，加上朱德指挥的第三军的一部分，共三万多人，而国民党军队只有一万多人。贺龙任起义军总指挥，叶挺任前敌总指挥，刘伯承任参谋长。革命军在预定时间发起进攻。公安局长朱德作出了贡献。他在起义前几小时，把国民党高级军官邀去吃饭，饮酒作乐，拴住了他们。战斗进行了五个小时，敌人放下了武器。南昌起义开始了中国共产党独立地领导革命武装斗争和创建人民革命军队的新阶段。由领导毛泽东到支持毛泽东的领导从1927到1935年，先是周恩来在中共中央领导，毛泽东在地方建业；后来毛、周同在中央苏区工作，仍是周恩来处在领导地位。周恩来很尊重毛泽东，并支持毛泽东从事军事领导工作。1935年后，毛泽东实际上处于领导地位，周恩来便协助、配合毛泽东，在军事上取得接连不断的胜利。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开始长征，突破敌人四道封锁线，12月，又攻占湖南省西南边界的通道县城。这时，蒋介石已摸准红军准备北上到湘西和红二、六军团会合，于是在北上路上部署了五六倍于红军的十几万兵力，布下口袋阵，等红军钻进去，而博古、李德仍按原来打算不变。在中央的一些负责人开的一个紧急会议上，李德仍主张“转向北方，与二军团建立联系。”毛泽东则主张向西进军，进入敌人兵力较薄弱的贵州内地。毛泽东的主张得到张闻天、王稼祥、周恩来等的支持并通过。会后，中央军委发出红军进入贵州的命令。12月15日，红军攻占贵州黎平。18日，在黎平开了中央政治局会议，博古、周恩来、毛泽东、陈云、刘少奇、李德等出席了会议。经激烈的争论，会议否定了博古、李德等主张中央红军去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并在湘西建立根据地的方针，通过了毛泽东的意见，决定中央红军在川黔边建立根据地。这次会议由周恩来主持，他对毛泽东的支持是强有力的。此后不久，就停止了李德对红军的指挥。1935年1月中旬，召开了遵义会议。会上，周恩来完全同意毛泽东的意见。在遵义会议上确立了毛泽东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使红军和党中央得以在最危急的情况下保存下来。张学良说：“我结识了最好的朋友……”1935年中国共产党发表“八一宣言”，明确提出停止内战，实行全民族抗战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主张。这时，周恩来在中共中央担任东北军工作委员会书记。他要中共陕甘省委做东北军106师等军队的工作，12月底，红军与驻在甘泉县的东北军达成抗日协定，互不打仗。还组织俘获的东北军军官参加学习班。1936年元旦，中央在瓦窑堡举行阅兵式，让学习班的人也参加。周恩来在阅兵式前讲话，号召东北军与红军携起手来，共同抗日。学习班里的东北军军官高福源在苏区亲眼见到红军的所作所为；听了共产党领导人包括周恩来对形势的精辟分析和亲切话语，受到很大启发。他决定回去把所见所闻告诉东北军，并亲自向张学良提出联共抗日的主张。张学良在听了高福源的报告后很高兴，要高福源带一封信再去瓦窑堡，约共产党负责人在洛川相见。高福源到瓦窑堡见到周恩来，转送了张学良的信。周恩来热情赞扬他为抗日救国的事业作出贡献。随后，中共中央派联络局局长李克农到洛川与张学良见面。张学良表示“希望跟周恩来先生亲自谈一谈。”1936年4月9日晚，周恩来与张学良在肤施（今延安）天主教堂进行会谈。张学良在会谈后对刘鼎说：“会谈后，我是太满意了，比我想象中好得太多了，我结识了最好的朋友，真是一见如故！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人，周先生是这样的友好，说话有情有理，给我印象很深，解决了我很多的疑难。我要早见他多好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