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司马迁有垂名后世以达致“不朽”的强烈愿望，他将这种愿望寄托于建立功业、绍续《春秋》、附骥尾三载体，所以《史记》纪事传人的世家、列传的安排和所记人物的事行以及对历史人物的评赞，都充溢着司马迁刻意为他所认可的历史人物传名的精神诉求，故可认为垂名后世是《史记》创作的重要情感动力。
关键词：不朽 《史记》 创作 动力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关于司马迁创作《史记》的动力，历代论者多有论述。但司马迁垂名后世的强烈愿望，对他忍辱创作《史记》有直接的推动作用，这一点似乎尚乏详细阐论。兹详参《史记》《汉书》有关资料，就此问题作一抛砖引玉之言。
一 司马迁心目中的“三不朽”事业
《左传·襄公二十四年》记载穆叔与范宣子讨论古人时常称引的“三不朽”事业说：“大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不朽，是说一个人的声名不因其生命的终结而长久流传后世。“三不朽”之事，便是铸成“不朽”的有效载体。这在司马迁看来，达致“不朽”的方式主要有三种，即建立功业、绍续《春秋》、“附骥尾”。也就是说，司马迁企图通过这三种方式，实现他名垂后世的愿望。
司马迁父亲司马谈为史官，司马谈临终时郑重叮咛他应当绍续《春秋》以“扬名於后世，以显父母，此孝之大者”，这成了司马迁此后忍辱创作《史记》的动力之一。但司马迁自己原本要把达致“不朽”的愿望寄注在建立功业上。
他在《报任安书》里自述其胸怀说：“仆少负不羁之才，长无乡曲之誉。”这种不羁之才，就是司马迁希望建立功业的表露。在《太史公自序》里，司马迁在开篇记述司马氏的久远传承后复记其祖先的不凡事迹。
司马迁之父司马谈以前，从西周到秦朝的司马氏诸先人，皆不以史官的著述，而以身仕当世君主有所作为而显名，可见，司马迁颇以其祖先的业绩自负。司马迁早年曾漫游大江南北，“于是迁仕为郎中，奉使西征巴、蜀以南，略邛、昆、昆明，还报命”。根据《汉书·东方朔传》，汉武帝时期，公孙弘、儿宽、董仲舒、夏侯始昌、司马相如、吾丘寿王、主父偃、朱买臣、严助、汲黯、胶仓、终军、严安、徐乐等人曾经以朝廷名义，出使郡县，为汉王朝出力立功，以至“为郡国守相至公卿”。可知当时人把司马迁“奉使方外”的经历看作建功立业的途径，而司马迁本人定然也将此作为扬名后世的方式，这也符合他“少负不羁之才”的素志。
除绍续《春秋》和建功立业以垂名外，在司马迁的心中还有一个留名的载体，这就是他在《伯夷列传序》里再三致意的“附骥尾”：
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贾子曰：“贪夫徇财，烈士徇名，夸者死权，众庶冯生。”“同明相照，同类相求。”“云从龙，风从虎，圣人作而万物睹。”伯夷、叔齐虽贤，得夫子而名益彰。颜渊虽笃学，附骥尾而行益显。岩穴之士，趣舍有时若此，类名堙灭而不称，悲夫！闾巷之人，欲砥行立名者，非附青云之士，恶能施于後世哉？
所谓“附骥尾”，本意是蚊蝇附在马的尾巴上，可以远行千里，喻依附先辈或名人之后而成名。大概司马迁在立功当世的志向未遂，不得不继承父业做了史官，而“文史星历，近乎卜祝之间，固主上所戏弄，倡优畜之，流俗之所轻也”，又因李陵事遭腐刑，以“刀锯之余”，“亏形为扫除之隶”，成为“无所比数”之人，更感到留名青史的愿望难以实现，所以他迫切希望自己能像古之伯夷、颜渊那样，得以“附青云之士”，“立名”“施于后世”。
因此，可以把司马迁欲垂名后世的三方式之建立功业看作司马迁的素志，而绍续《春秋》则是他在不能实现其志向后的不得已而为之的唯一可能的选择，附骥尾则是他对自己能否垂名的担忧和诉求。以上三者便构成了司马迁创作《史记》的基本动力和裁采历史人物的重要尺度，这成为司马迁评价历史人物并为之作传的一条价值红线。
二 司马迁对“三不朽”历史人物的评赞
我们可以从《史记》的大量人物传记中更为完整地看到司马迁把他建立功业、绍续《春秋》、附骥尾以垂名的意愿寄托在历史人物的事迹以及其评赞之中。
《太史公自序》自言作列传的缘由说：“扶义 傥，不令己失时，立功名于天下，作七十列传。”立功名，谓建立功业以显名。历史上那些能够不失时机地仗义行事，从而建立功业以显名天下之人的卓异不凡的业绩，令司马迁神往，激起司马迁为其作传传名的强烈冲动。此外，司马迁还特辟《刺客》《扁鹊仓公》《游侠》《滑稽》《日者》《龟策》《货殖》诸列传，替那些为时流所不齿的小人物开辟专传，使之垂名青史。在这些列传中，司马迁常通过历史人物的言行，直接表露他对古人能够以其异乎寻常的事迹或途径传名后世的由衷赞美之情。例如：《越王句践世家》之“范蠡三徙，成名于天下”；《管晏列传》之管仲“不羞小节而耻功名不显于天下”；《张仪列传》之张仪、苏秦、苏代、苏厉皆“名显诸侯”；《货殖列传》之孔子因其弟子子贡而“名布扬于天下”；《田叔列传》则感念：“夫月满则亏，物盛则衰，天地之常也。知进而不知退，久乘富贵，祸积为祟。故范蠡之去越，辞不受官位，名传后世，万岁不忘，岂可及哉。”都是司马迁刻意彰显这些历史人物皆有非凡之行，方得以名垂不朽。
即使在不是为人物作传而是记载典章制度的“十书”里，司马迁也把他对历史人物能显名于世深表赞叹。如《平准书》：“齐桓公用管仲之谋，通轻重之权，徼山海之业，以朝诸侯，用区区之齐显成霸名。”《律书》：“吴用孙武，申明军约，赏罚必信，卒伯诸侯，兼列邦土，虽不及三代之诰誓，然身宠君尊，当世显扬，可不谓荣焉？”值得注意的是，在上引《管晏列传》里，司马迁记述管仲不羞小节而立功名的言行，实际上表现了司马迁本人强忍腐刑之辱，以写作《史记》的切身之衷。这种颇具感情色彩的文字在《史记》诸评赞中表现得尤为突出。
详考《史记》诸评赞，这种饱含感情色彩的文字可以分作七类，皆可见出司马迁将垂名后世的意愿寄注于对历史人物的评价之中的情感因素，由此突现他创作《史记》的精神动力。
第一类是为游侠、刺客作传的评赞。《游侠列传序》说：“古布衣之侠，靡得而闻已。”司马迁对此甚感惋惜，因而为游侠作传。《刺客列传》“太史公曰”直接赞美刺客“此其义或成或不成，然其立意较然，不欺其志，名垂后世，岂妄也哉”，而为其作《刺客列传》。 第二类如《越王勾践世家》“太史公曰”称颂勾践、范蠡君臣建功立业，理当显名后世：“勾践可不谓贤哉！盖有禹之遗烈焉。范蠡三迁皆有荣名，名垂后世。臣主若此，欲毋显，得乎？”
第三类如《萧相国世家》《绛侯周勃世家》《樊郦滕灌列传》“太史公曰”感叹社会下层之人凭运乘势，“附骥尾”而建功业，得以显名于世。这一类评论特别能见出司马迁对“附骥尾”以显名的感慨：“吾适丰、沛，问其遗老，观故萧、曹、樊哙、滕公之家，及其素，异哉所闻！方其鼓刀屠狗卖缯之时，岂自知附骥之尾，垂名汉庭，德流子孙哉！”
第四类如《苏秦列传》“太史公曰”，言不忍“起阎闾”而“智有过人者”之苏秦默默无闻，于史无书，故特为之作传。
第五类如《范雎蔡泽列传》《伍子胥列传》《季布栾布列传》“太史公曰”，言为因困厄而“激”、而取卿相显名的范雎、蔡泽，因“隐忍就功名”的伍子胥及“自负其材，故受辱而不羞”的季布作传的缘由。特别是伍子胥事，激发起司马迁遭李陵之祸的悲愤，更能见出其含垢忍辱创作《史记》的冲动：“怨毒之于人甚矣哉！王者尚不能行之于臣下，况同列乎！向令伍子胥从奢俱死，何异蝼蚁。弃小义，雪大耻，名垂于后世，悲夫！方子胥窘于江上，道乞食，志岂尝须臾忘郢邪？故隐忍就功名，非烈丈夫孰能致此哉？”
第六类如《樗里子甘茂列传》《信陵君列传》《廉颇蔺相如列传》《鲁仲连邹阳列传》《刘敬叔孙通列传》“太史公曰”，皆可呈露司马迁珍视一事、一行有异于常人者，特地为其留名后代而作传的赞叹之情。
第七类是对失败英雄的赞叹、惋惜。在《李将军列传》里，司马迁对汉名将李广出生入死终不得封侯，竟以自裁结束生命的悲剧深致同情；在评赞里，司马迁更以天下之人“知与不知，皆为尽哀”表达他对英雄末路的悲悼。《淮阴侯列传》司马迁评曰：“假令韩信学道谦让，不伐己功，不矜其能，则庶几哉，于汉家勋可以比周、召、太公之徒，后世血食矣。”对韩信“乃谋畔逆，夷灭宗族”的结局表示无限的伤悼与同情。《魏豹彭越列传》更是对魏豹、彭越身败而不自杀的动机作了感同身受的评论：“魏豹、彭越虽故贱，然已席卷千里，南面称孤，喋血乘胜日有闻矣。怀畔逆之意，乃败，不死而虏囚，身被刑戮，何哉？中材已上且羞其行，况王者乎！彼无异故，智略绝人，独患无身耳。得摄尺之柄，其云蒸龙变，欲有所会其度，以故幽囚而不辞云。”魏豹、彭越皆是汉初随刘邦夺取天下，创立功业，进而“南面称孤”，后因谋反被诛的著名人物。对于叛逆之人做这样的评语，可看作司马迁忍辱作《史记》以垂名的夫子自道。
三 司马迁对自己发愤作《史记》愿望的总结
司马迁鉴古观今，感念他不幸的遭遇，把所有欲垂名后世的诉求，都集中凝结在《报任安书》，表达他发愤作《史记》的情感动机上：
古者富贵而名摩灭，不可胜记，唯倜傥非常之人称焉。盖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乃如左丘无目，孙子断足，终不可用，退而论书策以舒其愤，思垂空文以自见。
司马迁在天汉二年（前99）一心撰写《史记》之时，却身罹李陵之祸，汉武帝将其下之蚕室，处以宫刑。司马迁本来“少负不羁之志”，遭受这样的奇耻大辱，本想一死了之，但继续写作《史记》，以名垂不朽的冲动使他获得了坚韧的力量。这就是《报任安书》所说的“隐忍苟活，幽于粪土之中而不辞者，恨私心有所不尽，鄙陋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也”。他认为周文王、孔夫子、屈原、左丘明、孙子、吕不韦、韩非以至《诗》三百篇的作者都身受厄难，但皆隐忍发愤，创为各式篇章，声名流传千古。这些古圣先贤的事迹是司马迁忍辱写作的榜样，司马迁最终效法他们，完成了“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史记》一书，终于实现他表文采于后，名显千秋的追求。
司马迁致力创作《史记》以垂名后世的悲壮之举对后世人士产生了巨大影响。在“文学的自觉时代”，曹丕在《典论·论文》中说：“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是以古之作者，寄身於翰墨，见意於篇籍，不假良史之辞，不托飞驰之势，而声名自传於后。”晋代则有史学家陈寿、王长文、虞溥、司马彪、王隐、虞预、孙盛、干宝、邓粲、谢沈、习凿齿、徐广等，《晋书》对他们能以史籍名世评价说：“咸能综缉遗文，垂诸不朽，岂必克传门业，方擅箕裘者哉！”刘勰《文心雕龙·程器》说：“穷则独善以垂文，达则奉时以骋绩。”着重说明功业难以建立，而处在境遇、前程困顿无聊的情况下，文人应当持取“垂文”的人生态度：积极从事著述篇章以传名后世。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综上所述，司马迁有垂名后世以达致“不朽”的强烈愿望，他将这种愿望寄托于建立功业、绍续《春秋》、附骥尾三载体，所以《史记》纪事传人的世家、列传的安排和所记人物的事行以及对历史人物的评赞，都充溢着司马迁刻意为他所认可的历史人物传名的精神诉求，故可认为垂名后世是《史记》创作的重要情感动力。
参考文献：
[1] （汉）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1982年版。
[2] （汉）班固：《汉书》，中华书局，1982年版。
[3] （清）纪昀等：《四库全书》，台湾商务馆影印文渊阁本，1986年版。
作者简介：何锡光，男，1953—，四川南溪人，硕士，教授，研究方向：唐代文史，工作单位：重庆三峡学院文新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