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年集”里的精神痕迹1977年底，我们一群在乡下插队的知青，参加了“文革”后的第一次高考。从入学至今，已30余年。 对于逝去的光阴里的人与事，值得留恋的自然很多。但倘放到人类的大平台来看，则是否有留存的价值还很难说。有心人已注意到了这一代人，毕竟经历了不平凡的年代，精神的痕迹有浅有深，曲直之间可看出思想里的问题。这一切在复旦大学出版社推出的“三十年集”丛书里可看得清楚。看丛书作者的队伍，各种色调的均有，不同的文本聚集于此，南音与北曲，东腔与西调，生出的是一种热闹。真的是群像的陈列。许多人是不太读同代人的著作的，他们觉得过去的文献值得关注，而同代的书籍则不好判断。我粗略看了一下这套丛书，有许多陌生的表达，恍然有新的发现，才知道我们同龄人做了那么多的事情。不妨把它当作思想的档案对待，其可阅读的理由大概也在这里。这些不同性格的人在30年间留下的文字，有一种命运的悲曲在，至少在认识历史的层面，是有参考性的。我年轻的时候看老人的丛书，就想起暮色里的古树，在残照里肃穆的样子，庄严里还有一点悲苦。这状况，如今也降临到我们这一代的身上，只是难及前辈的厚重罢了。因为好奇，我最关心的是自己专业之外的学人文集，神学、社会学、国际政治的那些选集，透露的信息是完整的，可了解30年间的变化之迹。比如上世纪80年代讨论异化的问题，关于资本的问题，那时候都觉得是禁区的突破。现在的读者不会感到这些常识在当时确立的艰难，那时候的行路之苦，至今想来都有点不可思议。想起70年代末的思想碰撞，到80年代冲破牢笼的选择，可观的文字是众多的。我那时候注意的是思想解放的途径，喜读李泽厚等人的书。经由他的思路，去阅读康德、弗洛伊德等人的著作。记得还阅读了周国平译的尼采的《悲剧的诞生》，激情也被焕发了出来。第一次读到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书，心甚神往，有精神的沐浴的快慰。既是阅读者，也是书写者77级与78级学生，在那时候既是阅读者，也是书写者。那时候的文字是初升的太阳一般，喷薄着朝气。毛泽东时代留下的热情以及告别毛时代的犹豫和果然，都复杂地对接在一种新途中。直到80年代末，这种热情一直弥散在字里行间。30年间，思想一方面在不断突围，另一方面也有不断退化的危机。一些论争也在此出现。国家主义、个人主义、民族主义和普世精神交织在议论的空间。有新闻工作者的谈吐，有象牙塔里的学者的沉思，派别也相应出现了。这种分分合合的现象，隐含的意识恐怕一时难以说清。至于是非曲直，说起来也是一言难尽的。我自己对“四人帮”垮台的反应很迟，很晚才从惯性的思维中走出来。我们这一代有早慧者，也有顽固不化的人，思想的变化不都是一下子出现的。77级与78级的学生经历了告别“文革”，回归五四和多种个人主义，以及摇摆于国家意识形态和个体精神的过程。直到今天所讲的左派与自由主义者的价值观，都是从70年代后期的思想觉悟那里一步步走过来的。这里有对域外的摄取的渴望所形成的冲动，五四的声音又回来了；也有新儒学影响下的复古的声音，以及新马克思主义的独语。涌现的新人相当可观，各个领域几乎都有新奇的面孔。我因自己的兴趣，关注的是文学与哲学队伍里的人，他们的审美里的哲学，读起来有益智的效应。钱理群、赵园、陈思和、陈平原、夏晓虹的书，都是文笔出色的一类。我记得第一次读到钱理群关于周氏兄弟的论文，感受到了一种冲击。这样的论文，过去不易读到，这里的内在性因素，是精神解放的前导，沉闷的精神冬天，终于出现一抹亮色了。印象深的还有赵园的《艰难的选择》，以美文的方式表达思想的隐喻，在我看来是一种精神的愉悦。我才知道我们对文学和社会，还可以如此书写。而我们对文化资源的梳理，还远远不够，导致很多宝贵的资源还大多沉睡在荒野里。如今重翻这些人的“三十年集”，真的是温故之感，其实也发现了新的学术之径。比如我阅读夏晓虹的《燕园学文录》，关于晚清文人与妇女的文章，都很好看，史家的博雅和文学的内觉均在。她沉浸在晚清的史料里，却不觉乏味，在人与物之间穿梭的时候，有读书人的惬意在里。我在她对黄遵宪、梁启超、林纾的描述里，感觉出转型时的文人内心的复杂。其实我们这个时代何尝不是一种转型。学术中的生命之感，可能与经验有关。那经验与历史档案的相逢，所升腾的思绪，真是蔚为大观的。有的人力图恢复五四以来的传统，也有的人把颠覆五四作为自己的任务，他们故意避开五四和“文革”，从新的路径里寻找文化的新途。比如钱满素对美国文化的总结性研究，张汝伦对古希腊的深切读解，都是一种别样的选择。关于五四与“文革”的问题，徐友渔、秦晖都有论述，而钱理群、陈思和、黄子平、赵园对五四的认可则形成了另一种声音。这些都是各自的逻辑出发点，他们找到的说服自己的理由，在别人看来，是各有色调的一种合唱。文章家的特色文章观念的恢复，也是这个时期从事学术思考的人的特点。赵园、周国平、止庵的文章，都有文章家的特色。我注意到止庵的文章集，特别能说明一些问题。他起初受父亲的影响写一些新诗，词语都很清新，调子也是明快的。但是后来他的兴趣转化，喜读杂书，涉猎甚广，尤以书话为乐，谈论书籍与文人，都是个性的路子，毫无学院派的样子。他对时代的隔膜主要基于几点：一是拒绝浪漫的抒情，思想在周作人的世界和欧美自由文人的王国。二是远离专业的阅读，在任意而随性里讨论问题。三是博览的快慰，喜欢精神的独白，节制感情，倡导科学的严谨精神。止庵选择的路，和许多学院派者相反，以反雅的方式对待世界，乃为了保留内心的雅致。周作人式的文本的复活，乃读书人自我意识的重新确立。与止庵不同的是陈平原那样的写作，既保留了周作人式的趣味，也带有胡适科学研究的严谨。他的学术史意识里的奇思，在格局上显得比较大气。他的写作始终被一种学术史的眼光所笼罩，甚至认为自己就在这样的学术链条里。陈平原在学术理念上承接王瑶的理路，在方法上取法于胡适、周作人为多。他关于现代学术的建立以及小说史的勾勒，是有上几代学人的思路的。从他的文集看，都是有意与50年代的学术理念保持距离，恢复的是民国学人的一种传统。 上述几个人在文风上是直接到民国的话语里的，有很深的承接意味。但民间一些思想者则表现了另一种格局，他们不屑于做学院派的儒雅的文章，也反对民国的文人腔。这种选择在林贤治那里显得颇为充分。林贤治是山林派的独行者，与象牙塔里的人几乎没有关系。他是鲁迅的追随者，思想不失激情，有浩茫的情思在。其文章有诗人的味道，每每与论敌交手，词语含有杀气，不屈不挠的一面历历在目。影响林贤治的除了鲁迅之外，俄国的知识分子亦是他的精神来源之一。我们在其文章里能够体味到俄国诗人与斗士的忧郁与激情。他蔑视周作人式的儒雅，对胡适的温吞亦保持警惕。这些形成了一种新的文体，但也因为价值判断中的绝然，也受到了温和的自由派文人的批评。不论你喜欢他与否，林贤治的民间性与诗人的激情，显示了生命力的高强。他的不同流俗的歌咏，成了我们时代的独异的存在。中国近30年的学术，渐渐被体制化和格式化，思想不得舞之蹈之，精神被流水线的操作所覆盖，如此看来，林贤治式的存在，真的弥足珍贵。这是新民能否出现的标志。我自己喜欢林氏的率真与才华，但不认可他单值的价值态度。我觉得他学到了鲁迅的一面，遗漏了鲁迅杂学背后的暖意的一面。不过，在学术日趋官化的时代，他带来的清醒是重要的。带着镣铐舞蹈的体制内学人，可选择的空间有时候会受到限制是无疑的，我们需要这样不被外界所累的存在。由此我还想起学术边缘人的写作，也是难得的景观。这可以列出许多的名字。比如李辉、李庆西等人的作品都很有韵味。前者是记者，后者乃编辑，他们是活的史料搜集者和编辑人，对学术自然有另类的眼光，述学的方式很感性，是自由的游走，观点在不经意间慢慢流出。李辉对老艺术家的采访很有功力，写出许多有趣的篇什。李庆西则由当代文学进入古典文化，兴趣略带杂家的意味，是自由阅读与书写的，多有己身的困惑和解惑的快慰，与那些学院派人比，可谓是洒脱而有趣的。教训可能比经验多我自己觉得，30年间的学术与思想，不过对斯大林时代的告别的开始，仅仅是一种精神的修补，如果和前几代人比，显然还存在着盲区。像述学的语言，有魅力的不多，似乎难以调动母语的潜能。在知识的驳杂上，我们没有钱锺书那样的人物，在专门的知识上，金岳霖式的学者也是少的。在史学界，能与陈寅恪相比的有创见者亦很有限。中国的学术进入了断裂的修补期，众人的沉思与劳作，不过是新的起飞的准备。30年间的起起落落，其实是思想的重启。其间的苦乐，青年人未必都能了然吧。学术要求专门化，也应有通人在。可是至少在人文领域，这一代人还不易做到。我们的思考者现在离现实越来越远，有的沉潜之功亦颇为不足，我自己就有这样的问题。我偶读龚自珍的书，看到他对古人与今人的态度，学问里有生命的力度。他的文章，有忧世的苦楚，还有与古人对话的贴切与机敏，学问与人生是一致的。这样的人，我们今天不易见到。当然，现代的学术，不都应要求古人的样子，像康德那样的人，也是急需的。可是做到他们这样的状态，依然大难。所以说，我们这一代给后人留下的教训，可能比经验还要多的。在这些人中，张汝伦的文集给我很深的印象。他的跨度很大的文章，包含着对古典哲学和现代哲学的多样态度。张汝伦谈论海德格尔、尼采和哈贝马斯等人的思想，总能找到一个入口，有中国学者的忧思在。他对儒家文化的判断和自由主义文化的理解，都脱离了极端主义的立场，是对五四精神的回归。比如他对资本主义的看法，就非自由主义的旧调，他对近代哲学的诸多点评，有历史的眼光和历史的同情，校正了许多单一思维的缺陷。他对王国维、谢无量的学术思想的感悟，有卓越的见识，有一种永恒的追求的态度，是一种跨越种族与体制的超越性的思维。从他的文本里，我读出了我们这一代人思想的一种有意味的方式。这就跨过了50年代以来泛道德化的语境，而直接与胡适、鲁迅的精神对接了。人类只有进入困境才会学会思考，30年间，人们不断追问各种困境带来的不幸。检讨半个多世纪以来的悲剧原因，只在狭小的圈子里是不行的。一些学人在自己的领域里不断敲问神秘的精神之门。这些与五四的学人比，有更大的难度。因为不仅要挑战自己的知识结构，也要与各类的舆论环境周旋。80年代的时候，知识界还在一股力量里团结着，后来因现实的陡然巨变而发生分裂。这带来了精神的碰撞。西方理念与东方哲思各显姿容，一些挑战者每一次飞跃都以超越旧的认知体系为起点，精神不再囚禁在牢笼中。这一代人以非学者的姿态进入到学界，又用学界的资源反哺民间社会。很难说已经回归到了五四的原态之中，但这种努力的悲壮，也是可以慨叹万千的。我有时觉得，学术不都是在进化里滑动的，有时还在漩涡里，甚至出现回潮。就精神的分量而言，我们至今没有超出鲁迅的人物。量的增长有时与质的存在没有关系。百年的动荡与文化巨变，用短短的时间是不可能恢复元气的，学术史的高峰似乎不在我们这个时代。当我们进入和平年代的时候，另一种力量开始左右世人。中国的学术正面临着被实用主义覆盖的危险性，五四那代人的精神要坚守下来，实在大难。不过依现实的眼光看，我们的学术毕竟出现了多种可能，这是可以欣慰的事情。从事研究的人其实都知道，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我们的盲点太多，看看域外的学术史，以及我们邻国的文化生态，现在还不是高兴的时候。（本文编辑 谢宁）新 书 廊《中国文学史》，台静农编著，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8月版，88.00元台静农（1902—1990）早年以创作闻名，与鲁迅谊兼师友。后以文学批评驰世，晚年以书法名世。《中国文学史》是台静农长期从事中国文学史教学与研究的治学结晶，该书对历代文学精神多有深切体悟，书中《中国文学由语文分离形成的两大主流》《魏晋文学思想发展述论》《论唐代士风与文学》诸文，皆在文学史的研究中融汇多种人文学科的治学观点及思想。它是中国大陆地区首度推出的简体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