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上去很Q，圆圆的脸，圆圆的发型，圆圆的身材，78岁高龄的台南艺术大学教授徐小虎女士（Joan Stanley-Baker）怎么有点多啦A梦的架势？萌态可掬，可是一谈到她的专业领域，她就是黑脸包公，说一不二，多少历史上认定的经典艺术珍品，被她一一否定，具体到元四家之一的吴镇，五十幅传称之作，在她近乎严苛的检验标准之下，仅有三幅半可以确认为吴镇手笔。名门之后这是个颇有些传奇性的女子，她的祖父，是民国时期皖系高级将领徐树峥。徐树铮乃中华民国的开国上将，开国，还不能算是他最大的功业。并不是很多人知道，他曾经将辛亥革命时宣布独立的外蒙古重新收归中国版图之内，没有战争流血，只是通过调停斡旋软硬兼施，就令蒙古臣服。而他一离开政府，外蒙古又独立了。虽然因和段祺瑞关系密切的缘故，他几乎把能得罪的民主人士都给得罪了，但就是国民党领袖孙中山也非常欣赏徐树铮的过人才华。孙中山1922年和徐树铮先生第一次见面，见面的地点，就在现在桂林广西师范大学所在地。当时接待他的中校则是蒋介石，当时蒋还是个小人物，但是徐树铮先生慧眼识英才，一眼就看出这名青年军官绝非等闲之辈，因此他在孙中山先生面前夸赞和推举蒋介石，蒋介石之后的仕途成功看来也有徐树铮的保举之功呢。不过徐小虎从来也没有见过她的祖父：“我从未见过我的祖父。抗战时期，我在歌乐山，听过祖母念叨祖父和他生活过的徐州。这是我对祖父印象的来源。当时我年仅八九岁，因着祖母那般传奇性的叙述，对于从未见过面的祖父充满英雄式的崇拜，并深深怀念。先父不愿意谈祖父的事情，每次我好奇想问，就发现父亲眼睛红了，泪水在眼眶里打转，因此没敢追问。逐渐成长之后，我渴望听父亲唱昆曲、写书法……在我心中，我想他是一位形而上、热爱文化、勇敢聪明的人，只叹他早逝，无缘相见。”她的父亲也非泛泛之辈。可能正是因为徐树铮当年保举蒋介石，徐树铮的儿子徐审交，字道邻，才成为蒋经国、蒋纬国的家教老师。只是在家里，徐道邻对家人闭口不谈自己在蒋家的“公事”，所以他的女儿也对父亲和蒋家到底是什么样的关系知之甚少：“我并不清楚他在蒋家教他们什么课，由于他那两位学生不会说德文，我想父亲可能是教授中国文史哲或数学吧？不过这仅是我的猜测。”从相貌上就可以清晰地辨认出，她的身上，也流着德国的血液。她的母亲徐碧君是德国人，所以生下的小虎有一半德国血统，高鼻深目，现在看她，酷似外国老太太，皆源于此。多元文化洗礼从小接受东西方文化多元洗礼的她，小学和初中学业辗转受教于罗马、重庆和上海，大学进入以人文教育与艺术创意知名的美国班宁顿学院，开启了她对艺术与表演艺术的热爱和直接参与，又于普林斯顿大学进修中国艺术史，在研究方法学上条理严谨且分析敏锐的训练，为往后四十多年书画断代和艺术评论工作奠定坚实的基础。但就是在这所大学，她被教授认为是“不听话、不可教、非学术性的人才”，以至于1982年，徐小虎在台湾大学担任讲师，《被遗忘的真迹——吴镇书画重鉴》一书的初稿完成后，她首先想到的是自己的母校，将初稿送到普林斯顿大学亚洲艺术研究所，并附信一封，信上写：“这就是以前我们想做而不能做到的，能把小虎收回学校完成博士论文吗？”希望申请复学并据以撰写博士论文，但却遭到拒绝。现在她回想起来，这可能牵涉到很多非学术性的问题，和她在大学期间总是特立独行不合教授的口味有关，具体原因她也不想深究，“总之，我就到牛津去了，那几年可真是我一生最愉快的时光之一”。不算太愉快的普林斯顿求学生活并没有打击她对学术的兴趣。1967年她离开普林斯顿大学之后，持续学习、看画。在日本定居的四年间，她为《日本时报》（Japan Times）开设古今艺术专栏，因为艺术评论者的身份，她有很多机会遍览各种古今中日书画展览，日本学者会于精致的展览册本上发表他们长期的研究，她发现这比在校园学习，只看得到书里的图片更为深刻、踏实。返美之后，又蒙王季迁先生倾囊相授，徐小虎乃学有所成。徐小虎说，王季迁先生是对她影响最大的人：“是的，他将其所学教授于我时是如此的有耐性，竭尽所能，而这也是他第一次将他一辈子的心得说出来，揭开中国书画艺术两千年的精髓——笔墨——之谜。拜王先生所赐，在这之后我看画得以比较深入。”1975年，加拿大维多利亚博物馆聘请她为该馆首任东方艺术部部长：“当时该馆正想把它们的亚洲艺术收藏建立起来，成立东方艺术部。我有十多年视觉和表演艺术、中国艺术史研究的背景，并曾在日本定居四年。由于该馆的收藏大多为日本明治时期的民间艺术，及日本南（宗）画，可能是基于这样的原因而聘用我吧。”可是5年之后，为了能够研究台北故宫博物院的藏画，她毅然放弃了加拿大的工作，举家搬迁台北。谈及缘由，徐小虎说她当时刚刚为加拿大维多利亚博物馆完成了亚洲部的建档、研究、展览与出版任务。接续的工作，除了当代艺术策展是新的之外，其余的工作内容重复性极高，对她来说，也没有太多新的内容可学。“一直以来，我都很想探讨‘如何看出中国古代有没有假画”的问题，却憋着没有去探索，但我非常想了解。”她对记者说。恰巧当时台湾大学有个工作的机会，因此她申请了去台北：“我是希望能藉地利之便，实地观察古画原作，我当时想，不论真假，原画提供的讯息总要远强于照片和幻灯片吧。原本我只是准备一人去台北任职一年做研究，而当时，我的三个孩子都已经接近成年可以独立，只有最小的孩子还年幼，前夫司徒恪（Richard Stanley-Baker）博士（当时还没有离婚）又正好研究日本艺术史，也想要到台湾来看中国绘画，因此我们三个人就离开了加拿大。原本也没想过一去不回，可是赝品问题比我想象的大得多，因此也就一直留下来了。”去伪存真中国传世书画赝品之多，的确让徐小虎大吃一惊。她和她的学生们发现，不仅吴镇，黄公望、倪瓒、王蒙、戴进、沈周、文徵明等一大批画家，都同样被大大地重创重画了。而且后人之作往往取代了大师的原貌，获得了“真迹”的名号，被后世一代又一代仰慕者临摹、学习却忽略了大师的原作！“这些更受后世欢迎的赝品，一代一代地传了下来，致使剩下的真迹都被遗忘，在保存上也被忽略。” 这一发现让徐小虎极为震惊，进而产生了写成厚如砖头的《被遗忘的真迹——吴镇书画重鉴》一书的想法，而吴镇，并不是她剖析的唯一目标：“吴镇书画只是我为那个多面性的探讨方法系统所举的例子而已。我本来只是想用大师传世的作品来看看能否从其中找出真迹，凭哪些条件认出六百年以前画家所画的为真迹。本书的英文名为《被重画的大师》（Old Masters Repainted），因为我发现吴镇先生原来的面目完全被后人取代了，淹没在一堆所谓‘真迹’的赝品之下，令人感叹至极。同时我也意识到：这个悲惨的命运恐怕也遍及我们华夏书画的每一位大师！”她从书法、落款、笔墨、画中的小桥、流水、岩石等每一个细节来考量这幅画作的真实性，绝不为美术史或权威学者的断言所左右。吴镇伪作的真面目被逐一揭下。举例来说：“与吴镇凝重而朴直的落款（《渔父意图》、《竹石图》）相比，《筼筜清影》、《风竹图》的落款就显得流利，甚至“滑”，而且每次都用相同的方式，有如照背出来的公式。而真迹会应情况而有机地变化。”“《洞庭渔隐图》被认为是吴镇最具代表性的作品。可是我近距离仔细观察画作发现，此画构图不连贯，并且几乎全部被草率地重画过，而最初的笔墨，依传统中国鉴赏家的标准，应会认为太过粗俗。《洞庭渔隐图》中令人不舒服的任意笔触和混淆不清的点，与吴镇沉稳、严谨而有序的用笔，无论如何都搭不上关系。”发现赝品的同时，也是让那些真正的真迹大白于天下的时刻。徐小虎说，一旦她发现了吴镇亲手所写、所绘的书法和绘画，面对他超高的表达能力，表达出他内心的最深处的灵魂，会令她兴奋得颤抖，并由衷地敬佩与爱。“从此以后，吴镇就成为我所知的画家中的大英雄。”吴镇的《双桧图》给她的印象是深沉的寂静，仿佛共鸣回响在会呼吸的扩张空间中。柔和起伏的山水似乎在吸入而非排出活力与能量。在一致安静的外表下，潜藏着一股温柔但具有生机的能量之流，即使它有一些补笔以及后人添加以蒙混乾隆皇帝的拙劣的印章，也不妨碍这张作品散发出迷人的元画魅力。虽然《双桧图》的印章也是假的，但徐小虎提醒我们：“不要太依赖图章和落款，一看落款是假的就把画也扔掉了，要把心打开去接受这个画的讯息，你就不会错了。”她笑着说。“看一看它的画法，它不是用的披麻皴，而是用点慢慢地染上去。地平面往后延伸的时候就有一些小的苔点，有不同的颜色，淡的、深的。点爬在树上的不是木耳，可是那种点的形状和地上的不一样，还是在描述，有点像写实。远处左边有溪水，右边也有溪水，从远的地方往前集合，暗的地方就是黑的。远山在朦胧的雾中，前面两棵树很明显的有体积，有凹凸，是特写；后面的树在慢慢地消失，房子躲得很低，很平行，不出声音。你们刚才看的手卷上有两条船，很闹，因为船不平行，有不同的角度，很吵，而这虽然在画面上头，可是却很安静的。”安静的画面就像不会说话的尸体，她像福尔摩斯一样找寻着血案现场遗留下来的蛛丝马迹，努力鉴别真伪，还原绘画的真相。也许她的论断也只是一家之言，但至少她提供了这样一种不同于主流美术史的视角，引领你重新审视这个绘画的世界，这何尝不是一种惠泽，一种喜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