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个世纪80年代后期，中国决心以“正常国家”身份在世界秩序当中寻求位置，这在历史上还是第一次；没有人声言放弃毛泽东时代的“一条线”观念或者“三个世界”理论，但也没有人予以力主，“自力更生”的强烈信念隐藏在表面上缄默的背后，其中投射出的强大威慑力量来自中国最悠久的历史智慧；不结盟运动仍然在冷战的巨大阴影下艰难求存，但对于这个阴影的淡化，中国和美国都有着清晰的评估和趋同的见解，听起来有些矛盾，不结盟体系若要发挥效力，这个体系就必须拥有自身的超级大国，这样一个大国身份将在经济—军事领域而非意识形态领域当中寻求定义，老实说，中国在这个时期以及随后的一段相当长的时期内，寻求的正是这样一种地区大国的地位。邓小平时代那种坦率、务实的执政方略和外交风格同毛泽东时代那种意气高远、鼓荡着哲学家式神秘主义意象的格调，呈现出正相反对之势。中国在所称的“对越自卫反击战”中成功阻止了苏联和越南的“印度支那野心”，达成预期战略目标，从而成为最终的赢家。然而，这场皮鲁斯式的胜利可谓代价高昂，若非中国领导人的纯粹谋略和国民的纯粹意志力，战争的灾难性结局并非不可想象。深知这一点并为发动这场战争奔波劳苦、绞尽脑汁的邓小平，更愿意将国家的战略能力置于正常国力的基础之上；越南在后殖民地时代的历次战争中始终未能从历史性的悲惨遭遇中解脱出来，究其原因，正在于越南自身狂热的意识形态情绪和民族情绪，这种情绪在战争一开始就将越南的对手或者潜在对手置于只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的境地，这是一种将虚弱和强大同时积聚于同一点的脆硬局面，无论就自身而论，还是就外交而论，这也是一种足以取消一切历史进展灵活空间的僵死局面。和朝鲜战争、中印边界战争一样，中国在对越战争中展现出极具威慑力的进攻态势，但和前两次战争不同的是，越战乃为解除而非铸造僵死局面而来。中国领导人没有像在前两次战争中那样，诉求“正义战争”，甚至也没有诉求“战争理由”，邓小平没有为这场战争寻求一种道德仲裁人的身份或者地位，而是力图避开“正义战争”这一最为深重的人类道德迷津之一，至少，邓小平完全没有为越战提供任何令人闻之胆寒的说词，这样的说词当然常常见诸毛泽东时代，其辉煌程度常常令人联想起雅典人“必亡米提利尼”或者罗马人“必亡迦太基”的著名论调。正如基辛格的精密分析所表明的那样，这场战争实际上开创了一个亚洲格局的新时代，其特征类似1648年“教随国定”的威斯特伐利亚欧洲主权国家体系，论其效能则在亚洲历史上更具创造性，它实际上为亚洲各国释放出前所未有的自我发展空间。基辛格的评论略显乐观、但也不失中肯：“……现在的亚洲国家都是确定的主权国家，几乎一致心照不宣地同意互不卷入彼此内部的政治和意识形态联盟。中国、朝鲜和北越都曾热心于输出革命，而今此一雄心已然不再。各权力中心之间的平衡得到了保持，因为争斗各方都已筋疲力尽，也因为美国（后来是中国）击退了争霸各方。在这种背景下，亚洲经济改革和繁荣的新时代开始扎根。”（《论中国》，P392）
中国的历史智慧很难对西方文明当中的“进步之必然性”信念产生认同，这使得中国领导人更懂得历史的无常和机遇的重要性。1986年前后，邓小平及其最得力的干将们正式启动市场机制，将决心付诸行动，将改革的矛头直指自由经济体系最核心的要素：价格。然而，在“双轨制”基础上运行的价格体系只能得到扭曲的反应，并肆意助长了市场寻租的腐败空间，中国于是便迅速迎来了改革阵痛期，人们身陷通货膨胀预期所造成的恶性循环当中不能自拔。改革者们认为改革的问题只能由“继续改革”加以解决，他们对此抱有坚定信念。反改革阵营则认为假如改革只能带来苏联式的特权和腐败，那么改革本身就应当要学会自我克制，必要时候还应当学会重新定向。实际上，这场争论中的改革派似乎秉持了更为清明、务实的态度，在起步阶段让物价反应实际成本，结果必然是物价上涨，而改革的成本总得有人来承担。这实际上是一个典型的托克维尔式难题：旧制度并未造就一个无阶级社会，未来的制度也并不承诺一个无阶级社会。市场的本质就是有人赢有人输，这就像托克维尔概括的那样，“你富了我就穷了”。改革的失意者常常将失败归咎于制度，他们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都是正确的，但是改革派则将眼光放在未来，他们敦促人们注意一个更为关键的问题：制度本身恰恰就是改革的对象和发生变动的主体。改革派的意图很清楚，他们力图引导人们进入“正常国家”的利益分析轨道，更多地将通货膨胀理解为一种“货币现象”，而非阶级问题或者“特权现象”，任何经济在起步、加速或者起飞阶段，都必须学会适应与经济增长存在内生关联的货币膨胀现象，改革派当然希望以此危机为契机建立起间接的货币调控机制，进而形成集中突破之势，建立起强大且自主运行的资本供应机制。
然而，正如邓小平一再警告的那样，改革并非一个抽象问题，而是一个需要“勇气”和“谨慎”的问题；或者说，改革本身就是一个“勇气”和“谨慎”的问题。着眼历史议程的改革举措往往在着眼当前的民主议程面前败下阵来，世界各国经济史为此提供了俯拾皆是的示例。中国的改革者们很快便不得不直面一个来自民主议程的现实问题：既然经济学规律无法绕过，那么如何在获得增长的同时，能够维护或者至少不丧失旧制度当中的社会凝聚原则？不幸之处在于，这是一个无法从现实层面寻求答案的现实问题。改革年代的中国因此而遭遇了英格兰和法国在革命年代遭遇过的壮丽场景：对变革问题的探讨在极短暂的时间里便从现实层面推进到抽象层面，改革者因此反被改革吞噬。自世界史步入近代以来，中国第一次寻求以“正常国家”身份融入世界秩序的尝试遭遇了极度不祥的氛围。艾略特在一则至理名言中曾告诫说“人不可能承受太多的事实”，确实如此，现实的改革问题在1987年时候便演变为19世纪中叶之后便一直困扰着中国人的“历史哲学”问题：改革开放究竟是现实结构中的宿命还是精神层面上的选择？
只有经历过一个时代的人才能真正了解一个时代的惊心动魄之处，但后见之明也并非没有值得尊重之处。上个世纪80年代确实提出了一个重大问题，借用基辛格的话来说，这个重大问题就是，“现代国家，特别是共产党国家与人民的关系。即便在初具规模的工业化社会里，治理国家必定牵涉到广大民众所能理解的各种问题……执行指令的人都需要与公众保持某种默契……当今时代的一个挑战就是，各种问题日趋复杂，因此，法律框架也越来越让人捉摸不透。政治系统发出指令，却是越来越多地由与政治进程和民众脱节的官僚部门来贯彻执行。这些部门唯一能控制的就是定期选举，通常连这点都做不到。甚至在美国，重大法案往往长达几千页，客气地说，能仔细将其读完一遍的议员真是凤毛麟角。特别是在共产党国家，官僚机构都各自为政，政界和官僚阶层之间存在隔阂，而两者和公众之间更是隔阂颇深。”（《论中国》，P189）当问题只涉及经济繁荣的具体道路，而不涉及最终的政治目标以及人们的生活方式时，就只能将改革理解为：既然没有更好的、可见的选择，便只能冒险一试。正如基辛格评论的那样：“邓小平的改革开放就是为了克服体制固有的停滞。他和他的同事们推行市场经济，下放决策权，向外部世界开放，这些都是前所未有的变化。他们进行的这场革命靠的是发挥中国人民自身的聪明才智。中国人民有着天生的经济活力和企业家精神，只不过长期以来受到战争、意识形态教条和对私人投资严厉打压的束缚。”（《论中国》，P394） 然而，80年代的一场政治风波却引发了一段外交上的难堪岁月。基辛格借用一位19世纪传教士的话来刻画中国在总体上的“历史性”特征，这是典型的来自基督教世界的观感，但也足以作为一名合格外交家的行事指南：“中华文明源远流长，虽欲穷其源而不可得。中国人早期的生活状况渺无痕迹，此乃中国的一大特点。研究一国历史时，我们习惯于先确定一个清楚的起点，然后借助流传下来的历史文献、历史传统及重大历史事件，一步步地追溯文明的衍变过程，从其起源到发展，再到壮大，直至衰亡。中国人则不同，无论何时，他们似乎永远处于和今天相同的发展阶段。历史文献验证了这一点。”（《论中国》，P2）对基辛格来说，中国的这种基于“永恒的自然实体”而非基于创造、开端、重大事件以及进步观念的“历史感”在外交领域将得到最为尖锐的揭示，他在一则伸展性的评论中写道：“中国领导人经常表现出的一个文化特点是，他们是从历史角度考虑问题的。他们有能力，当然也有这个必要比西方人想得长远。一个中国领导人取得的成就相对于中国的社会历史显得不那么重要，这点不同于世界任何其他领导人。中国的历史之悠久，规模之宏大，使中国领导人能用中国几乎永无尽头的历史让谈判对手油然而生一种谦恭之心。外国的谈判对手会因此而觉得自己是在违背自然，自己的行动只会在中国滚滚的历史长河中留下一条逆流而动，但也微不足道的痕迹而已。”（《论中国》，P240）这无疑对向来注重“开端时刻”“重大事件”的西方世界史叙事方式和认知方式造成根本性的挑战和相互理解方面的彼此错位。在西方，最重历史感的英格兰能够在内战之后的复辟年代援引宽容的历史原则，继承克伦威尔时期的内政原则和对外政策，在麦考莱以及欧陆史学家眼中，这一点足以展现出英格兰的优越性，并足以让基督教世界表示出十足的艳慕。但在基辛格看来，中国人的历史感已经透入个人的骨髓，不仅展现在制度传承方面，更展现在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当中，基辛格以下面的真实感受来概括中国人的“重要性格之一”：“我认识的‘文化大革命’受害者中就没有一个人主动跟我诉说他们吃过的苦，在被问起那段往事时，他们往往三言两语简单带过，有时还半幽默地把‘文化大革命’看做一场必须承受的严重天灾，而不是影响一生的浩劫。”（《论中国》，P319）在基辛格看来，正是历史感与非历史感之间的冲突造成了上个世纪整个90年代的中美外交困境。基辛格以“美国的窘境”为题予以集中阐述，展现出一个真正入世的外交家的超群风范和非凡见识。
邓小平在关键时刻选择了对“政治稳定”的优先诉求，并以其一贯风格提供了实用主义版本的解释：“乱很容易，维护秩序和稳定却很难。如果中国政府没有采取断然措施的话，中国就会爆发内战。鉴于中国占世界人口的五分之一，中国局势不稳会导致世界局势的不稳。一些大国甚至会卷入其中。”（《论中国》，P419）基辛格深知经历威尔逊时代外交大历练的美国人内心的那种浓重的理想主义情感，这种情感的力量一旦同选票结合起来，就既能执行门罗政策，也能冲撞天下；他立刻提请美国人注意，“对历史的诠释是一个国家记忆的映照”（《论中国》，P419）；换言之，邓小平的选择、行动和言辞中的实用主义风格并非就当前问题的现实主义诉求可以解释，在这层薄薄覆盖物的根基之处，流动着深重的历史感，美国人，尤其是美国外交家们必须学会倾听这种历史感，这尤其是外交家的职责所在。就当前事件而言，基辛格指出了这种历史感的神髓所在：“直到近代，中国从未实行过西方意义上的‘进步’。推动中国人入世的动力是改造世界，这是一种变乱世为治世的理念。孔子就宣布他的使命是在礼崩乐坏的社会中克己复礼，使天下重回盛世。”（《论中国》，P89）如果说外交家不得不总是在危机时刻承担起舵手的角色，那么国民的情感风暴也总是在这样的时刻吞没舵手，基辛格对此了然于胸，没有多余的抵抗，而是代之以再简洁不过的笔法刻画出美国理想主义的大爆发所造成的“美国的窘境”：“1989年春夏之交，美国民众对有关美国外交促进民主的作用之辩论已耳熟能详。简言之，这场辩论使理想主义者和现实主义者针锋相对；理想主义者坚持认为，一国的国内体制对其外交政策有影响，因此，理应将其列入外交工作范畴；而现实主义者认为，这一范畴超出了任何一国的能力范围，因此，外交应该把重点放在对外政策上。”（《论中国》，P408—409）基辛格质问争论双方，语调辛辣：“就中国而言，问题不在于美国是否希望民主价值观获胜。美国绝大多数公众对这个问题的回答会是肯定的，所有参加辩论中国政策的人也是一样。问题是，他们愿意付出什么样的具体代价？在多长的时间内？在任何情况下，他们为实现希冀的结果具有什么样的能力？”（《论中国》，P409）这一系列尖锐问题置布什总统于行走刀刃的窘境当中。他将制裁措施从行政层面提升到立法层面，以此作为对国会压力和公众选票压力的回应。日后在重述这段岁月时，布什无法绕过其中的无奈：“对这个可以理解的骄傲、古老而又内向的民族来说，外国的批评是一种侮辱，对他们采取措施则是昔日强权行为的复活。……对我来说，问题是如何谴责我们认为的错误行为并作出适当的反应，与此同时又保持与中国的接触，即使这种关系现在必须‘搁置起来’。”（《论中国》，P411）为此，布什不得不在宣布高调制裁的同时，派遣密使前往北京，恳请中国领导人理解美国人理想主义文化情感在此时此刻的自然主义流露，并强调，在这样一个只能吁请中国领导人出于个人禀赋的宽大为怀的时刻，他本人作为总统在应付民情方面尽管会尽力而为，但可以行动的范围实在有限，也只能顺势而为，他告诉邓小平：“对以后发生的事情，我想留待历史去评判。然而，世界人民目击了这场风波，各国以不同方式作出了回应。根据我前面讲述的那些原则，我作为美国总统采取的行动不可避免。”（《论中国》，P412）这番话多少令人回想起俾斯麦同拿破仑三世谈论“交情”的那段尴尬岁月；深谙历史起落无常的邓小平则坦率地提请美国人“必须懂得历史”，在表达友好意愿的同时，邓小平依然从历史着眼给出中方的回应：“这是一次惊天动地的事件。极为不幸的是，美国这次卷入得太深了……自从两个多月前事态发生之初以来，我们感到美国外交政策实际上从各方面将中国逼到墙角。没办法，我们这边就是这种感觉……如果得逞的话，世界将会是另一个样子。坦率地说，这甚至会引发战争。……没有任何力量能够取代以中国共产党为代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不是一句空话。过去几十年的经验已经证明了这一点。”（《论中国》，P414—415） 本文无意就争论各方的观点进行对错式评判，这是不可能的；国内政治和国际政治中的斗争各方都掌握了部分事实，并因此认为本方掌握了全部真理，这是通常会发生的情况，这并不算糟糕；但是，这种情况在危机时刻通常会将事态的发展引入失去控制的局面当中，剧作者反而成了看不清剧本的剧中人。正如莫里哀喜剧中的主人公清楚意识到的那样，读懂一篇平凡散文的难度要远远超过读懂一部壮丽的悲剧。这是因为前者对历史的感知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科索沃战争期间，托尼·布莱尔诉求一场“正义战争”，再次将一场战争从政治—历史的散文领域升华到悲剧和神学的领域；他宣称，“这是一场正义战争，不是基于任何领土野心，而是基于价值观。”在确立这一非政治化主题之后，布莱尔对其中理据娓娓道来：“我们现在都是国际主义者，不管我们喜欢还是不喜欢。如果我们想要繁荣昌盛，我们就不能够拒绝参与全球市场。如果我们想要改革创新，我们就不能够忽略其他国家的新的政治理念。……”毫无疑问，这是国际关系史上第一次有人将康德作为契约和法律概念的“永久和平”观念置于一种作为事实的经济基础之上，这一事实包含了强有力的真相，此即全球化的资本流动。值得指出的是，无论是康德的规范概念还是布莱尔的现实观念，在这种世界主义的和平构想中，民主议程所必须的人民权力至上这一前提都是不存在的，换言之，人民在这样的世界共和国里是不会在场的，正如康德在陈述其“永久和平”的根本前提时强调的那样，“人民权力至上论是一种荒谬的表达”。这是一种最严格意义上的反历史、反政治的普遍性构思，合法性和道德性将在这一构思当中实现完全的融合，国家之间源自历史和当前的冲突也将因这种融合而宣告结束。至于这一构思的实现，康德委诸“自然的无限进程”，而非人类自身的历史；凯尔森正是据此而相信规则的力量将在同历史之力量的较量中“最终胜出”，同样也是据此，凯尔森严厉谴责那些秉持现实主义的国际法学家们的实用主义算计，认为他们为了现实政治的当前巩固而放弃了最终必将胜出的“规范领域”。正如沃格林意识到的那样，“规范领域”的合法主义诉求若要得到执行，就必须取消传统自然法的道德、本体以及伦理—目的上的诉求，国际法事务必须相应地转化为一套来自一个立法中心的训诫，由此才能完成从政治中祛除历史、宗教和道德，最终使权力完全受制于一套确定性的规则。然而，若如此，欧洲将如何发动一场合法却非道德的战争呢？哈贝马斯于是反其道而行之，为科索沃战争提供了“非法却合道德”的辩护，道德尽管非法，但却足以成为新的国际法和国际秩序的突破口和开端；换言之，在科索沃战争所开启的新世界主义秩序中，人权呈现为一个法律概念，而非一个道德概念，更非一个历史概念，侵犯人权的行为因此不再被视为一种道德错误或者一项出自历史的可通过非战争手段予以弥补的错误，而是直接地呈现为反人道罪、反人类罪和反和平罪。
欧洲人为科索沃战争提供了道德性胜过合法性的辩护，然而，在面对伊拉克战争时，欧洲人却要求美国为这场战争提供合法性理由而非“国家理由”。对此，罗伯特·卡甘在《天堂与实力》一文中给出了强有力的嘲讽和回击：“任何‘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必须把相同的几套规则运用于不同的情况。否则，我们就回到这样一个世界，每个国家在这个世界里都以他们自己的道德和正义、秩序观念为指导，各自或组成集团为它们自己决定什么时候一场战争是正当的。……在伊拉克战争的这些日子里，大多数欧洲人都认为，由于未经安理会批准就入侵伊拉克，美国‘已经撕破了国际秩序的织物’。但要是在任何时候真有过他们所描述的那种秩序的话，欧洲也已经在1999年暗中摧毁了它。事实上，这种期望中的国际秩序的织物还在等待被编结出来。”哈贝马斯和罗伯特·卡甘无疑处于国际法形式主义“神圣文本”的两个极端，一端是道德，一端是实力；比如就人权法而论，哈贝马斯会觉得人权法案过于提升人与人的相似点而过分普遍化，而卡甘则会觉得这样的法案过于关注个人的权利而忽略了团体、阶级和国家的当前境况。不过两者从根本上都犯下同样的错误，那就是认可了国际法所能提供的确定性，认定国际司法当中接受理性规则束缚的程度足以保证有效的规则性“织物”，并防止政治、历史、意识形态乃至道德、审美上的过度投射。然而，正如马克斯·韦伯在20世纪初就已经充分展示过的那样，理性无法为理性自身的活动设立牢固的基础，“在一个不抱幻想的世界里”，自然法一旦丧失早期的道德基础，就无法再获得形而上学的尊严，拘泥于形式的法律论证语言可以为任何立场服务，这一点完全可以预料，而且完全无可阻挡。基辛格曾用讥讽的妙语评价欧盟：这样一个“主权国家”究竟需要多少飞机和坦克呢？托尼·布莱尔过分强调了资本从政治王国当中解放出来之后的全球化流动，的确，在这样的流动过程之上很难建立传统的领土主权和法律主权，但是布莱尔也应当自问，资本流动本身难道就足以建立一个单凭“司法理性”进行统治的世界政府吗？实际上，正是英格兰的历史最为清晰地证明，资本的逻辑完全是在强力且集中的国家逻辑之下得以确立并开疆辟土的，当两种逻辑发生冲突（这是通常的情况）之时，资本的逻辑往往选择或直接或间接的屈从。戴维·哈维在《新帝国主义》一书中已经充分证明了两种逻辑的冲撞并非英国所独有，英国只不过是对于普遍情形的一个显著示例。正如斯特雷耶在一项有关“现代国家之起源”的著名研究中所提供的结论：“17世纪欧洲的国家远不是民主制的，但它也远不是由一个君主和几个亲信专制统治的王国。政策必须加以解释，并获得统治阶层成千上万成员的认同。除了个别的例外，正当的法律程序必须得到遵守。最后，也许最重要的，国家已经成为生活必须品。忠诚的程度可以各有不同，但即使是那些被动接受国家的人也不能设想一个没有国家的世界。西欧已经在心理上为加强政府机构与提高国家功能作好了准备。政策也许会遭到攻击，政府也许会遭遇颠覆，但政治动荡再也无法消灭国家概念。”不应当把这段话理解为情感的表达或者对往昔历史的追怀，相反，这是对现实的表达；实际上，这恰恰就是当前生活中唯一的那个世界，在这个世界中，依托人民主权原则的国家概念不管在现实中何等不完美，都将凸显其在前世界主义年代里未曾获得的意义和分量，原因很简单，在19世纪以来的所有世界主义构想及其部分的实施行动中，“人民”这一概念以及只能经由此一概念带动的、基于团体、阶级、民族、种族以及国家的民主议程，都从世界主义构想的法律意义和现实操作当中缺场了，世界史上尚不存在任何的规则、法典以及实用主义的理由可以将全球的人民组织为一个世界共和国。因此，主权国家在这样一个世界主义时代，将从冷战时代的意识形态和革命输出机构，转变为世界主义舞台上唯一的民主议程的带动者和捍卫者，并且也是唯一可以想象的资本调节者。 在这样一个世界主义构思获得现实力量并获得空前执行力的时代，主权国家自身的表现以及人们如何看待这样的表现，将成为全部世界秩序的重中之重。正如基辛格反复强调的那样，“评判政治才能要看如何处理不确定性，而不是看如何处理确定性”。基辛格将《克劳备忘录》视为确定性的范例，而在中国的外交艺术当中则敏锐地领略到了处理不确定性艺术的典范：“中国领导人从不认为中国的安全要扎根于主权国家之间的什么法律协定。至今美国人还常常把对华开放看成是建立永恒不变的友谊，但中国领导人从小就学到了这么一个观念：一切事情都是变化无常的。周恩来在写到重建中美人民友谊时，描述了为重建新的国际平衡所必需的一种态度，而并没有提到两国人民关系的最终状态会是什么样的。在中方的文件中，几乎找不到美国人视之为神圣的国际法律秩序的说法。他们所寻求的是让中国能通过互斗共存而打造安全和进步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上，战斗意志和共存的概念同样重要。美国向共产党中国派出的第一个外交使团就是迈进了这样一个世界当中。”（《论中国》，P228—229）
《论中国》所展示的世界具有深刻的现实性和真实性，它从各个方面来看都显示出卡莱尔所称道的“真诚”风范；基辛格以近乎文学色彩的手法尽可能地将一个错综复杂、千差万别的世界呈现出来，而在阐述这个已经得到精准呈现的世界时，基辛格显示出雍容的艺术特性，在国家、历史与命运之间跳跃着自然、有机的统一性，他以充满深情和赞赏的态度看待毛泽东晚年放弃神秘主义的哲学家身份，而只保留“教师”这一称号，基辛格本人也正是以此自我期许的；他希望在人与巨大的历史背景之间建立起本来应该有的那种联系，他似乎反对任何意义上的超历史诉求或者非历史诉求，即便这样的情感已经深深烙印在美国的民主体制当中；他以一种拟人手法总结并刻画中国的世界史形象，“若即若离，但又遍及四海；恢宏威严，又时不时陷入混乱”（《论中国》，P430），这是对历史无常但永不终结的至深体悟，实际上也是针对人类自身种种非历史诉求中的傲慢自大的一剂良药。“千载已逝，方知命数；欲契运会，千载悠悠。”层出不穷的半吊子战略家和政治—社会精英们也许应该放一放身上的文人习性，多听一听基辛格在《论中国》这本书中传达的历史智慧：“国家利益的权衡并非那么容易，国家实力或国家利益也许是最难精确计算的最复杂的国际因素，大多数战争皆源于对大国关系判断错误外加国内压力。……一国社会的基本走向受其价值观的影响，价值观阐明了社会的终极目标。与此同时，承认自己能力有限是对政治家韬略的考验之一，它意味着必须判断出什么是可能实现的目标。哲学家尽可以相信自己的直觉，评价政治家则要看他们提出的理念是否能经受时间的考验。”（《论中国》，P421—4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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