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教，传的是平民教育90岁的晏阳初在纽约写下《九十自述》回溯一生，说：“三C”影响了我一生，就是孔子（Confucius）、基督（Christ）和苦力（Coolies）。比较具体地说是，来自远古的儒家民本思想、来自近世的传教士的榜样以及来自四海的民间疾苦和智能。前两个“C”与他所受的教育有关。晏阳初说过：“我是中华文化与西方民主科学思想相结合的一个产儿。我确是有使命感和救世观；我是一个传教士，传的是平民教育，出发点是仁和爱。我是革命者，想以教育革除恶习败俗，去旧创新，却不主张以暴易暴，杀人放火……我相信‘人皆可以为尧舜’。人类良知的普遍存在，也是我深信不疑的。”年轻的晏阳初受过极为全面的教育。在开明、慈严的父母那里获得了中国经典和做人礼仪。父亲教授他的内容，先是《三字经》、《千字文》、《百家姓》，后来是《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在《九十自述》中，晏阳初谈及幼年启蒙：“我读的古书，虽然有限，但它们都悄悄在我幼小心田中，埋下微妙火种，要经过一二十年，才发现它的存在和意义。那是什么呢？就是儒家的民本思想和天下一家的观念。平民教育运动、乡村建设运动，不论在中国，或是在海外，都是民本思想的实践，而以天下一家为最高宗旨。”晏阳初后来请人谱写的《中华平民教育运动歌》中就有他儿时的记忆：茫茫海宇寻同志，历尽了风尘，结合了同仁，共事业，励精神，并肩作长城。力恶不出己，一心为平民。奋斗与牺牲，务把文盲除尽。男男女女老老少少一齐见光明。一齐见光明，青天无片云。越努力，越起劲，勇往向前程。飞渡了黄河，跨过了昆仑。唤醒旧邦人，大家起作新民：意诚心正身修家齐国治天下平。晏阳初不仅是中国的，更是世界的，他的成长教育跟牧师、传教士相关。1903年秋，晏阳初的父母接受了福音堂外国传教士的建议，把晏阳初送到内地教会创办的华英学堂求学。在教会学校，他学会了唱歌和运动。在西学堂，他认识了对其一生有很大影响的一个人——姚明哲牧师（William H. Aldis），在这位牧师身上，晏阳初感受到了基督之爱与善。他在《九十自述》中这样写道：“英国人姚牧师是西学堂的校长，兼主要教师。他一人教数门课程：英文、数学、地理……他原是测量员，因见当时有些来华传教士趾高气扬，采居高临下之态，引起反感，他深以为憾，于是放弃了本业，从事神职，不惜万里跋涉，想以爱的教育，从根本上感召中国少年……”中国少年晏阳初，自青春期便耳濡目染基督宗教的洗礼和姚牧师的为人师表。日后，在他发起的一系列平民教育运动中，都能找到这时埋下的“微妙火种”。姚牧师从不对学生反复啰嗦讲说《圣经》，只以“身教”：用慈爱和蔼的态度和学生共同生活，细心照顾他们的一切——在这里学习的一年里，晏阳初如沐春风，深受姚牧师伟大精神的感召，由此决定受洗，信仰虔诚，至老弥笃。晏阳初后来数次到英国跟恩师相见，为了表示对姚牧师的感激之情，还在其长子出生时，特以姚牧师的第一英文名字William命名，以示不忘恩师之情。晏阳初是幸运的，他在基督教的氛围里遇到了许多良师益友。基督教也是晏阳初婚姻的重要媒介。他的妻子许雅丽出生于纽约市华裔牧师家庭，其父许芹是纽约市华埠首座基督教长老会教堂的创建人。许芹对中国革命运动很热心，曾与孙中山先生交好。许雅丽虽然从小生长在美国，但始终把中国视为自己的祖国，她不仅毫无保留地支持晏阳初的平教事业和乡村改造运动，而且还帮助他解除工作外的诸多后顾之忧。除文盲，作新民1920年，当晏阳初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获硕士学位即将回国之际，北美基督教育青年协会的副总干事薄克曼先生对这个有远大前程的年轻人说：“你具有书香世家的门第和慈父的教育以及教授中国经典的基础，加上海外教育，回国以后，当可以迅速获得领导地位，以为中国学士服务。”晏阳初回答说：“不！我的未来早在法国为华工服务时就已决定：有生之年献身为最贫苦的文盲服务，不为文人学士效力。”晏阳初是一个务实的人，回到中国开展平民教育，面对的是复杂多样的社会生态。但这种环境的改变反而激发了晏阳初更大的创造力。面对当时国内的混乱状况，经历了科学民主洗礼与基督教文化进一步熏陶的晏阳初，想起一句古训：民为邦本，本固邦宁。本不固，则邦不宁。他开始了系统的平民教育社会调查，在游历了19个省后，决定一切须从“除文盲，作新民”开始。他还意识到，自己的平民教育理念与民族救亡图存和国家富强有着紧密联系。彼时，中国有85%的人不识字——这种尴尬让晏阳初既忧心又兴奋，这85%的文盲正是一个巨大的“脑矿”。他决心大幅度开发“矿藏”，长沙、烟台、嘉兴……以识字运动打响的平教计划愈演愈烈。在长沙，运动声势浩大，当时的一百多位义务教员中，有一位青年名叫毛泽东。有研究者认为，就是在做扫盲运动的时候，毛泽东受到了晏阳初的影响，开始觉悟到革命要从下而上，而且方法要简单、经济、实际。1923年，在晏阳初的倡导下，中华平民教育促进总会（简称“平教会”）在北京成立。晏阳初任总干事，陶行知、陈鹤琴等教育家陆续加入。晏阳初为平教总会拟定的工作方针，用英语表述为“Relief is not the answer，but release”。直译全句为“答案不是救济，而是释放（其能量）”，也有人译为“不要救济，让他发扬”。这种超越悲悯的扶助，对下层民众的尊重与信任，使他所从事的平民教育与社会改造事业，既超越了中国古代“民本”思想止于政治策略层面的局限，也超越了基督教的以怜悯为基础的“救世主”情感，而升华到依靠人民达成民主目标的现代性境界。在教育过程中，晏阳初发现办平民教育要克服三大困难：第一是“穷难”，因为他们穷，一天到晚忙于生计，无钱接受教育；第二是“忙难”，他们终日忙碌，没有多余时间上学；第三是“文难”，中国文字太难学习。要克服它们，就得使平民教育成为经济的、简单的、基础的苦力教育，才能易于执行。而文字教育是开发民众知识的基础，为此他动员、组织编写了《平民千字课》。这些结论至今仍是中国和世界扶贫济困所要面对的难题。 平教会的成立，加之晏阳初的宣传鼓动，使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被吸引并投身平民教育。郑锦曾是国立北京艺术专科学校的创办人兼校长，晏阳初的好友。彼时晏阳初曾当面问他：你的画作何以只供豪贵赞扬，而不用生花妙笔表达平民的可怜困苦生活？不久，深受触动的郑锦辞去本职，担任平教会视听教育部主任。之后，在此般有过之无不及的理想煽动下，熊希龄、梁启超、胡适、蒋梦麟都陆续加入平教会，各司其职。胡适不仅自己参加，还把儿子胡祖望也捎上，一起做起教员。但经过几年的实践，晏阳初发现，中国大部分的文盲不在城市而在农村，要想普及平民教育，就应当到农村去。后来，平教会的工作重心便从城市逐渐转入农村。1929年，晏阳初携带家眷来到河北定县创办“人类社会实验室”。这个地方后来成了遍及全世界的乡村建设运动的发源地。这个当年39岁的耶鲁博士，还团结了一批留洋归来的其他博士，他们放弃唾手可得的名利、地位和城市生活，把全部精力和心血都献给了充满着“贫、病、私、盲”的农业文明最后一块阵地——农村。与他当时一起踏进农村的“战友”，有个粗略的名单：瞿菊农（哈佛大学教育学博士）、陈筑山（国立北京法政专科学校校长）、熊佛西（哈佛大学戏剧博士）、冯锐（康奈尔大学农业经济学博士）、傅保琛（康奈尔大学乡村教育博士）、陆燮均（威斯康星大学博士）、陈志潜（哈佛大学医学院公共卫生硕士）……这份名单，放在今日，也实属壮观、鲜见。欲“化农民”，须先“农民化”晏阳初的生活习惯是洋派的，他习惯打网球、打板球、打猎、唱圣诗。他的儿子晏振东曾回忆，他们家的生活是很讲究的，即使到了河北定县，管理一家生活的母亲仍保证了文明社会的基本生活：“我们在定县的厨房旁边有热水锅炉，热水随时都是有的。”因为保持了这种西洋的生活习惯，抗战时期，“咖啡没有了，我们就拿棒子面炒糊了，烧汤喝，代替咖啡。我父母彼此都讲英文，我母亲平常跟我们说英文我们都懂……”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侯外庐先生抗战时期曾跟晏阳初一家做邻居，在侯先生眼里：“在白鹤林，晏阳初维持着相当高的生活水准。他的家庭雇有两个满口京腔的女佣、一个西餐厨师。据其家人说，他在家里很少说中国话，基本上不吃中国饭……”如此洋派的精英却拒绝了升官发财，甚至拒绝了城市，他不仅举家迁到乡村，而且在他的努力下，几百名知识分子，从话剧家、医生到农学家，也都到定县去参与他的平民教育和乡村建设。他自己的牺牲尤其大，他的妻子跟他到定县近十年，语言不通、生活条件简陋，为了照顾家庭，完全放弃了自己的事业。据说，直到抗战到了重庆，他的妻子才慢慢学会用中文和乡建学院的学生说话。但是在从事乡村建设的过程中，晏阳初慢慢地被“乡村化”了。据晏振东回忆，父亲那时看上去跟乡里人差不太多，整日身穿土褂头扣毡帽，骑着毛驴，走街串巷。田间地头，不抽烟的他，会拿过农民呛人的旱烟管猛吸，还夸赞“味道不错”。母亲是中荷混血，在美国长大，父母交流惯用英语，可父亲仍能分得清定县东溜和西溜方言的差别，拽着乡音教乡亲们识字、聊天。家里往来的都是些大教育家，包括张伯苓在内，那时看上去都有了乡里人的“潜在力”。那么多留洋博士，都放弃了城市舒适的生活与高官厚禄，深入穷乡僻壤，义无反顾地大搞平民教育。这种运动，是空前的，也是革命的。师生们对晏阳初的印象是，“下乡检查平教工作时，大多步行，间或坐驴车和骑驴”。“对人和悦，待人至诚”。在晏家做过工的高妈说：“与晏先生相处二十多年，从未听到他说一句怨言和责备的话……也爱和工人们聊天。”“晏院长请客也同样简单，绝无铺张操办之事。并采取中式菜饭西式吃法（每人一份），既卫生，又不浪费。”“晏院长总是穿着普通布料的长衫或一般的西服，但更多的是着长衫，这样便于接触群众，与群众打成一片。”“晏院长的饮食很简单，严格规定不多的一点菜金，不许多花。吃的面包，是以洋芋粉为发酵面和土面粉做成的，有人搞不清楚，说是洋面包。”……晏阳初对自己入俗的土化是充满感情也极为自觉的，他说：“自北京迁到定县，不是地理上几百里路的距离，实在跨越了十几个世纪的时间。我们必须克服一切困难，在各方面尽力使我们适应乡村生活，和农民同起同居。千万不能在定县形成‘小北京’！”他还说：“我们知道自己不了解农村，才到乡间来求知道。我们不愿安居太师椅上，空作误民的计划，才到农民生活里去找问题，去解决问题，抛下东洋眼镜、西洋眼镜、都市眼镜，换上一副农夫眼镜。换句话说，我们欲‘化农民’，我们须先‘农民化’。可是‘农民化’不容易，必须先明了农民生活的一切。我们正努力在农村作学徒。几年来工作愧少成绩，亦正以此。”“我两个女儿，群英、华英就是在定县乡下长大的。我们穿粗布大褂，住农民的漏雨的房子。我们从北京连家属一同去，与农民一同吃苦，吃穿住一样，才逐渐成了农民的朋友、亲人。”1930年，在与友人的通信中，晏阳初写道：现在我们的大多数同事都与他们的家属居住在定县，形成了一个将近两百人的平民教育社会，我们所做的工作，给“回到人民中去”这句话注入了新的生命。我们要把定县做成世界上第一个社会实验室。后来的数据统计，最多时定县知识分子聚集的人数超过五百人。通过“定县实验”，晏阳初更加确信，中国农民自古以来充满了“愚”、“穷”、“弱”、“私”的毛病。平民教育就是培养起人们的知识力、健康力、生产力、组织力，来战胜这四大顽疾。晏阳初在定县推行的乡村教育基本包含四大类：文艺教育、生计教育、卫生教育、公民教育。他认为平民教育的基础是识字教育，中心是公民教育，以养成人民的公共心与合作精神。他们出版多种公民教育的材料，进行农村自治的研究，指导公民活动和开展家庭教育。晏阳初和同事编写了六百余种平民读物，选编了包括鼓词、歌谣、谚语、故事、笑话等共六十万字左右的民间文艺资料，搜集民间实用绘画、乐谱等，组织歌咏比赛、农村剧社，举办各种文艺活动。留洋博士们把乡村当作社会实验室，开办农民学校，教村民们识字遣词，学科学，农业技术改良，创办农民报，建立广播电台，开展农民戏剧，上演诗歌民谣演唱等——难以想像，八十年前的一个闭塞乡村已经有如此丰富的文化生态。在当时拍摄下来的影像资料中，我们可以看到大多数乡村竟真的搭建有露天舞台，而北平上海的戏剧家们，也前所未有地站在那个舞台上，表演起为定县量身定制的科学短剧。据说，那时定县的村民也有史以来第一次自称“有教育的人”、“读书识字的人”。 同时，晏阳初还组织人力进行农业科学研究，举办实验农场，改良猪种和鸡种；对农民进行“生计训练”，如推广良种、防治病虫害、科学养猪、养鸡、养蜂，组织农民的自助社、合作社、合作社联合会，开展信用、购买、生产、运输方面的经济活动。同时他也会慢慢让农民自己组织起来——不是被救，而是自救；不是被教，而是自教；不是带给农民知识，而是让农民自己慢慢地知道知识非常重要。所以他说：我们下去不是救农民，一方面我们要向农民学习，因为有很多东西我们并不知道；另一方面，也是让农民自己去救自己，使自己成长为一个真正的完善的人。在定县，晏阳初还实施卫生教育，创建农村医药卫生制度，在乡村设保健员、联村设保健所、县城设保健院。1934年，全县建成这一系统，农民每年人均负担不过一角大洋。这一系统也在控制天花流行、治疗沙眼和皮肤病方面取得了明显成绩。这个以“定县模式”著称的平民教育和乡村建设成果极为可观。当时，对晏阳初发起的“博士下乡”、“博士骑驴搞平教”运动，有专家称它标志着中国近代知识分子对“学而优则仕”与“坐而论道”等传统观念的超越。彼时，在定县以外的很多地方，也兴起了形式多样的平民教育运动。梁漱溟在山东邹平开始了乡村建设运动，陶行知在江苏南京开展教育实验，卢作孚在重庆亦开展平教活动……晏阳初还做出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基层政治改造尝试。1937年，蒋介石希望晏阳初帮助动员3000万民众抗日。应当时的湖南省主席之邀，晏阳初被任命为这一项任务的首席执行官。他裁撤了三分之二的县级官员，代之以5000名学者和科学家。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备受国际推崇的赤脚医生制度、广为国内非政府组织采用的参与式社区工作方法、国务院扶贫办近些年的“整村推进”计划、联合国当前在世界范围内为消除贫困所做的努力，我们都可以看到“定县实验”的身影。在晏阳初开始他的定县实验七十多年后，一批新的知识分子在定县翟城村重新办起了“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三农问题专家温铁军以及北京晏阳初平民教育发展中心总干事邱建生等人，成为新乡村建设学院的发起者。面对乡村，埋头用尽七十年1934年，曾有一本英文版的《定县实验》在海外广为流传，晏阳初的思想和实验在那时便走出了国门传播到世界。1945年11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法国巴黎举行首次会议，晏阳初的助手瞿菊农是中国代表之一。此次会议以中国平民教育的经验为蓝本，制订了文教组织基本教育计划，以在世界未开发地区推行基本教育，以扫除文盲、灌输基本教育为目标。晏阳初及其同仁在国内开展的平民教育和乡村建设事业，已然获得世界范围内的认可并开始影响世界。1949年晏阳初在台湾虽然“只待了短短一个礼拜”，但他当年在定县和四川的乡村建设经验却长久地留了下来。台湾的土地改革，直接借鉴了平教会在大陆的土改试验，日后台湾土改被认为是世界学习的典范。1955年10月，美国《展望》杂志评选晏阳初博士为当代世界100位最主要人物之一，尊称他为“世界平民教育之父”，“真正的哲学家与人道主义者”，“是一个具有坚定信仰和丰富想像力的英勇学者，是劳苦平民心智与精神的解放者”。从1918年在“一战”法国战区为中国劳工进行识字扫盲教育起，到1990年1月在美国逝世，七十多年来，晏阳初几乎仅做了一件事：为中国和世界的劳苦大众服务，发展平民教育。当年，他和平教会同仁们在河北定县农村一待就是十年；随即又前往湖南、四川农村，又是十几年；此后抵达台湾，再到国外，从美国走到更多的第三世界国家……晏阳初以国际平民教育委员会主席的身份，从未停止推广其在国内的平民教育与乡村建设理念。他没有派别、没有主义、没有枪炮、没有阶级，只有他的《平民千字课》和对“免于愚昧无知的自由”（罗斯福提出的四大自由，晏阳初补充了第五大自由）的呼吁，他始终站在平民教育运动第一线。从20世纪50年代初到80年代末，晏阳初开始把实验视线投向更多需要关注的第三世界国家，推行“定县实验”中总结出的理论与经验。时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顾问的他，以菲律宾为基地，为亚洲的泰国、日本、印度、印度尼西亚，非洲的加纳，拉丁美洲的哥伦比亚等国的平民教育与乡村改造作出了卓越的贡献。1967年他在菲律宾创建了国际乡村改造学院，这里成为全世界乡村工作干部的培训中心，至今仍在运行。1990年，晏阳初先生以百岁高龄在美国仙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