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侵略军占领了上海租界，我就读的宁波效实中学上海分校一下改名为储能中学，进来了许多新的教师，其中最年轻的是王元化，当时他的名字是王少华，他教我们高中学生《文学概论》。
《文学概论》，光看教科书实在枯燥乏味，而他却讲得深入浅出，十分动听。尤其是他结合实际，对当时文坛上红得发紫的女作家张爱玲，红极一时的世界文学名著《飘》细致分析，指出她们的优点和缺点，使我们大开眼界，大大提高了我们的欣赏水平，使我终生难忘。
不翼而飞
王先生最多比我们大五六岁，我们把他当成大哥哥，对他没规没矩的，常常向他提出要求。他来自北平，讲一口动听的标准国语，而我们都是宁波人，讲硬邦邦的宁波话，我们就要求他教我们北平话，他一口答应，当即在黑板上写了“二十四只石狮子”七个大字，教我们念，一时间，课堂上嗤嗤之声不绝，大家伙在课桌前大笑不绝。
我们还请他做我们的导演，剧本是他挑选的，罗曼·罗兰的《爱与死的搏斗》。一开始他指导我们读台词，校正我们的读音。他一连来了两次，到第三次，他不来了，不仅如此，连上课也不来了，后来王先生离开了储能中学。这是怎么回事呀？后来才知道，原来储能中学是地下党办的，已被日本侵略者所注意，国文老师冯宾符已被日本宪兵逮捕，所以组织上通知王元化先生速速离开上海。
我第二次遇到王元化先生已是1946年的春天。那个时候，抗战已经胜利，日本帝国主义投降了，我从新闻专科学校毕业，进《联合晚报》当上新闻记者，想不到报社的副刊《拾夕》的主编是王元化，我们成了同事。
王先生主编的《拾夕》，文章短小精悍，可读性极强，他每天写的小专栏《三言两语》，也就是编者的话，深刻揭露社会矛盾，大胆喊出人民心声，极受读者欢迎，尤其是其中发表的一篇短文《丑》，甚至骂检察官是“走狗的走狗”，真是痛快极了。
王元化告诉我：“我喜欢这个工作，在这里，我可以听到外面听不到的消息，大大丰富了我的写作素材。”他说这篇《丑》就是他因为听到记者说在美国兵杀害三轮车夫臧大咬子案件中，检察官包庇美国兵，办事不公而写的。
王先生既然喜欢这个工作，我想他会待在这里的，哪里想到，没过几天，他又不翼而飞了，《拾夕》主编的位置上坐着的是作家冯亦代，这是怎么回事呢？
到后来我才知道，原来检察院查到《丑》的作者正是副刊主编本人，就准备对王元化起诉，总编辑陈翰伯闻讯，便嘱王元化逃之夭夭。为了防止检察院进一步查到《联合晚报》的真实身份，不是登记的美国新闻处，而是中共地下党，报社快快在四姊妹酒家摆两桌酒席，宴请全体检察官，互相握手言欢，才算了结了这场公案。
在胡风冤案里
全国解放以后，我又见到王元化先生了。那时，我觉得他工作繁忙，头衔很多，至于具体的是哪些头衔，我搞不清楚了。记得的只有两个，一是中共上海市委文艺工作委员会文艺处处长，一是新文艺出版社副社长，兼总编辑。总之，他不再是普普通通的老百姓，而是党的领导干部了。他有学问，有能力，我相信一定会飞黄腾达，步步高升的。
那个年头，政治运动一个紧接着一个，1954年，揪出了胡风反革命集团，1955年，《人民日报》又连续三批整版整版的连载《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这些都是胡风分子上交的或从他们家里抄出来的胡风和他弟子的信的摘录，材料的序言和按语是毛泽东主席亲自撰写的，可见胡风案件之重大。
我仔细阅读，忽然看到胡风有一封信里提到王元化。看来他对王元化大有意见，他要他的弟子对王元化“必要时拆穿，但也是为了争取——虽然不能信任，但也不能完全不信任”。这是怎么回事呢？我记起来了，王元化曾同我说过，一部路翎的小说（编者注：路翎十七岁时因受胡风赏识而于民国文坛崭露头角，两人因此有师生之谊），本来他同意编辑的意见，准备出版，但他的顶头上司不同意，他不能不听他的，只能退了，因此胡风对他大有意见。我想，胡风这封信大约就是在这个时候写的。我认为这封信足以说明王元化不是胡风分子。可是，按语却在王元化的名字上加了“胡风分子之一”几个字。按语是毛泽东写的，谁敢说一个不字呢？而且按语还要人们特别注意胡风信里“必要时拆穿”这句话，认为“王元化一定有不可告人的政治尾巴，在胡风们的手里”……
王元化被关在小房间里隔离审查一年九个月之久，释放出来的时候，他已神经错乱，在华东医院医治了一年多，才渐渐恢复了健康。
他被安置在上海作家协会文学研究所。他能干什么呢？与其说是研究员，还不如说是运动员，那个年代，今天批这个作家，明天批那个作品，他都是批判靶子，连批判十七、十八世纪外国文学名著，与他毫不搭界，他也得老老实实听候批判，这日子真不好过。
大人物是谁
三年困难的日子过去了。1962年，没有政治运动，不提阶级斗争，是最最心情舒畅的一年了。就在这一年，我发现王元化的《（文心雕龙）创作论》发表在中央的一本文学期刊上。我惊喜极了，我知道，政策规定，报刊杂志不得刊登有问题的人物的作品，王元化的文章即使再精彩，如果没有一位大人物的推荐，编辑也不敢刊用的，这位大人物是谁呢？
我上王元化的家，问过究竟。他的家已从宽敞的市委干部宿舍搬到香山路上一幢小楼，只有两间房间。王元化告诉我，他把《（文心雕龙）创作论》寄给周扬，是周扬把其中两章交给期刊发表的。周扬还来信鼓励了他。原来那位大人物是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周扬。
至于王元化为什么选择研究《文心雕龙》这部艰难的古典文论呢？他说：“今的，要批判，洋的，也要批判，我只能选择古的了。”
他说他在大学时代就开始学习《文心雕龙》了，不过不是在学校里，在大学，他念的是经济系。
经济系，我大为吃惊，我知道他连钱都是交给别人管的，对经济毫无兴趣，一窍不通，他怎么会读经济系呢？
“唉，我在经济系挂个名，实际上在大学里我只是做党的地下工作罢了。”他说。
原来如此。其实，那个时候，他已经用方典、洛蚀文等笔名在报刊杂志上发表过好几篇小说及文艺理论文章了。他的大学教授的父亲认为他喜爱文学，就专门聘请清华大学的汪鸾翔教授到家里教他《文心雕龙》，使他对刘勰的这部著作发生了浓厚的兴趣。现在他研究《文心雕龙》采取中西文学比较的方法，大大开拓了研究的视野，发掘了文论的意义和价值，为《文心雕龙》的研究，创造了一个新的天地。 我以为王元化的《（文心雕龙）创作论》会很快出版，因为现在上海的文艺出版社、古籍出版社、译文出版社都是从当年新文艺出版社演变而来的，他们的负责人李俊民、蒯斯曛、包文棣、钱伯城，当年都是新文艺出版社的骨干力量，王元化是他们的老领导，他们当然会很快给他出版的。然而，哪里想到，没过上几个月，一阵狂风暴雨，政治气候突变，“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连周扬的乌纱帽都快落地了，还谈什么《创作论》的出版？到了“文化大革命”，更是天翻地覆，造反派横行霸道，王元化的家被抄了又抄，《创作论》被掠夺而去，压在抄家物资堆积如山的仓库里，再也见不到天日。至于它的主人王元化则在五上干校被两个干警押着，他不断地喃喃自语：“我偷听敌台，我是反革命……”他又神经错乱了。
躺在医院里的宣传部长
粉碎“四人帮”，平反冤假错案，春天终于来了，摔掉套在身上的枷锁，王元化完全恢复健康了，1980年他与我又成为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上海分社的同事，他负责主编“中国文学卷”，我在他领导下，编辑“中国学术丛书”。
他常常去北京，为了与北京的专家们共同研究中国文学卷的编纂问题，为了去参加一些全国性的代表大会，更为了他在北京还有一个重要的岗位——他是国务院学位评审委员会的委员，他的学术地位非常高，他的《（文心雕龙）创作论》出了一版又一版，大受欢迎，他广泛听取意见，以便精益求精。他还带着几位研究《文心雕龙》的学者去了日本一次呢。
在“中国文学卷”以后，王元化离开了大百科全书出版社，更艰巨的任务在等着他，他去当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了。
他的家搬到了新落成的吴兴路上的一幢高楼里，三房一厅"既宽敞又宁静，这是当时上海市建造的质量最高的房子了，我去过他家几次，每次都遇到他有许多客人，有的是他北京文学界的朋友，有的是上海市里新上任的领导，还有一次遇到上海那些出版社的头头，我坐在一旁，听他们谈的大多是改革开放的事，在我的印象里，王先生妻在出版方面先改革开放一番。
我想大约改革开放是当前国家头等大事，所以报上天天大字标题都是这四个字。但是，过不了多久，这四个字在报上消失了，代之而起的是四项基本原则。
好久没见到王元化了，听说他已经病很久了，于是我马上赶到瑞金医院去看望他。
他躺在一间单人病房里，冷冷清清的，没有一个客人，只有夫人张可一个人守着他。
他患的是萎缩性胃炎，已经好了，可以出院了，他说他住了很长一段时间了，很想出院，但是不给出。
我说，医生不给你出院，总是你病还没有好，你还是再住一段时候为好。
他说，“不是医生不给我出院，医生说我病好了，可以出院了。而是我的上面不给出，叫我长期待在医院里休养休养。”
王元化笑笑说：“你现在倒可以写我一篇文章了，题目是：躺在医院里的宣传部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