邬达克将他精力最充沛、事业最高峰的时期及其99%的建筑作品贡献给了上海。他以传奇的人生，书写了上海近代最美丽的建筑传奇…… 1893年1月8日，邬达克出生于奥匈帝国北部的拜斯泰采巴尼亚市（该市现名班斯卡·比斯特里察市），当地居民主要为说斯洛伐克语的斯拉夫人，属匈牙利王国。
邬达克的父亲邬杰茨·捷尔吉，年轻时即投身建筑行业并开办公司，迅速致富后在班斯卡市建起了豪宅。
邬达克是家中长子，有三个姐妹和一个弟弟。童年的邬达克是一个非常有天赋的孩子，非常爱画画，他9岁开始在建筑工地上打工，年仅12岁就作为签约雇员在其父建筑公司正式工作。大学入学前，邬达克已取得木匠、泥水匠和石匠的证书。
1910年，17岁的邬达克进入布达佩斯匈牙利皇家约瑟夫科技大学建筑系就读。
1911年5月，邬达克在导师的指导下，独立设计完成了其建筑师生涯的首部作品，位于拜斯泰采巴尼亚郊区维赫奈镇的圣母玛利亚女王教堂。这座教堂成为邬达克全部作品中，在上海以外的唯一建筑作品。
1914年初秋，大学刚毕业的邬达克作为军官生参加了奥匈帝国陆军并投身一战。他除了原来就熟练掌握的斯洛伐克语、匈牙利语和德语外，在波兰前线，还学会了波兰语和乌克兰语。1916年5月的撤退行动中，邬达克率侦查分队与沙俄哥萨克骑兵遭遇，激战后受伤被俘。在被流放西伯利亚的漫长旅途和战俘营的拘押中，邬达克又向其他战俘和俄军看守学会了俄语、英语和法语。
1917年他在狱中摔断了腿骨，并留下了终身残疾。同年11月，俄罗斯爆发了“十月革命”，新政府开始考虑结束一战。1918年5月，邬达克被送上丹麦红十字会的战俘专列回国，途中因一战停战协议发生波折，苏俄政府临时变卦而使其西行归国无望。混乱中，他毅然跳下列车沿铁路线向东逃亡。在中苏边境，邬达克谎称其为波兰工程师，谋得西伯利亚铁路希洛克工区工程师的职位。邬达克在路局同事中刻意隐瞒其战俘身份，用卢布买了一个俄酒鬼的俄罗斯护照并换上自己的照片和名字，为准备逃离俄罗斯创造了必要条件。
1918年开始，苏俄红军和沙俄白军在远东展开激战。为逃避布尔什维克的同盟和人质——捷克斯洛伐克军团的强征入伍，9月，邬达克和另外三名同伴偷出一辆四人手摇轧道车，计划沿西伯利亚铁路向东穿越俄中边界，逃往中国。经过伪装的轧道车在茫茫雪原中，仍被边境的白俄哨兵发现，当场打死一人，另三人跳车后分头逃跑。邬达克拖着残疾的伤腿，凭其建筑师的敏锐判断在茫茫雪原中认准了向东的方向，独自步行越过冰封的黑龙江进入中国。
在哈尔滨，大胆的邬达克用西伯利亚铁路工作证和假护照，补办了通行于中日两国的铁路旅行证并并用其仅剩的卢布购票搭日本邮船南下，来到当时“东方的巴黎”、中国最繁华的商业城市——上海。
克利洋行的新合伙人
1918年11月3日，历史上曾强盛一时的奥匈帝国开始解体。28日，25岁的邬达克乘船抵达上海，站在外滩码头，身无分文。
由保罗·科莫为会长的匈牙利救济会帮助了潦倒的邬达克，为其提供了住所和食物。邬来上海的最初目的，是想将摔坏的伤腿治好，赚够回家的路费，在这里搭乘来往于亚欧大陆的邮轮回家。
为逃避被关入协约国集中营的命运，邬达克来到了外滩黄浦路俄罗斯帝国驻上海领事馆，这个前同盟国公民用流利的俄语与白俄领事官员作了充分的沟通，用西伯利亚铁路旅行证换到了协约国俄罗斯帝国的护照。
在保罗·科莫的帮助下，邬达克以俄罗斯公民的身份在赫德路（常德路）13号的外侨聚居楼里租了_一个房间，凭借其在匈牙利皇家约瑟夫科技大学获得的建筑学学位，以绘图员的身份加入了美商克利洋行。
工作半年后，崭露头角的邬达克被老板罗兰德·克利晋升为主任建筑师，并被引荐给上海租界的上流社会。随着一系列优秀设计作品的面世，邬达克在上海建筑界声誉鹊起。
1920年12月，邬达克与老板罗兰德·嘉里签署了合作伙伴协议，正式成为其合伙人，洋行改名为克利和邬达克洋行。邬达克踌躇满志，准备衣锦还乡。但他不知道，他的家乡正面临一场浩劫。
一战后，位于新成立的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境内的邬达克家乡，被改名为班斯卡·比斯特里察。当地政府开始了针对外籍移民和不愿加入捷克斯洛伐克国籍原住居民的迫害，用各种理由没收他们的财产并将其驱逐出境。
家境殷厚的老邬杰茨也未能幸免，因其未放弃匈牙利国籍，捷政府栽赃老邬杰茨建筑公司承建的建筑发生质量事故，下令没收了建筑公司和他在捷境内的全部动产和不动产。老邬杰茨咽不下这口气，向捷法院起诉追回其财产。1920年12月，心力交瘁的老邬杰茨在家乡心脏病发去世。
与此同时，随着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建立和稳固，苏联政府废除了所有政治流亡者、持原白俄护照者的公民身份，邬达克手中的白俄护照也随之失去作用，他成为一个无国籍的漂泊者。
直到1921年2月，邬达克才得到父亲去世的消息。为赶回家乡奔丧，他被迫向捷克斯洛伐克驻上海领馆申请了护照，返回阔别7年的家乡为父奔丧。在抵达布达佩斯与家人会合后，他与家人一起回了趟班斯卡·比斯特里察市，将其父亲的灵柩埋葬于市郊的家族墓地。
邬达克自1921年回家奔丧申请捷克斯洛伐克护照直至1941年正式入籍匈牙利的近二十年间，他始终排斥被“泛捷克运动”人士把持的捷克斯洛伐克，转而申请匈牙利国籍。与此同时，由于捷政府的重重阻挠，他又无法入籍其家族成员聚居的匈牙利。
1921年下半年，邬达克重回上海，在保罗·科莫领导的欧洲难民国际救助会，领了一张国境出入证，可以在欧洲、日本、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到处旅行。但他名义上仍为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公民。
1922年6月1日，29岁的拉斯洛·邬达克跟旅沪德国富商的女儿，吉塞拉·迈耶结婚。邬达克向岳父借了一笔钱，并立刻着手设计和兴建自己的第一栋房子，位于吕西纳路17号（利西路）的住宅。其设计风格融合了欧洲中部和地中海沿岸建筑的双重影响。他的事业随着他的新婚开始进入了收获的季节。 他的设计，随俗、摩登、亲切
邬达克来上海的头几年，处世谨小慎微，虽然设计了一批包括医院、俱乐部、学校、银行、教堂、住宅在内的建筑，但无一例外参照欧美古典主义建筑的原型。或许是因为作为一战战败国的阴影，邬达克有些刻意隐藏了自己的身份，而无意去营造具有鲜明文化属性的建筑。风格在邬达克的建筑中似乎只是作为一种好看（流行）的样式不断的变换。建筑之于邬达克，只是安身立命的工具而已。
在给友人的信中，邬达克写道：“我只能设计那些传统的、古典的建筑，因为现代风格的建筑会被认为是由德国人设计的，对于我这样身份来说相当于自杀。虽然我设计了自己都无法想象的、大量的美丽建筑，但在洋行里的工作并不是我在大学生涯中所想象的那种真正意义上的建筑师工作。”
邬达克在克利洋行期间，主要负责央行内部事务管理和建筑项目的设计和施工，代表作品有中西女塾（市三女中）、福州路上的美商俱乐部、诺曼底公寓（武康大楼）、卡尔登大戏院（长江剧场，已拆除）等。邬达克特别喜欢当时自己设计的上海花旗总会大楼。多年后，它一度成为上海高级人民法院的所在地。这个盒子一样的八层建筑具有美国乔治亚复兴式风格，每层楼上都有对称的连排窗户，在顶层，邬达克设计了一排白色大理石的帕拉弟奥式拱窗，形成一个装饰性的骑楼，外墙上贴有深棕色的墙砖，这种装饰手法在20世纪30年代的上海变得十分流行，这些优秀作品的建成使邬达克声誉日隆。
1924年12月1日，31岁的邬达克在外滩24号横滨正金银行内拥有了自己的建筑设计事务所——邬达克打样行。开办经费来自于其父老邬杰茨的部分遗产、从亲戚处的借款等，其中最大的一笔来自于其岳父的五年期、7万银元的借款。
邬达克善于与业主交往，设计能力非凡，工作态度严谨，能自如地处理复杂问题，不断创造丰富多样的形式，以迎合大众“追求时尚，标新立异”的心理。1933年沪上出版的一本人名录中，共列入上海的建筑师六人，其中外国建筑师是主持公和洋行的威尔逊和邬达克洋行的邬达克两位。当时登记的注册建筑师事务所共39家，相对于公和洋行设计的严谨、古典、矜持，邬达克的设计活泼、随俗、摩登、亲切，而更贴近于市井生活。
拥有了自己的建筑设计事务所，邬达克更多地有机会表达自己的设计风格和设计追求，由于他常新和优雅的建筑风格很受欢迎，不久邬达克的事务所就成为了当时最好的事务所之一。在之后的5年里，没有哪个设计师可以像他一样，作品中涵盖医院、教堂、学校、银行、办公楼以及私人住宅等所有类型的建筑，其中比较著名的有宏恩医院（华东医院10号楼，1925年）、保隆医院（长征医院特诊楼，1925年）、何东住宅（上海辞书出版社，1926年）、刘吉生住宅（上海作家协会，1926年）、西门外妇孺医院（交通大学大学附属妇产科医院，1926年）、爱司公寓（瑞金大楼，1926年）、闸北水电厂（1927年）等。它们就像一粒粒珍珠散落在上海的大街小巷，融入了上海人世世代代的生命中。
1926年，上海滩的“煤炭大王”、“火柴大王”和“水泥大王”刘鸿生的弟弟刘吉生成为了邬达克的客户。前者决定在巨鹿路675号地皮上建造豪宅，在其青梅竹马的妻子陈定贞40岁生日时，把这幢房子作为送给她的一份生日礼物。刘家花园（又名爱神花园）于1931年落成，这座设计和施工都堪称一流的精美住宅造价高达20万银元。
在刘太太陈定贞眼里，夫妻恩爱，事业成功，儿女成群，这是一个令人自豪、充满爱的家庭。她希望邬达克把所有这些爱都体现在花园住宅之中。邬达克为刘吉生夫妇的爱情故事所感动，觉得这个中国式的爱情故事，同希腊神话中爱神丘比特与妻子普绪赫的故事一样迷人。邬达克多年来的梦想和追求，就是用普绪赫的故事来创造一个庭园建筑样式的范本，而陈定贞的要求恰好给了他完成自己心愿的机会。
爱神花园的构思，与英国著名学院派画家莱顿的名画《普绪赫洗浴》有关。在这幅画中，莱顿展示的是普绪赫正在脱下薄纱长裙准备入浴的那一刻。莱顿画中完美的普绪赫形象，正是邬达克所追求的理想美。他决定由自己出资在意大利制作普绪赫雕像送给刘家。
邬达克在庄重的建筑中注入了雅致妩媚，设计和施工皆堪称惊艳。宅前庭院的中轴线上置一座由汉白玉制成的普绪赫雕像喷泉，成为整个庭园的灵魂，普绪赫舒展轻缓，全身散逸着青春少女的气息，表现出一种醉人的美丽。邬达克用一尊雕像赋予了爱神花园灵魂，而爱神花园则用自己展示了邬达克的才华横溢。
“哥伦比亚圈”的缔造者
1926～1928年，邬达克连续三个夏天去法国、西班牙、瑞士、德国和匈牙利游历避暑。于是，1928年间邬达克设计的哥伦比亚住宅圈就深受此次旅行的影响。
由美商普益地产公司开发的别墅群哥伦比亚住宅圈（今外国弄堂私人住宅），包括新华路119弄、155弄、185弄、211弄和329弄，因靠近哥伦比亚路（番禺路旧称）而得名。为了保证舒适美观，房产公司选择邬达克为建筑师统一规划，每幢洋房则根据业主要求单独设计。设计了英国、美国、荷兰、意大利、西班牙等十三种不同风格的住宅，满足各国侨民的趣味。
开发商还精心设计了迎合顾客谋求安全、安静住所心理的广告，如：“哥伦比亚圈，位在高级住宅区，有令人愉悦的周围环境，而免于讨厌的入境骚扰”；“经美领馆注册，并有外国事务委员会封印的外国所有权”（这些所有权当然是进一步免于“讨厌的入侵”的包票）等等。因此，当时，该住宅圈的兴建在租界引起了不小的轰动。就是从现在的眼光来看，这一乡村别墅群都称得上完美。
邬达克旅居上海的大部分时间，都是以无国籍人士（1918～1921年）或捷克斯洛伐克公民（1921～1941年）的身份出现。因捷克斯洛伐克是个新国家，邬达克无法得到帝国主义列强加给中国的“领事裁判权”的保护。
华商们认为：因为邬达克无“领事裁判权”保护，如果双方遇有纠纷，须由上海华界地方政府裁判，不必担心有外国领事的偏袒裁决发生。因此邬达克逐渐拥有了一大批中国客户，并因此成为当时最受欢迎的外国建筑设计师。上海滩的闻人、富商谁能住上由邬达克设计的房子，是一件很有面子的事情。 但显然，并不是所有人都这么想。1929年初，邬达克应基督教美国卫理斯教派（天主新教）所托，在汉口路西藏中路口原中西女塾旧址建设慕尔（沐恩）堂。
自1917年中西女塾西迁至江苏路后，原址被教会改为举办夜校及补习学校等社会文化事业。当时该址面向西藏路的地块宽度不足以容纳教堂正门和附属建筑。遂由邬达克出面，与拥有隔壁（近九江路）地皮的华商商量，以蓝理公会总布道会妇女协会在汉口路的部分地皮交换，不足部分由该会长租给华商，让其在汉口路、云南路口建造杨子饭店。但后来双方曾因地价问题发生了尖锐的矛盾，邬达克无奈之下请出时任民国政府行政院院长的孙科出面斡旋，帮助他最终解决了问题。
为了表示感激，邬达克将他位于番禺路60号（哥伦比亚住宅圈内），原拟建造自用的住宅低价转让给孙科。这座邬达克赠与孙科的住宅（今上海生物制品研究所行政办公楼），砖木混合结构，假三层，西班牙和意大利文艺复兴式建筑风格的住宅。孙科将此处作为其与二夫人蓝妮在上海的住宅，一直住到1949年去美国。
原房子转让后，邬达克自己则在街对面的番禹路129号，购地建造了一幢规模略小的英国乡村都铎式自宅。这是邬达克及其家人在上海的第二处住所。
虽然此别墅是邬达克的匆忙之作，但仍延续了其一贯的严谨风格，呈现出一种古朴、惬意的味道。建房子所用的材料虽为收集该地区其他所建房子剩余物资而来，经邬达克的巧妙设计和善加利用，具有：露明木结构、陡峭的坡屋顶（常采用石板瓦）、老虎窗、屋顶窗、直棂窗、高耸的烟囱、门廊上部的悬挑等特征，使其整体仍体现出大英帝国乡村别墅的优雅。
1936年，邬达克将自宅转卖给一位德国外交官，自己和家人搬到由他设计，刚刚建成的现代式风格的达华公寓底层的公寓居住。此为邬达克及其家人在上海的第三处住所，他们在此一直住到1947年离开上海。
从古典走向现代先锋
经过长期的申请和努力，邬达克曾于1929年初短暂地得到匈牙利国籍及护照，并被任命为匈牙利王国驻上海荣誉领事。但捷克斯洛伐克驻上海领事馆得到消息后向匈牙利提出强烈抗议，同时在上海各大报上发表声明强烈反对。邬达克考虑再三而被迫放弃。
此时，席卷欧美的Art Deeo（装饰主义）飓风刚登陆上海，邬达克敏锐地站在潮头，从传统走向创新，旗帜鲜明地成为“现代的装饰艺术派”的先锋。他的思想发生了很大的转变，在他的建筑中开始抛弃过去欧洲传统的各类复古建筑的做法，转向现代派。
1931年11月，南京路上闭门歇业的老大光明戏院被英籍华人卢根为总经理的联合电影公司买下，并于次年拆除。为重建新影院，卢根找到了邬达克。受美国Art Deeo（装饰主义）建筑风格的影响，邬达克出人意料地在大光明电影院设计上，一扫过去严谨、唯美的古典复兴风格，表现出了的罕见的先锋主义倾向，使该影院成为我国西式建筑转向“现代的装饰艺术派”的标志。
大光明这块地皮处于租界内被挑剩的位置：面积狭小，形状也不规整。邬达克在先天不足的条件下完美地利用了地形，“螺蛳壳里做道场”，建起了能容纳2000多人的大戏院。建筑立面造型为美国近代式，南立面有大面积长窗与半透明玻璃灯柱组成，后背是竖横交错板片墙面用淡颜色的面砖装饰。大门装有12扇铬合金玻璃门，门前用黑色大理石镶嵌。西侧耸立的长方形玻璃灯柱和大门口乳白色玻璃雨篷十分别致，晚上通电后灯火通明，数里之外即能望见，成为大光明的标志。
1933年6月14日大光明电影院揭幕，首映美国米高梅公司出品的海军故事片《热血雄心》，人院有“小郎”拉门，入场由白俄女郎领票。如此礼遇，加上上海影院首次使用的冷气，顿时轰动上海，引领全国。邬达克使旧戏院浴火重生，大光明不仅赢来“远东第一影院”的美誉，还就此成为全国各地观众看电影的圣殿。而大光明戏院的改建，为邬达克赢来声誉，也把他的事业推向了巅峰。
就在大光明戏院改造的同时，不到四十岁的邬达克承接了在南京西路上建造一座摩天大厦——国际饭店的工作。世界著名建筑大师贝聿铭在40年后回忆道：“在台球厅和电影院旁边是这座正在施工的大楼，人家说这幢楼要造24层，可我就是不相信！你想象一下，周围的楼都只有5层、6层、7层、8层，而这幢要有24层。所以每到周末我就去看它慢慢升高。”贝聿铭说的电影院，就是邬达克设计的大光明电影院；他看着一天天长高的大楼，是正在施工中的国际饭店。
当时，金城、盐业、大陆、中南四家银行联合所办的“四行储蓄会”巨额获利，为借以树立“四行”形象，决定投资兴建远东最高大楼。七十年前，在上海这种软地基上盖摩天大楼，谈何容易。当时，公和洋行、康益洋行等沪上各大设计公司都没有把握，是邬达克敏锐的判断和大胆的设计促成了大楼建造。
静安寺路跑马厅一带寸土寸金，国际饭店的地皮仅有1176平方米。邬达克几易草图，最终定稿为一幢美国现代派风格的摩天大厦，地上22层，地下2层，总高度为83.8米。像当时所有高层一样，国际饭店大楼一落到底，不设裙房，以显得更加高大。大楼采用钢框架结构，钢材由邬达克委托德国西门子洋行设计，质轻，而强度比普通钢材高3倍。采用蒸汽机打桩，桩头均为圆木美松，每根钢柱下打5根梅花桩，最长的桩达39.8米，接近大厦地面总高的一半。由于桩又密又深，至今在近代上海高层建筑中，它沉降最少。
过去上海其他一些高层建筑均使用进口石材饰面，邬达克却让国际饭店内外统统穿上中国的“衣服”——大楼的外墙，1至3层用青岛崂山黑花岗石贴面，4层至22层用泰山砖厂的棕色面砖；内部门厅，地坪用山东玉佛石铺砌；大厅柱子和墙面的大理石，淡黄、淡绿相互映衬，十分华美。饭店建设中，邬达克曾多次到现场，与中国建筑工人探讨施工问题。饭店建成时，还与工人们合影留念。
1932年8月动工的大楼于1933年10月竣工，1934年12月1日开业。国际饭店比当时香港最高的汇丰银行高出11米，比当年日本建筑高出更多，而“抬头看楼帽落地”则一度成为各地来沪观光客口口相传的笑话。 国际饭店保持“远东第一高楼”的纪录近30年，保持上海最高建筑纪录近50年。如今，她的高度优势虽然不比当年，但其前卫的设计理念，时至今日依呈现出的那种毫不过时的优雅现代感，就其在历史上的地位来说，无疑是邬达克作品中影响最大的一个。
随着大光明影院、国际饭店这几个标志性的建筑的建成，邬达克成为当时上海现代建筑设计界具有领袖地位的人物，他作为远东最杰出建筑师之一的历史地位得以奠定。
“绿房子”，再过一百年也不过时
1932年，邬达克打样行搬入圆明园路209号真光大楼，改名邬达克洋行，邬达克迎来了其事业全盛期。他先后设计了卡尔登大戏院（长江剧院，1932）、上海啤酒厂（上海啤酒有限公司，1933）、复兴中路装饰艺术风格辣斐电影院（长城电影院1932）、上海朝阳路圣心女子职业学校（1936，沈阳路眉州路）、中西女塾景莲堂（1935，市三女中五四大楼）、达华公寓（达华宾馆，1935）、吴同文住宅（1936年）、美国乡村总会（上海生物制品研究所，1936）、震旦女子文理学院附属圣心小学（向明中学，1938）、俄罗斯天主学校男生宿舍（长乐路143号，1941）等。
其中，作为邬达克在上海的“收山之作”——“颜料大王”吴同文住宅，享有当时远东第一豪宅的美誉。这幢坐落于北京西路铜仁路交界处的建筑，仿佛一艘巨大的航船，通身绿色，老上海人称它为“绿房子”。
1932年，日本对华侵略扩张，吴同文凭着商业预感，觉得这场仗是避免不了的。于是他就果断开发军绿色颜料，结果绿色为他挣了很多钱。吴同文由此认为绿色是他的幸运色，便想在嵌有他名字的爱文义路和哈同路（今天的北京西路和铜仁路）之间建一幢绿房子。为此他特意请了当时声名显赫的邬达克设计，要求这座房子必须是“独一无二”的。
建成的绿房子是一幢四层高的弧形建筑，外墙全由绿砖砌成，外观圆形的绿屋像艘扬帆起航的船，圆形被认为可以化解凶险；扬帆起航的船，更代表了美好的寓意。“绿房子”为四层钢筋混凝土结构，造型采用了局部回弧形体量，带形玻璃窗，流线型室外大楼梯及水平阳台，阳台上没有柱子，用现代别墅中层层退台的设计，这在上世纪三十年代时是非常现代的。
绿房子内部空间超过700平方米。室内设有玻璃天顶的日光室、安装弹簧地板的跳舞厅。走进绿屋，感觉宽畅气派，300平方米的欧式厨房，12种颜色、风格各异的厕所，顶楼主卧的“阳光房”叫人震撼。绿房子内全部家具，均是位于南京西路的美国名家具公司度身订做。绿房子还有“两绝”。一是上海第一家装电梯的私人住宅建筑，总共四层楼的建筑配有电梯，这是上海私人住宅首家安装。电梯门是弧形的，并且是木制的，显得十分豪华。现在为了安全，电梯已经停用。二是具备上海罕见的地热装置，细条木地板上有金属的镂空长条，以前暖气就是从这里释放出来的。
1938年，绿房子完工的时候，邬克达宣布这是他在上海的“关门作品”，绿房子竣工之日，邬达克对吴同文拍胸脯：“我可以向你保证，即使再过五十年，这幢房子的现代感仍是超前的，哪怕再过一百年，我相信她仍不会过时，它应该可属经典之列。”为了确保其经典的独一无二，吴同文将设计图纸买断，锁在银行保险箱里，可惜毁于“文革”中。
邬克达没有说大话，1939年上海的英文报纸《中国日报》专门报道：“此建筑为全远东区第一豪华住宅之一，它的设计风格，是超现代的。”1948年圣诞前夕，某国外交官曾想用一艘万吨邮轮加50万美元现金与吴同文交换，准备将其改为领馆办公地而未能成功。而为一睹这座超现代的远东第一豪宅，当时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特地登门造访，并应吴同文之邀在二楼鸭蛋形的大理石餐桌共进晚餐合影留念。没人意识到这段佳话会就此埋下祸根，二十年之后会让房子的主人丢了性命。这与伟大领袖在“毛选”中的“别了，司徒雷登”大唱反调，难怪吴同文在“文革”中只有死路一条。1966年8月，在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中，吴同文和他的姨太太在“头等舱”里，用咖啡、安眠药、煤气结束了自己的生命。虽然自尽总是有些不堪，但至少吴同文在他的有生之年守住了诺言。从这方面讲，他对这一杰作也算是有交代了。
直到现在，这座已经被列为文物保护单位的“绿房子”，依然以其独特的气度傲然立于众多现代建筑中，丝毫没有因年代久远而显出落伍的样子。50年的承诺，邬达克做到了。现在离2038年还有26年，100年后这座掩映在大树后仿若一艘远洋邮轮般的宅院会不会过时，让我们拭目以待。
海上“辛德勒”
1933年1月30日，希特勒当选为德国总理，纳粹德国开始采取抑制犹太人的措施。1935年9月纳粹党纽伦堡大会后，希特勒宣布了剥夺犹太人公民权新法律，纳粹德国根据这个新法律，强行把德籍犹太人驱赶出境，移民到其他国家和地区。
邬达克抵沪时，曾得到匈牙利救济会和欧洲难民国际救助会的救助。在沪事业、生活状况稳定后，邬达克积极投身慈善事业，逐渐成为匈牙利救济会基金的主要资助者和其会长保罗·科莫的左膀右臂。主要负责救助自欧洲途经或定居上海犹太人的工作中。
1937年“八一三事变”后，日军占领上海，租界沦为“孤岛”，经济一落千丈，房地产业一片萧条。邬达克的建筑事业开始走入低谷。邬达克开始投入更多精力到慈善事业中。
1940年，原会长保罗·科莫成为欧洲国际难民国际救助会副会长兼司库，邬达克不负众望，被旅沪匈牙利侨民推举成为匈牙利救济会会长。
随着1938年慕尼黑协定的签署，捷克被并入德国而斯洛伐克则再次并入匈牙利。邬达克的家乡再次成为匈牙利的领土。经过长期的申请和等待，邬达克于1941年初终于成为匈牙利公民。
此时，匈牙利进入轴心国阵营并加入二战。原在上海代表匈牙利利益及领事事务的荷兰终止了与匈牙利的合作。匈政府转而请求意大利驻上海领事馆代理匈牙利事务，考虑到上海租界及在沪匈牙利侨民的实际情况，邬达克写信向匈外交部请求应由中立国瑞士或瑞典代理匈事务，但迟迟未有回复。
1941年12月7日，日军袭击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8日，日军才开始进攻设在上海的外国租界，并将这些租界内的英、美国等西方同盟国公民圈入集中营。 1942年初，邬达克意外地接到了被匈牙利驻日本大使馆任命为匈驻沪荣誉领事的任命。刚开始他准备拒绝，不愿意暴露在社会政治生活的聚光灯下。但当他被告知这是在战时保护匈牙利在沪利益和侨民，不被意大利驻沪领事代表的唯一途径时，他接受了任命。
从1943年1月到1945年8月，日本侵略军在上海设立盟国侨民集中营，关押等国侨民六千多，涉及十余国，历时两年七个月，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当中发生在上海的影响极大、极其重要的世界性事件。
1943年1月，匈牙利驻沪领事馆首次在上海开馆。邬达克依托匈牙利救济会和广大旅沪匈侨民，开始以领事身份处理与匈牙利有关的领事事务和国家利益。10月，匈牙利亲德国政府上台，拒绝承认原匈牙利宪法并开始驱逐和迫害犹太人。邬达克不屑为其服务，写信向继任匈驻日大使辞职。
大使理解他的立场但请他为了匈牙利利益，利用其影响，继续保护旅沪匈牙利侨民。邬达克以他的良知和道德继续实行其领事职责。他仍尊重匈牙利原宪法，竭尽所能、全心全意地帮助旅沪匈侨民中的犹太人以及逃到上海的欧洲难民（大部分为犹太人），拒绝配合日本占领当局将他们送人隔离区。对于其中想离开上海的犹太难民，为其签发了匈牙利护照。鉴于匈牙利轴心国立场，日本驻沪当局对此也无计可施。
1945年9月，邬达克在一封致友人的信中写道：“那年10月，当我得知新政府上台并开始执行希特勒的政策后，我给匈驻日大使打电话，请其指定其他人来代替我的职务，因为我拒绝为被希特勒指定的政府服务。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行动，如果日本占领当局参照投降后意大利的先例将我逮捕，并将全部匈牙利侨民投入隔离区，后果将不堪设想。但我的良心和本能告诉我只能这么做！”
邬达克秘书萨鲁塔回忆道：“邬达克领事在战时保护了几百名犹太人和各国侨民，使其免于面对被投入集中营的命运。面对纳粹势力和日占领当局的威胁，他坚定地站在犹太人一边。他是一个既有原则又很聪明的好人，没有其他人在这个位置上能比他做得更好。”
早在1942年，邬达克曾委托其妹妹在距布达佩斯东北100公里的兹拉克镇购置了285公顷的土地，准备将来退休后盖一所大宅子并建立一个农场，将整个家族安置在这里。匈牙利新政府上台后，开始了国有化运动，其购置的土地所有权不被承认，邬达克原来设想的退休后返回匈牙利，与家人颐养天年的梦想破灭了。
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收回上海租界，废除了在沪外国侨民的特权。同时，上海市政府开始对前轴心国成员匈牙利驻上海领事馆和邬达克领事的调查，查证其在汪伪政权和日据时期是否牵涉犯罪和与日本占领当局勾结。调查期间，邬达克被禁止离开上海。
1946年8月，邬达克洋行因被控囤积居奇、扰乱市场被政府查封，邬达克一家在达华公寓平静生活也被打破，软禁在家不能随便外出。邬达克开始考虑离开上海，这个他生活了近三十年的城市。
他谁也没有通知，只有与他交往近二十年的老朋友、包工头老王默默地帮助他。邬达克将他所有的文件、书信、笔记、书籍、家具等悄悄打包并分批托运。为掩人耳目，搬空的书架和房间用硬纸板伪装起来。离开上海的前一天晚上，邬达克妻子与其女友正常打牌，而邬达克则照旧与其朋友在俱乐部聚会。
1947年1月，邬达克携妻子和幼女及岳夫母乘“波尔克总统号”邮轮离开上海。邬达克后到瑞士小住，其间，他作为教皇的建筑顾问，参与了梵蒂冈大教堂地下室、圣彼得墓的保护性挖掘及修复工作。
1947年下半年，匈牙利劳动人民党掌握政权，匈牙利开始对前政府官员、王公贵族、商人巨贾的清算活动。因害怕返回匈牙利被作为前政府雇员被清算，邬达克转而申请赴美定居。
1948年6月邬达克携妻女及岳父母定居美国加利福尼亚旧金山。他在伯克利大学附近为自己设计了一所没用一根钉子的瑞士风格的房子。
晚年，邬达克从事宗教研究工作，没有设计过一座房子。
1958年10月26日，邬达克因心脏病在加州伯克利去世，终年65岁。
1996年，邬达克子女将其父亲整个职业生涯的建筑图纸、工程方案、生活照片、法律文件等共550卷档案文件，全部捐献给加拿大维多利亚大学图书馆供后人研究。
邬达克最终离开了上海，这座带给他成功的城市，这座留下他无数记忆的城市。从1918年到1947年的近三十年间，邬达克在上海的设计作品超过65幢，属于上海市优秀近代建筑的就有27幢，占了其全部作品近一半。他的作品，是上海发展史的缩影，是上海的，也是世界的！他离去的心情无从得知，但他留下的是令上海市民无法忘却的智慧结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