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生与死，是个复杂的历史现象。“寿终正寝”是正常的，死得其所最为人们所乐见。死于“天灾”，不可抗拒，死于“人祸”，令人悲伤，却又屡见不鲜，留下了不知凡几的哀魂怨鬼。光绪皇帝，就是一个死得很蹊跷的怨鬼。因为他是一国之君，他的死特别令人关注。
我在写《李端棻传》的时候，是将李氏一生的作为置于光绪帝推行新政的历史大潮中进行铺叙的，但未渉及光绪帝的生与死。前些时从央视（10频道）看到，有好事者，因为疑惑光绪的死而进行了认真的探究，查档案，作尸检，终于发现是死于“中毒”，毒药为“砒霜”。
死因真相大白，人们为此议论纷纷。回顾光绪帝驾崩之时，朝中向外宣告光绪帝的死因是“病不治”。既然“病逝”乃是“寿终正寝”，理当举国哀悼，但却违背常规，草草入殓，敷衍了之，原来，是有不可告人之隐。至于“毒”从何来？则有种种猜测。一说是袁世凯所为。袁氏是清光绪新建陆军的头领，时任天津按察使，经维新派（谭嗣同）举荐，得到光绪帝重用，授予侍郎侯补。由于慈禧太后敌视变法，欲将“新政”扼杀于襁褓之中。维新派在此紧急关头，由谭嗣同出面去搬袁世凯的新军，举兵勤王。袁世凯当面慷慨激昂，满口应承，可背后却去告了密，致使维新志士“六君子”惨遭杀害，就此与维新派成仇。袁氏在谭嗣同面前曾说：“杀荣禄如杀一条狗耳，断无二心。”但当他背信弃义，站到后党一边后，对推行新政的皇帝下手，不也是易如反掌的么？他既可以借刀杀了“六君子”，对诛光绪帝又有何不可？
其二是李莲英。李莲英身为宫中大总管太监，却惟西太后是从，深得慈禧的宠幸，但与光绪帝若即若离，举凡重大事件必倒向慈禧而背离光绪。若说是李莲英投毒，可以肯定不是他的主意，一则李莲英在光绪皇帝面前是奴才，不分主奴，常在一起玩钟表，而且是李莲英求教于光绪皇帝；光绪皇帝改装八音盒，亦让李莲英拿到钟表店请技师帮他安装，按图加工完成。因为有这段私交，李莲英不能不念及情份；再则即使受人指使，不能推脱，也不会直接下手，而是转手他人。
何况李莲英自身难保，他的死也很蹊跷。有好事者将李莲英墓掘开，只见一颗头骨，身躯全无。而且就连这颗头骨也不知怎么散落到附近的学校，校园里的学生娃竟把它当成足球踢着玩耍，玩够了甚至将它抛到粪坑里，惨不忍睹。
其三是慈禧。光绪是慈禧一手扶持起来的儿皇帝，意欲将他调教成驯服的傀儡，以圆她独揽朝政的权欲梦。
慈禧，叶赫那拉氏，满洲正黄旗人，原为咸丰帝妃。咸丰帝死后，遗诏由皇子载淳即位，改元褀祥，因其年幼（6岁），由“八大臣”（怡亲王戴垣，郑亲王端华，协办大学士、户部尚书肃慎等）辅佐。帝后钮祜禄氏尊为母后皇太后，即东太后“慈安”；帝妃那拉氏尊为圣母皇太后，即西太后“慈禧”。而西太后却不安于位，无视先帝的遗诏，竟不惜以血溅宫廷的狠毒手段，纂夺皇权，将“襄赞政务大臣”或杀戮或革职或流放，自己取而代之，废“襄赞”之名“垂帘听政”，改元同治。因为载淳是慈禧所生，母子共治，实为慈禧独揽大权，一改清廷后妃不许干预朝政的家法。同治皇帝在位13年，驾崩后因无子嗣，按清朝规制，父死子继，应由皇族中同辈即浦字辈承袭大统，朝臣亦纷纷上书请选浦字辈立为帝。
可慈禧却置诸大臣的谏言于不顾，选的是奕譞的儿子载湉。因为载湉和载淳是同辈，将载湉立为帝，她慈禧仍然可以以“母后”的身份“垂帘听政”。可见慈禧视皇权如命，是不会轻易放弃的，尽管奕譞认为将他的儿子立为帝不合祖制，亦不能改变慈禧的专横，于是年仅4岁的载湉登上了光绪朝的龙位。儿娃娃载湉哪里会知道，他所得的加身龙袍和施展皇权的龙廷，是用他先辈的血换来的。待到他经“母后”的“调教”长大成人，可以治理朝政的时候却不能自主。复因改革官制，启用维新派，诸旧臣被废弃而遭到“母后”的训斥，自觉皇位不保，于是诏见杨锐，让他携带密诏求救于维新派。诏云：“朕唯时局艰难，非变法不足以救中国，非去守旧之大臣而用通达之士，不能变法。而皇太后不以为然，今朕位几不保，汝康有为、杨锐、林旭、谭嗣同、刘光弟等，可妥速密筹，设法相救。”
另有给袁世凯的手谕说：“荣禄密谋杀君，大逆不道。着袁世凯火速赴京以示朱谕，宣读后立即正法。直隶总督一职，着袁世凯暂摄。”荣禄时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及军机大臣，手握重兵，是慈禧的得力干将。
可见，双方的斗争已经到了剑拔弩张，一触即发的地步。袁世凯在向荣禄告发时，连同光绪皇帝的密诏、手谕，毫不隐瞒地奉上，成为光绪皇帝“谋反”的罪状，被禁锢在颐和园的“瀛台”，失去了亲政的权利。接着爱妻珍妃被谋害，自身命悬一线。
光绪自幼体弱，屡经为了皇权与“母后”的争夺折磨，伤身害体，越发虚弱。期间曾由御医诊断，结论是：系长期精神抑郁引发的综合症，表面上看似无大大碍，实际上已病入膏肓。无独有偶，慈禧也患了病，因她年已70，自知不久于人世，似有所预感，遂凄然道：“只怕皇帝要走到老身前面了。”此话刚说完，光绪的病情突然加重，“咳血不止”，“不久痛苦地辞别人世”。（李东青《光绪皇帝传奇——千秋泪 》，中国人民出版社，1393年版）
光绪皇帝死于光绪三十四年十月二十日（1908年11月13日），过了两天，即光绪三十四年十月二十二日（1908年11月15日）慈禧太后驾崩，确乎“应验”了她的预感：儿皇帝死在“母后”之前，从而结束了光绪30余年的统治。慈禧临终前，己知儿皇光绪的死讯，一块石头落了地，志得意满地走了。
可是光绪儿皇却不知是怎么了此一生的？因为光绪的自觉症状是肾亏，只是“遗精”，而且已经有所缓解，却无“出血”的病史。而他临终前“咳血不止”的突发病情，可以判断是“中毒”的表征。无论是谁投的“毒”，祸根都可以归结到太后慈禧，当她觉得自己古稀之躯已日薄西山，一旦命归黄泉，若儿皇帝光绪仍然活着，新政得以施行，她一生为之苦心维护的皇族基业必将消失殆尽，于是突发让儿皇帝死在她之前以绝后患，不是很自然的么？当然，慈禧是无须动手的。如珍妃，因支持光绪变法，慈禧对她恨之入骨，欲将她置之死地而后快。《千秋泪》对珍妃的被害有较详细的记述，读后不知怎么想起了那帮占山为王，打家劫舍，杀人不眨眼的匪徒，与慈禧和她身边的一帮奴才何其相似。山寨王是因为谋财而害命，而慈禧执掌的是正统的国家政权，杀起人来，竟如山寨王一般的野蛮，手段之残忍，有过之而无不及。政治斗争说到底乃是“争权夺利”，慈禧既已大权在握，岂肯让它旁落？ 时当八国联军攻入北京，国家危在旦夕，慈禧却被吓得惊慌失措，急于离京逃命。想到被关押了两年的珍妃，便派人提来，吩咐她去收拾行李，似乎要带她一同逃亡。可是后来的情况却变了，珍妃以为母后要把她与夫君光绪皇帝一同带走，便向慈禧哭诉，请求将光绪皇帝和她一同留在京城。
慈禧听后竟狡黠地说：“珍主儿倒是一副古道热肠，忠心可鉴。珍主儿自己愿意留下，老身一定勉力成全。只是皇上乃一国之主，决不可留下受训于人。”转过身来慈禧对内务府二总管崔玉贵耳语了几句，马上又和颜悦色地说：“领珍主儿到个好去处，不可慢待。”
崔玉贵受慈禧“耳语”之命，不敢怠慢，欲将珍妃带走。珍妃预感不妙，先是长跪不起，崔玉贵叫打手将珍妃架起，朝宁寿宫走去。珍妃一路反抗无效，转而拱手求饶。崔玉贵不得不吐露真情说：“老佛爷交待下来的事，奴才怎好不办？”说完逼着珍妃自己投井自尽。
珍妃临死不屈，但乞求“再见老佛爷一面，死而无憾！”
崔玉贵急于将珍妃处决复命，示意身边的两位太监上前帮她一把，“两太监于心不忍，两眼含泪，竟站着没动。”
崔玉贵无奈，于是伸手“抓住珍妃衣领把她拖到井旁，任珍妃怎样疯狂地抓他、挠他、咬他，硬把珍妃的手先塞入井内，然后提起珍妃的腿一下子按下去。珍妃惨叫一声，立时没了踪影。”
有其主必有其奴，奴仗主势，有什么狠毒的事做不出来！但当光绪皇帝与慈禧谈起珍妃的时候，崔玉贵却欲盖弥彰，说：禀万岁爷，老佛爷，珍主儿不忍看到国破家亡的惨祸，一时想不过来，已经沉井自尽了。”光绪一听脑子都气炸了。慈禧心领神会，知道她授命交办的事已经了结，也就放心了。
对慈禧来说，除去珍妃不过是断了光绪儿皇的一只胳膊，只有灭掉一身反头骨的儿皇身躯，才能确保其皇族家法长治久安。而光绪的生死完全操在慈禧的股掌之中，封建王朝有铁律：“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故而光绪的死，亦如珍妃之死，“六君子”之死，也是不可抗拒的。光绪皇帝被禁锢瀛台之时，念及新政被阻遏，国家民族正处于危难之中，却又无力回天，心情极端痛苦，于是展纸挥毫画上袁世凯、荣禄及崔玉贵的头像贴在墙上，然后用弓箭对着三位仇敌射去，聊以解愁泄恨。
“戊戌变法”的是与非，若按社会变革来说，属于新旧两种势力的较量。而在宫廷内部，则是两党之争。其时朝廷以对变法的态度分成两党，倾向变法者为帝党，反对者为后党。帝党欲求变革，实行新政，以挽救危亡；后党则要维护祖宗之法，保住既得利益，却置国家民族生死存亡于不顾。因为后党大权在握，手段残酷；帝党虽然有救国良策，却无力回天，致使维新派付出了血的代价。光绪之死也就成了“党争”之祸的牺牲品，不幸沦为母后“家法”的刀下鬼，含冤九泉。
大清王朝曾经有过康熙、雍正和乾隆三代盛世，但自嘉庆以后国力日渐衰退，复遭外侮侵凌，危在旦夕。及至光绪一朝，出了个开明君主，与维新派里应外合，变法维新，救亡图存。国人正翘首期待新一代盛世的出现。孰料，竟被一个“女皇”举斧腰斩，实乃中华民族的大不幸！
（作者系中国作协会员、《花溪》月刊原副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