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大一统王朝发展到一定程度，都会遇到一个义利两难的困境。道义和利益之间似乎有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而且鸿沟越来越宽，直到王朝崩溃，让位于混乱或新王朝。这也是让历代统治者和思想者都感到棘手的现实难题。《盐铁论》中论辩双方围绕着盐铁官营是否合理展开的一系列论战，反映了西汉王朝中期遇到的义利两难的社会困境是无法真正有效解决的。在缺少健康有效的外在约束力量的政治环境中，要长期地靠统治阶层自己去约束自身的利益膨胀。也是办不到的。
关键词：义利：两难：自我约束
中图分类号：D69=3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0544（2012）11-0058-04
一、小引
一代之人物，共享一代之思潮。一国之民众，同沐一国之风气。思潮风气，乃社会之精神。汉兴以来，社会精神之演进，其中可以详而论者，不可胜道。单以学术而言，则诸家分繁，莫衷一是。虽所操不同，然皆“务为治者也”，正所谓“殊途同归”。其中尤可属意者，乃各家之政治思想中的国家道德原则。
“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理想者，事业之本。欲达治平，不可无准绳鹄的以为法则。理想即治平之准绳鹄的，而国家道德观，乃诸家政治理想之核心价值。其中尤为重要者，乃义利关系问题。义利之辨，虽只是理想层面的探讨，但于国计民生，关系甚大，可不慎审哉！
义利之论，所出甚早。《易·文言》：“利者，义之和也。”义与利，虽判名为二，却又可融而为一，乃“二而一、一而二”之关系。融合之关键，又在于“和”。利，乃各种“合宜”事物的中和、协调，彼此不相矛盾、而无龃龉。反《周易》而用之亦可，《墨子·经上》日：“义，利也”。《周易》、《墨子》不讳言利。而着意于义利之内在调和，此不待多言。
后至孟子，始倡义利之辨。孟子谏梁惠王“何必日利，亦有仁义而已矣”，将义利截然为二。义利之辨，自此而兴。汉之董仲舒，更直言：“正其谊（同“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若日仲舒尚义黜利，亦大体不差。然义利之间，判然而不合，已经形成了一条难以逾越的鸿沟。今以《盐铁论》为主要依据，来看看西汉中期义利两难之困境。
二、缘起
西汉中期盐铁、酒榷、均输政策之形成，原因颇为复杂：既有社会经济方面的原因。又有政治军事方面的原因。汉兴至武帝，七十年来，人口增多，民用日渐富饶，社会发展整体呈向上趋势。然其间积弊，亦有不少，社会矛盾，随之发展。虽有“文景之治”之美，不乏“七国之乱”之忧。善恶“俱分进化”，则何去何从，于学者、公卿，同为严峻之考验。乃至于盐铁会议时，辩论之激烈，文献所罕见。辩论缘起，《盐铁论·本议第一》开篇即日：
惟始元六年，有诏书使丞相、御史与所举贤良、文学语。问民间所疾苦。
对此《汉书》卷六十六的《传赞》已有详细说明：
所谓盐铁议者，起始元中，征文学贤良问以治乱，皆对愿罢郡国盐铁、酒榷、均输，务本抑末，毋与天下争利，然后教化可兴。御史大夫弘羊以为此乃所以安边竞，制四夷，国家大业，不可废也。当时相诘难，颇有其议文。至宣帝时，汝南桓宽次公治《公羊春秋》举为郎，至庐江太守丞，博通善属文，推衍盐铁之议，增广条目，极其论难，著数万言，亦欲以究治乱，成一家之法焉。……
会议人数甚多。“政府方面参加讨论的有丞相田千秋即书中的‘丞相’，有御史大夫桑弘羊即书中的‘大夫’，有丞相的下属‘丞相史’、御史大夫的下属‘御史’。民间来的代表就是‘文学’即读书人和‘贤良’即读书人已经被选为‘贤良方正’的。选读书人为‘贤良方正’是汉朝的制度，始于汉文帝二年。这种人是有了功名，但还没有一定的官职。”（郭沫若《盐铁论读本·序》）
由于会议人数众多，发言迭起，而记录或有所不便。除了丞相、大夫能够明确身份外，贤良、文学、御史、丞相史，大多无法知道确切姓名。因此，论辩基本上是以集体姿态出现。这样一来，使《盐铁论》中的辩论得以分成明显的两大阵营，大体可分官、民两家。官家以大夫、御史、丞相（史）为党，民家以贤良、大夫为朋。两家学术所宗，多有相似；然具体措施，颇相乖谬。阵营之间，观点对立，互不相让；阵营内部，观点大体一致，如同手足。可见，官民对立之病，古已有之。或以为此种对立，乃是霍光暗地操纵之结果，但《盐铁论》中所见，却看到的更多是贤良文学的独立姿态。若说局势被霍光所利用，亦极有可能；但贤良文学议论之内容，似不太可能全被霍光所操纵。
辩论之内容颇为丰富，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诸多方面，对王霸、夷夏、本末以及义利等诸多观点上有比较尖锐的对立。所涉内容繁杂、辩论高潮迭起。实为中国历史的一大看点。
三、辩难
《盐铁论》辩论之初，文学即对曰：
窃闻治人之道，防淫佚之原，广道德之端，抑末利而开仁义，毋示以利，然后教化可兴，而风俗可移也。（本议第一，下引《盐铁论》篇名皆如此注）
贤良文学尚义黜利。此观点贯穿于辩论始终，也多被用以讽刺公卿，虽然议论高尚，实有空泛之忧。大夫御史之流，往往避开此论，以为世易事异，反讥儒者以古非今、不知时务。然其论多尚功利，难服儒者之心。今观《盐铁论》中双方之言辞事例，仿佛俱有十分道理。义利辩难，错综复杂，孰是孰非，难以遽下断论。限于篇幅，且管中窥豹。欲以见其一斑。兹以数事明之：
1.奢俭与贫富
先举二论：
贤良曰：“不耻为利者满朝市，列田畜者弥郡国，横暴掣顿，大第巨舍之旁，道路且不通，此固难医而不可为工。”（救匮第三十）
大夫曰：“古者，宫室有度，舆服以庸；采椽茅茨，非先王之制也。君子节奢刺俭，俭则固。昔孙叔敖相楚，妻不衣帛，马不秣粟。孔子曰：‘不可，大俭极下。’此蟋蟀所为作也。”（通有第三）
大夫名正言顺地为奢侈辩护，虽引孔子以自重，颇惹议论。奢俭之辨，颇能反映社会贫富差距之大，已到了不可容忍的程度。然同时也反应社会经济有很大的发展。试想“汉兴，接秦之弊，丈夫从军旅，老弱转粮饷，作业剧而财匮，自天子不能具钧驷，而将相或乘牛车，齐民无藏盖”（《史记·平准书》）之时，欲奢亦难。则问题不在奢俭，必在贫富悬殊。 以民生为虑者，多尚俭朴。何者？不知稼穑之难治，则不可以言俭；不知器用之难得，则不可以言朴。惟日见民生凋敝而困虑于心者。方能疾呼黜奢尚俭之论。再举贤良数论：
贤良曰：“古者，诸侯不秣马。天子有命，以车就牧。庶人之乘马者，足以代其劳而已。故行则服桅，止则就犁。今富者连车列骑，骖贰辎耕。中者微舆短毂，繁髦掌蹄。夫一马伏枥，当中家六口之食，亡丁男一人之事。”（散不足第二十九）
贤良曰：“盖桡枉者以直，救文者以质。昔者，晏子相齐，一狐裘三十栽。故民奢，示之以俭；民俭，示之以礼。方今公卿大夫子孙，诚能节车舆，适衣服，躬亲节俭，率以敦朴，罢园池，损田宅，内无事乎市列，外无事乎山泽。农夫有所施其功，女工有所粥其业；如是，则气脉和平。无聚不足之病矣。”（救匮第三十）
贤良曰：“宫室奢侈，林木之蠹也。器械雕琢。财用之蠹也。衣服靡丽，布帛之蠹也。狗马食人之食。五谷之蠹也。口腹从恣，鱼肉之蠹也。用费不节，府库之蠹也。漏积不禁。田野之蠹也。丧祭无度，伤生之蠹也。”（散不足第二十九）
孔子之术，“郁郁乎文哉”！贤良文学，虽皆为儒生。似与孔予多有不舍。其尚质黜文、对症下药之论。则与墨家尚俭及“择务而从事”观点接近。墨子曰：“凡入国，必择务而从事焉。国家昏乱，则语之尚贤、尚同；国家贫，则语之节用、节葬；国家说音湛湎，则语之非乐、非命；国家遥僻无礼，则语之尊天、事鬼；国家务夺侵凌，即语之兼爱、非攻，故日择务而从事焉。”（《墨子·鲁问》）
但从另一方面看，若非百姓生活极为贫困，则简朴之说，难以大倡。然贤良文学尚俭黜奢，实为当时民生困苦之一大反映——中国历史上的几个大一统王朝，发展到一定地步时候，无不经历这种痛苦！民之所苦。不苦于温饱不继之时，而苦于贫富悬殊之际，人心不平，甚于丘壑。孔子日：不患寡而患不均。贫富者，利也；均平者，义也。以此观之，贤良文学所论，较之公卿之流，似更符合道义。但公卿却自有一番道理，尤其以匈奴侵扰为由。
2.伐胡利弊
论及伐胡之时，双方皆不讳言利。大夫之伦汲汲于维护现有的政策，抗击匈奴是其最重要的立论根据。除此之外，多为强辩，未足论也。焦点在于，官方认为伐胡之利甚大，不仅可以攘斥匈奴，以绝外患，亦可开广边境之地，甚至可以解决内地人多地狭的问题。则汉兴至武帝时，人口增长数量必定很大。公卿往往以为“民不齐出于南亩”归因于“民多懒惰”，文学则述及民多去本趋末、商贾滋众。这其实也是人口滋生的一个表现。文学以为，战争的受益者中，没有百姓，而主张怀柔和亲。从汉兴至武帝七十年间，以和亲为主，然而匈奴“反复无信，百约百叛”（和亲第四十八）。则文学和亲怀柔之论，难免站不住脚。不过，其出发点也是在维护百姓利益。
未伐胡越之时，家给人足，试以《史记-平准书》为征：
至今上即位数岁，汉兴七十馀年之间，国家无事。非遏水旱之灾，民则人给家足，都鄙廪庾皆满，而府库馀货财。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棱。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於外。至腐败不可食。众庶街巷有马，阡陌之间成群，而乘字牝者债而不得聚会。守闻阎者食粱肉。为吏者长子孙，居官者以为姓号。故人人自爱而重犯法，先行义而後绌耻辱焉。
然而，此时国虽富而不强。匈奴屡次入侵骚扰，常遗汉家之忧。以常人之心度之，富则当强。武帝年少即住，富于春秋，血气方刚，而国家殷富，则发兵击讨，似顺理成章。
是后，外事四夷，内兴功利，役费并兴，而民去本。（《汉书·食货志上》）
其后，师旅数发，戎马不足，柠牝入阵，故驹犊生于战地。六畜不育于家。五谷不殖于野，民不足于糟糠，何橘柚之所厌？（未通第十五）
及王恢设谋马邑。匈奴绝和亲，侵扰北边，兵连而不解，天下苦其劳，而干戈日滋。行者赍，居者送，中外骚扰而相奉，百姓抚弊以巧法，财赂衰耗而不赡。入物者补官，出货者除罪，选举陵迟，廉耻相冒，武力进用，法严令具。兴利之臣自此始也。（《史记·平准书》）
国家多事四夷。必然耗费巨大、中外骚扰。费用不足，则言利之臣兴；中外骚扰，则峻法酷吏起。国家已入多事之秋：
（西汉时期）禁网寝密，律令凡三百五十九章，大辟四百九条，千八百八十二事，死罪觉事比万三千四百七十二事。（《汉书·刑法志》）
（武帝时）征发烦数，百姓贫耗，穷民犯法，酷吏击断，奸轨不胜，御史招进张汤、赵禹之属。修定法令，作“见知故纵。监·临部主”之法。（《汉书·刑法志》）
由此看来，大夫之流，处心积虑地理财聚利，以为击胡之需，也在情理之中。然而，天下之事，固不可以不变之教条处置之。外敌入侵，威胁国家，则外事为重；边患减轻，经济凋敝，则民生为重。若以古绳今，不知世变，则难免处置失当，遗祸无穷。两利不可得兼，取其大者；两害不可并除，取其小者。此为国之道，大义也。
3.盐铁官营
大一统专制国家的一个重要的特点，即：中央政府承担了封建时代所没有的高强度社会压力。封建时代，诸侯割据，其自身的利害，往往自身承担。各诸侯所处地域不同。因而导致自然环境、风俗习惯、物产地力、国际关系之千差万别，同时使其自身所面临之具体困难，往往不同。秦并四海为一家，所虑自非昔日诸侯小国所能比。红楼梦中有一句话：大有大的难处。诚然！多事之秋，耗费巨大，则县官兴利于山海园池，实行盐铁官营政策，在统治者看来，乃十分正当之事，不能一概否定。
大夫曰：“是以县官开园池，总山海，致利以助贡赋，修沟渠，立诸农，广田牧，盛苑囿。太仆、水衡、少府、大农，岁课诸入田牧之利，池蕖之假，及北边置任田官，以赡诸用，而犹未足。今欲罢之，鲍其源，杜其流，上下俱殚，困乏之应也，虽好省事节用，如之何其可也？”（园池第十三）
但盐铁官营，其利势必归于官家，难免与民争利。官家原本乃权利之所在，不惠不富。若边患渐息，仍以官经商，则“损有余，补不足，富者愈富，贫者愈贫矣”（轻重第十四）。
亦不免于“与百姓争荐草，与商贾争市利”（园池第十三）。 文学曰：“故古者分地而处之。制田亩而事之。是以业无不食之地，国元乏作之民。今县官之多张苑囿、公田、池泽，公家有鄣假之名，而利归权家。”（园池第十三）
试以当今中国国情对比。政府经商，美其名曰国有。实则官有。官高利大，则道理不难明了。虽对解决国家层面的问题是有一定作用的，但执政者对于来自民间的不同声音。却往往不能正视，缺乏宽容的心态，自以为是之见，跃然纸上。
大夫曰：“宇栋之内，燕雀不知天地之高；坎井之蛙，不知江海之大；穷夫否妇，不知国家之虑；负荷之商，不知猗顿之富……故志大者遗小，用权者离俗。”（复古第六）
桑大夫的这种心态，足可证明官家利益与百姓利益并非总是一致的。虽然执政者也有意于治平天下。但往往是唱高调。而并不能切实可行地去作为。
大夫曰：“文学言：‘天下不平，庶国不宁，明王之忧也。’故王者之于天下，犹一室之中也，有一人不得其所，则谓之不乐。故民流溺而弗救，非惠君也。国家有难而不忧，非忠臣也。”（忧边第十二）
言下之意，九州之内，凡有不平之处，皆系于天子一身，何其劳且忧也。然而，大夫以大有难处立论。则治天下之道，何其不易。国家这么大，什么事都要归于天子官家来管，则成本之大，耗费之多，往往触目惊心。如《史记·平准书》中所载：汉武帝时，伐胡、救灾、柔远、大兴工程，使得财政入不敷出。为了解决政府的资金困难，同时抑制商人。采取了各种手段。比如出“告缗令”。几乎令商人破产殆尽。
卜式相齐，而杨可告缗遍天下，中家以上大抵皆通告。杜周治之，狱少反者。乃分遣御史廷尉正监分曹往，即治郡国缗钱，得民财物以亿计，奴婢以千万数，田大县数百顷，小县百馀顷，宅亦如之。於是商贾中家以上大率破。民偷甘食好衣，不事畜藏之产业，而县官有盐铁缗钱之故。用益饶矣。（《史记·平准书》）
然而，武帝之好大喜功，甚矣哉！甚至为了几匹好马，不远万里，兴师伐大宛，大动干戈，功不补患。他之所以能这样做，主要是由于汉兴以来，专制权力不断集中。藩王削弱，中央独大，除了皇帝自己，已经没有可以约束权力滥用的力量了。则举天下以奉一人，亏天下以利一人，又有何不可？上有所好，下必甚焉。欲于此时以下制上，约束政府权力，则犹如驯猛兽，稍有不慎，难免伤及自身。民间想要政府罢黜盐铁官营政策，势必于天子官家利益有损。则罢而后复，亦在情理之中。文学贤良之辈，欲以义导利，约束统治阶层，已经无能为力了。这真像害了毒瘾，欲罢不能：
宣、元、成、衷、平五世，无所变改。元帝时尝罢盐、铁官，三年而复之。（《汉书·食货志下》）
四、结语
不难看出，社会贫富悬殊，固然有其长期积累的因素，不排除个人的勤俭与才智差距。然而，最主要因素却在于政治清明与社会公平与否。若政治清明而社会公平，则财富上的差别不足以引起强大的心理反差。固然，人皆有不平之心，只要有差距，就会有此心理状态。而政治清明与否，社会公平与否，往往在于帝王官家能否自我约束、循义而动。但历史上，又有哪个拥有强大力量的统治阶层，会长久而有效的自我约束呢！
王朝建立之初，往往已是人口剧减之时，民生凋敝，整个社会的利益增长空间巨大。只要没有其他强势力量破坏，则政治稳定，官民彼此需要，社会也比较和谐。随后，贫富日渐分化，则强势异己力量不断崛起。中央政府必须不断削平崛起的势力，否则，便有倾覆之危。倘若顺利，则自身势力一家独大，往往愈发缺乏外在约束，常陷入如猛兽出笼而无法制服的地步。此时，整个政治机器已经加速运转起来，远非个人力量或自我约束所能挽回，即使位尊九五，也往往回天无力。王朝更替循环在所难免。
固然，生存为人生第一要义。凡利于生存者，即利之所在。“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史记-货殖列传》）无往而非利也。于个人而言，趋利避害，无可厚非。只要取之有道，不以“己所不欲”施之于人，则言利不可谓不道德。《易·文言》曰：“利者，义之和也。”义利之间，本非有不可逾越之鸿沟，但上升到集体、国家层面时，则往往处于两难的境地。作为最高的集体，国家自身也应有一套道德法则。那么贤良文学义利之说，不过是想张大国家道德观——国家尚义（公平与道义），则民众趋利则无大妨害。倘若国家（尤指统治阶层）过分追求利益甚于道义，则民众的生存空间必定被挤压，社会公平机制必然失灵。如何能使民众在国家道义的覆盖下，使民众各求其生存利益，这是一个两难的历史课题。如果寄希望于统治阶层长期有效地自我约束去实现义利之和谐。那几乎是不可能的。而义利两难的困境，在此之后的各个王朝。也都在不断地重新上演。
责任编辑 文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