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轮金融危机是由美国的次贷危机引起的，同时也是由美国的消费结构、自身的金融体系建设不健全以及监督不力等因素息息相关的。但是，这一金融危机快速在全世界蔓延，造成了世界性的金融危机，这应当引发我们对国际货币体系的更进一步思考。在经济全球化、金融全球化的条件下，如何应对经济全球化下的经济（金融）风险，惟一选择是实现宏观经济政策的国际合作，改革现存国际货币体系。
【关键词】金融危机；国际货币体系；改革与创新
一、国际货币体系与金融危机理论综述
自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以来，金融危机一直是国际经济学界、金融学界研究的热点。进入1980年代，大规模金融危机不断爆发一1982年的拉丁美洲危机，1992年的欧洲货币体系危机，1994年的墨西哥比索危机以及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进一步刺激了这方面的研究。
我们通常所说的金融危机，主要为货币危机（Currency Crisis）、银行业危机（Banking Crisis）两种。第一代金融危机理论代表人物主要有保罗·克鲁格曼1979）和罗伯特·福拉德（1984）等。该理论认为，在固定汇率制下，当国内信贷不断扩张，中央银行用外汇储备盯住汇率会导致储备不断流失。当投机性攻击发生时，政府外汇储备耗尽后，不得不放弃固定汇率制，最终导致货币危机。第二代金融危机理论在“欧洲货币体系危机”之后产生，代表人物为茅瑞斯·奥伯斯菲尔德（2001）。这一理论认为，货币危机是否发生主要取决于政府是否愿意为了维持固定汇率而承受利率上升的压力，政府在权衡这一利弊得失时要受到市场预期因素的影响，当市场预期因素使得维持固定汇率成本很大时，政府可能放弃固定汇率。货币危机的发生往往是政府自我预期的实现。第三代金融危机主要代表人物还是克鲁格曼（1998），他将道德风险模型引入危机分析中，即本国金融机构由于有政府的担保而投资于高风险领域（主要是资本市场和房地产市场）。从而导致资产泡沫化，当资产泡沫化破灭时，金融机构陷入困境，引发危机爆发，这种危机属于银行业危机。
对于本轮金融危机的发生，学界有几种不同的解释。主要观点可以总结如下：
第一，美国房贷危机是本次危机的触发点。在新经济泡沫破灭之后，房地产成为美国政府推动经济的重要手段之一，抵押贷款公司和商业银行把次级贷打包转手卖给“房利美”和“房地美”，两房对贷款质量却忽于管理，最终使这些次级贷成为危机生长的“温床”。由于“住房抵押贷款支持证券”的泛滥，加之2002—2006年期间，美国的房市火爆，很多金融机构把这种次级抵押贷款权的证券同其他行业真正的次级证券甚至垃圾证券“打包”出售，使得多年积累下的大量金融残次品涌向金融市场，出现金融危机就不足为奇。
第二，金融监管不力，缺乏必要的金融监管和金融风险预警机制。如果说次级贷是导火索，那么美国金融部门的结构性不足是引发危机的星星之火。美国金融管制的框架仅仅适用于金融部门的正式机构，却不适用于迅速扩张的“非正式机构”。当产生信贷紧缩、金融机构之间失去相互信任时，就引发整个金融市场信用危机乃至金融危机。一些学者认为，美国金融监管体制暴露出一系列漏洞，例如，监管机构交叉重叠、监管部门过于依赖“市场纪律”等等，是最终引发金融危机的导火索。金融创新和金融监管一直是一对矛盾体，美国金融外部监管的严重滞后、金融创新与金融监管的步伐不一致，华尔街的杠杆率过高时，监管机构并未对此做出适当的反应和控制，是导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的深层原因之一。忽略对金融创新的监管，特别是对金融衍生品的监管是产生金融危机的原因。
第三，流动性过剩引发金融危机。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过度依赖金融政策对宏观经济的调控作用，使金融市场的流动性过剩问题日趋严重。美国“9·11”事件后经济放缓，为了恢复经济增长，美国实行宽松的货币政策，这使美元的流动性大大增加。贸易顺差偏大和外汇储备过多，增加通货膨胀压力，货币供应过多和银行体系资金过多容易造成资金泛滥，引发金融危机。
第四，金融衍生品创新的盲目性。2002年以来，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的金融规模超常扩张，金融创新及其金融衍生品空前发展，导致金融工具风险加大。当代金融风险引发金融危机的切入因素是金融创新。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金融管制放松、金融创新泛滥以及风险评估滞后，导致金融工具风险增加，埋下了危机的种子。场外金融衍生品（OTC）这一金融创新，使得金融市场的放大效应与监管缺失，更成为金融危机的催化剂。
第五，金融业在全球经济中占比过高，是本次金融危机迅速蔓延的重要原因。二战以后，随着全球经济的发展，世界产业结构发生巨大变化，服务业在各国经济中所占比重越来越大，以金融业和房地产业为代表的资本市场一旦发生虚值泡沫破灭，将是引发经济危机的主要因素。麦肯锡全球研究所称，1980—2008年，全球金融资产上升到140万亿美元，增长了1166%；金融资产占全球GDP的比重从1980年的100%上升到2008年的325%。在全球经济中，金融资产所占比重过大，金融经济发展过快，金融活动不合理是引发金融危机仍至世界经济危机的主要因素。同时，伴随着全球金融资产的急剧扩张，其风险也进一步增加。
二、从国际货币体系角度解释金融危机产生
从国际货币体系来讲，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建立布雷顿森林体系，是一个以美元为中心的“双挂钩”的国际货币体系，即美元与黄金直接挂钩，各国货币则与美元挂钩，可按35美元1盎司黄金向美国兑换黄金。尽管这个“双挂钩”的世界货币体系对战后世界经济的恢复与重建做出了贡献，但无法解决自身所固有的矛盾：美元的发行随着世界对流通手段和储备手段的不断扩大而膨胀，而美元对现黄金的承诺毕竟有限。正因超量的美元发行使美国难以承受兑现黄金的压力，致使美元在上世纪60～70年代经历多次危机，1971年美国不得不自行放弃美元与黄金挂钩的体制，布雷顿森森体系崩溃，开启了“浮动汇率”时代。
尽管美元摆脱兑换黄金的义务，但美国经济及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核心地位没有改变，却使美国处于放手扩大货币发行的优势地位，使世界实际财富流向美国，而“虚拟”财富流向世界各地，创造了大量的欧洲美元、石油美元和亚洲美元，还可通过精心“包装”把高风险的金融衍生产品推销到国外，把金融风险向世界各地“分散化”。正如法国《世界报》2009年3月22～23日合刊载《美元基准统治的终结》一文指出，世界受这种美元基准体系之害：世界经济几十年来一直依靠该体系，它使得美国陷入大量的信贷、债务和赤字之中；如果美国没有这种“过分的特权”，使其“无需担心赤字”，它就不会像迄今所做的那样超支生活，就不会吸纳全球3/4储备。这就一针见血地揭示出美国的次贷危机和它所导致的国际金融危机，其最深层的根源在于一个不受约束的美元居于国际货币核心地位的国际货币体系。 三、从改革国际货币体系角度看防范金融危机
本次金融危机来势凶猛，传播迅速，给人们的教训也是深刻的。上世纪30年代的大危机催生了凯恩斯主义，借助以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为主的宏观经济管理手段。然而，凯恩斯主义的宏观经济管理，还只是在生产社会化条件下一国政府只关注本国的宏观经济调节，即在一国范围内实施“政府干预”。这种干预手段在现在的全球经济一体化的现实下，显然已经远不足以抵抗金融风险的冲击。而对于一些讨论形成世界政府的观点，也并不现实。为了应对经济全球化下的经济（金融）风险，各国最应当考虑的，是宏观经济政策制定方面的协商合作。也就是说，国际经济合作，应该从传统的以企业为主体的贸易合作、投资合作或技术合作，提升到政府层面的宏观经济政策合作。也就是在世界范围内，将政府干预“升级化”，“扩大化”，在国际范围内，以尊重各国主权为前提，扩大合作和对话。
这种宏观经济的合作，可以采取多种措施。例如危机后召开的各种会议、论坛：从七国集团到20国集团的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从欧盟到东盟和中日韩财长与央行行长制度化会议，都在全球或地区范围内为平抑危机、促进经济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本次危机发生的深层原因之一，是美元为核心的国际货币体系缺乏一个必要的约束机制；如果没有一个能防止美元滥发，再度时空的体制，恐怕下一次的金融危机在此角度上还将具有必然性。这也应对了为什么此次金融危机之后，改革国际货币体系的呼声日渐其高的现实。
改革国际货币体系的呼声由来已久，大体有两类主张：一是主张将旧体系“推倒重来”的激进主张，即立即彻底推倒布雷顿森林体系，包括目前一主多元格局，重构国际货币体系；二是主张“渐进式”改革。大多数主张“渐进式”改革的人们认为“推倒重来”会造成国际经济或金融重大波动，损失大.而主张“渐进式”改革者亦可分两类：一是美国。他虽然在口头上要求改革，但却还想力图保持“美元”的主导地位；还有一类就是真想进行“改革”，他们不仅是言者，而且是行者。“欧元”的出现，就是打破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独霸地位，争取至少平起平坐地位的重大行动；此外，不仅英镑、日元也想保持甚至扩大其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影响，而且俄罗斯的卢布、印度的卢比、中国的人民币也在加速国际化进程。这次金融危机的爆发，可能是促成这种转变，促成这些货币在国际化的路途上迈出一大步的重要机会。
结合世界上学者们的观点，我认为，改革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努力：
第一，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核心问题之一，在于选择好作为国际储备基础的本位币。虽然一个以不受约束的美元为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成为这次金融危机的体制根源，但要想找到一个可以取代美元作为国际储备基础的本位币，却很困难。一则因为美国决不轻易放弃美元的主导地位；二则从现实情况来看，如今并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取代美国主权信誉和实力。尽管俄罗斯主张摒弃由美元主宰的世界，但正如一些评论所说，世界上还没有哪个投资者敢于在这场危机中惊慌失措地把美元换成卢布。因为美元之所以成为国际储备货币，不是任凭意愿，而是靠国家的经济实力的。很多学者曾经也讨论过欧元是否可以作为国际货币，但是欧元在近期也是跌宕起伏，并不是人们所想的那样一直坚挺，恐怕它距离国际货币还有一定距离。
第二，G20创立的“金融稳定论坛（FSF）”以及“金融稳定委员会（FSB）”应该发挥更大的作用，应使它们成为探索、建立一个崭新的国际货币体系的领头队伍。金融稳定委员会的主要任务包括：评估全球金融系统脆弱性，监督各国改进行动；促进各国监管机构合作和信息交换，对各国监管政策和监管标准提供建议；协调国际标准制订机构的工作；为跨国界风险管理制订应急预案等。G20伦敦会议虽然已经为各国共同应对国际金融危机采取了一系列重大措施，但还有一些重大问题尚不能明确和落实；有的重大议题虽已提出，但须长期探索。例如：强化金融监管问题如何落实，如何加大发展中国家在国际合作机构（如IMF、世界银行等）中的话语权与表决权？如何改革这些机构中的游戏规则？如何赋予原有合作机构以新职能而在新国际金融秩序中扮演一个重要角色？即如何将新旧“两张皮”融为一体？以及我们从国际货币体系角度观察金融危机时最关注的，如何推进国际货币“多元化”的发展，并在此基础上推出一个与主权国脱钩的国际储备货币。
我们从国际货币体系的角度观察此次金融危机，可以说是从一个更高的角度抓住了问题。至于国际货币体系如何创新，恐怕仍然是一个中期甚至长期中需要被一直关注的问题。
参考文献
[1]唐果，贺翔.国际货币体系起源发展及其理论综述[J].云南财经大学学报，2009，02，3.
[2]陈道富.不能再避而不谈国际货币体系改革[N].上海证券报，2009-04-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