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典籍记载，古人用砚，材质有几百种。唐宋以来历经先人的筛选和对比，在众多材质的制砚中，逐渐形成了四大名砚，其中以端砚为四大名砚之首。 端砚即端溪石砚，产于广东肇庆的斧柯山。斧柯山下有端溪水，故在此开采的石砚称为端溪砚。关于端溪石砚最早何时开采，目前流行的观点是来源于清代计楠和清代黄钦阿的观点。计楠在《石隐砚谈》中谈道：“东坡云端溪石始出于唐武德之世。”黄钦阿的《端溪砚史汇参》也说：“按隋唐以来，砚多以石，然犹未闻端溪也。观《东坡集》所云，则端溪始于武德之世。”武德为唐高祖年号，武德元年是公元618年。如果计氏、黄氏之说成立，则端砚开采始于唐初。
肇庆学院中文系陈大同先生则认为：从清代以来就流传着的端砚制作始于唐武德的成说并不确切，并推断出端砚最晚在东晋前期就已面世。
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的全洪先生在《文物》杂志2004年第4期撰文认为，经过对新中国成立以来各地出土的唐砚对比，以及对中唐和晚唐诗人对唐端的歌颂诗文分析，认为：“唐代端砚的数量是不多的，而且目前所见的端砚多属晚唐之物。”全洪先生指出：“虽然有唐以降关于端砚的诗文、砚谱众多，但明确指出端砚出现年代的仅有清代计楠的《石隐砚谈》，称：‘东坡云端溪石始出于唐武德之世。’然而在柳公权、米芾、欧阳修、蔡襄、曹照、吴兰修等人有关砚史、砚谱的书籍中从未见提及，不知计氏何所据。《钦定四库全书・端溪砚谱提要》说‘考端砚始见李贺诗。’这里所指的当系李贺(790-816)的《杨生青花紫石砚歌》，其诗有‘端州石工巧如神，踏天磨刀割紫云’之句。此外，李肇(?－约836年前)、刘禹锡(772-842)、陆龟蒙(?-881)、皮日休(834-883)等人也曾为文做诗称赞端砚。以上几位文人主要的活动时间都在中唐和晚唐，盛唐以前则从未见诸文字。”全洪先生认为：“由此可以看出李肇《国史补》‘内丘白瓷瓯，端溪紫石砚，天下无贵贱皆用之’所说的并非盛唐故事。端砚应该是到了晚唐以后才为文人所重，于是出现了李贺‘端州石工巧如神，踏天磨刀割紫云’，刘禹锡‘端州石砚人间重，赠我因知正草玄’等诗句。在晚唐的中下阶层和平民墓里可以见有端砚，从另一侧面说明端砚的流行不是由上而下，而是由下而上的。”
全洪先生的观点值得商榷。首先从全洪先生对古人的断代和叙事来看，他的论点出了一个很大的“硬伤”：全洪先生用中唐李贺和刘禹锡的诗，来说明他们在写晚唐之事，咏晚唐之歌。中唐之人怎么会有晚唐的叙事?再看李肇的《国史补》。李肇约生于盛唐，卒于中唐。他在《国史补》的序言中写道：“予自开元至长庆撰《国史补》。”可见，《国史补》记述的是盛唐和中唐之事。《国史补》言道：“凡货贿之物，侈于用者，不可胜纪。丝布为衣，麻布为囊，毡帽为盖，革皮为带，内邱白瓮瓯，端溪紫石砚，天下无贵贱通用之。”这说明在唐长庆(唐中期)之前，端砚已经是天下无贵贱通用之，从没有功名的读书人到有官职的仕人，以及宫廷贵人，都应该有普遍的使用。李肇不可能记述他身后的晚唐之事。
在这里有必要再明确一下对唐代的分期。一般来说，我们习惯以文学史上的分期来概括对唐代的分期。明末的沈骐在《诗体明辨序》中将年限确定为：初唐，自高祖武德元年(618年)至玄宗先天元年(712年)计95年；盛唐，自玄宗开元元年(713年)至代宗永泰元年(765年)计53年；中唐，自代宗大历元年(766年)至文宗太和九年(835年)计70年；晚唐，自文宗开成元年(836年)至昭宗天佑三年(906年)计71年。后来不少诗评家与文学史家将文宗开成(共5年)与武宗会昌(共6年)共计11年划人中唐，而以宣宗大中元年(847年)作为晚唐的开始。这样初、盛、中、晚的年限就分别为95年、53年、81年、60年。
全洪先生认为：“此外有一篇据说是唐代书法家柳公权(778－865)所写的《砚论》，其中有云：‘蓄砚以青州为第一，绛州次之，后始重端、歙、临洮。’从其排序中也可看出端砚是在青州砚和绛州砚之后出现的。”柳公权说的是“蓄砚”排序，不是对砚的初产日期的排序，以这个排序定砚的年代，逻辑关系不对。即便是柳公权的排序是对的，又怎么能说明唐端是出现于唐晚期呢?目前还没有证据表明青州、绛州之砚产于唐代哪个分期，以此为参照能说明什么?
全洪先生认为：“更加可贵的是有一批石砚出自有明确纪年的墓葬中，为我们判断端石砚的年代提供了准确的依据。如河南陕县刘家渠晚唐开成三年(838年)紫石风字形砚、安徽合肥机务段晚唐开成五年(840年)歙石箕形砚、安徽巢湖环城公社晚唐会昌二年(842年)伍钧墓紫石箕形砚、河南偃师电厂晚唐会昌五年(845年)李存墓紫石箕形砚、湖南长沙牛角塘五代后唐长兴三年(923年)灰褐色砂石箕形砚。由于大多数发掘简报没有说明砚材的产地，是否属于端石尚未能确定，估计其中会有部分是端砚。除少数简报未明确分期外，所有出箕形石砚的墓(有纪年或无纪年)基本上是晚唐的。”全洪先生对这段资料的论述就更加难以理解了，“是否属于端石尚未能确定，估计其中会有部分是端砚。”怎么能用这种模棱两可的观点验证一个结论呢?
其实，此类箕斗形制砚于隋唐之前即已出现。1955年西安郭家滩唐墓出土的箕形陶砚，有东魏武定七年铭文(549年)。宋代米芾《砚史》云：“有如风字两足者，独此甚多，所谓凤凰池也，盖以上并晋制，见于晋人图画，世俗呼为风字……今人有收得右军砚，其制与晋图画同……又有收智永砚，头微圆，又类箕象……”《砚史》又云：“又参政苏文简家收唐画，唐太宗长孙后纳谏图，宫人於玛瑙盘中托一圆头凤池砚，似晋制，头纯直微凸，如书凤字，左右纯斜刊下，不勒痕摺，向顶亦然，不滞墨，其外随内势，简易其後。”宋代李之彦《砚谱》曰：“会稽有老叟云：‘右军之后，持一凤字砚，大尺余，色正赤，用之不减端石。’云右军所用者，石扬休以钱二万得之。”又元代王恽《觅凤字歙砚诗》：“尝闻右军砚，凤字琢手奢。”可见宋元时期的名家就已经从前代书画和传闻中，看到或听到了晋代有此类砚式的。
关于唐端的形制，基本上以箕斗形砚式为主，大致可分为早、中唐形制和晚唐形制。全洪先生说：经考古正式发掘出土的唐代端溪石砚为数不多，而且尚未见有中唐以前的端砚刊布。但是，我们从考古正式发掘出土的唐代陶砚形制和其他材质的唐砚形制看，对唐端形制的认识可以有个端倪：唐早、中期箕斗形砚的砚面无明显转折过渡，就是一个弧形内凹的箕斗，砚的边唇也与砚面为一个断面的延展(图1)。唐晚期箕斗形砚的砚面有了显著变化，砚面与边墙出现过渡折角。砚额边唇也开始出现转折面(图2)，有的还在逐渐加大的砚额边唇上施以纹饰。全洪先生也认为：《洛阳市十五年来出土的砚台》所刊布的初唐至盛唐砚的砚堂(池)与砚额(首)之间都是圆弧形的，不见折勒痕；晚唐――五代――宋砚就出现折勒痕。 全洪先生认为：“据广州地区出土的几方端砚可以看出，唐代端砚在选料和加工方面都还处于初始阶段，形制、装饰方面都不太讲究。主要表现就是偏重于实用而相对忽略观赏性，尚未见雕刻纹饰的，琢磨随便。有好几方除了砚池研磨光滑外，砚边和砚背凿痕依然，更没有经过抛光工序。由于没有精细打磨，使得部分唐端砚乍一看‘石’质重而‘泥’气不足，也就是说缺乏宋及明清砚那种端砚特有的细腻、湿润和娇嫩的感觉。唐砚外观的颜色偏于青灰，少数呈紫红。选料上也看不到鱼脑冻、冰纹、火捺等石品花纹。”
实际上，唐人已开始对石品和雕工的欣赏。我们知道，所谓“鱼脑冻、冰纹”等石品花纹是唐以后的人总结出来的，用后人总结的知识要求前人，多少有失公允。尽管如此，我们还是能从唐诗中看到唐时对端砚的石品花纹的大量描写。唐代中晚唐著名农学家、文学家陆龟蒙(?－公元881年，活动范围为江苏浙江上海一带)的《袭美以紫石砚见赠以诗迎之》一诗：“霞骨坚来玉自愁，琢成飞燕古钗头。澄沙脆弱闻应伏，青铁沈埋见亦羞。最称风亭批碧简，好将云窦渍寒流。君能把赠闲吟客，遍写江南物象酬。”“霞骨坚来玉自愁”说的是蕉叶白，“青铁沈埋见亦羞”谈得是青花，“好将云窦渍寒流”讲的是浮云冻。李贺更是热情讴歌端砚之美，他在《杨生青花紫石砚歌》云：“端州石工巧如神，踏天磨刀割紫云。��抱水含满唇，暗洒苌弘冷血痕。纱帷昼暖墨花春，轻沤漂沫松麝薰。干腻薄重立脚匀，数寸光秋无日昏。圆毫促点声静新，孔砚宽硕何足云。”“慵刷抱水含满唇”，写磨制雕刻石砚，极言工技之精。“暗洒苌弘冷血痕”，以春秋战国的名臣苌弘被杀，血染石成碧的典故来形容端砚石中的火捺和青花。“纱帷昼暖墨花春，轻沤漂沫松麝薰”，写砚之佳，容易发墨。此诗通篇写砚：砚质、砚色、砚形、砚体、砚品、砚德，怎么能说“唐代端砚在选料和加工方面都还处于初始阶段，形制、装饰方面都不太讲究。主要表现就是偏重于实用而相对忽略观赏性，尚未见雕刻纹饰的，琢磨随便”呢?另，就笔者所藏民间出土的唐端来看，石品有青花、火捺、黄龙、玫瑰紫青花、翡翠斑、眼等等，相信这些石品实物是唐代诗人歌咏唐端的依据。再看刘禹锡的《唐秀才赠端州紫石砚，以诗答之》诗云：“端州石砚人间重，赠我因知正草玄。阙里庙堂空旧物，开方灶下岂天然。玉蜍吐水霞光静，彩翰摇风绛锦鲜。此日佣工记名姓，因君数到墨池前。”从诗中看，这方唐秀才所赠的端砚，刘禹锡认为雕工和石质都是精美的，也有很强的观赏性，绝非粗制滥造之物。到唐代后期，砚形的制作日趋精美。皮日休咏端砚诗句称：“样如金蹙小能轻，徽润将融紫石英。石墨一研为风尾，寒泉半勺是龙睛。”可见这时端砚上已雕刻出各种图形。
在这里需要特别说明的是，上述对唐端的研究都是专指“紫端”。
端砚还有一个著名品种――绿端。一般认为绿端石治砚始于北宋。谢明先生在“中国端砚古代史概略”一文中认为：“宋代还有特别值得一提的‘绿端’，这是宋代记载有种无坑的端砚新品种。”实际上，随着古代遗存物的不断“出土”，许多“空白”被填写，过去许多仅仅依据典籍的认识被改写。唐代绿端的出现，就是一个例证。从形制上看，唐代早、中、晚期都有绿端(图3、4)，只是不知是何原因，绿端被典籍冷落。无独有偶，唐代另一著名石砚虢州石砚也有着相同的命运。谢明先生也说：“除米芾《砚史》外，高似孙之前砚谱砚著均无载绿端，反映宋人对绿端尚未够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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