咸阳博物馆收藏有一件“渔樵耕读”青花瓷盘，高2.2厘米，直径10厘米。胎质�腻，保存完好。敞口，弧壁，平底，矮圈足，盘背有三个小蝙蝠图案，属于清中晚期的器物。盘中的青花发色深浅有别，用笔湿润淡雅，有“水墨画”的效果。
“渔樵耕读”图绘画于盘内，构图呈“干”字形。浓黑的远山衬托出相对浅淡的前景。“干”字形构图的下方为一弯曲的田间道路，路的左下方为“渔”，绘一渔夫蹲坐在池塘边举竿垂钓，水面用淡色染出，重色点萍。路拐弯处的右侧为“樵”，绘一樵夫弓背扛柴行于桥上。路拐弯处的左上侧为“耕”，绘一腰系布带的农夫右肩扛锄，左手牵水牛。牛体态肥壮，抬蹄迈步，牛头直视农夫背部。盘的中心为“读”，在几棵大树的掩映下露出茅舍一角，窗内有一男子正在专注读书。整个画面中的水牛、垂钓、阔叶树等组成了一幅江南山水。
“渔樵耕读”历史典故均有出处。“渔”即渔夫垂钓，历史上“渔”的代表是东汉时期的严子陵。严与汉光武帝刘秀为同窗，深得刘秀赏识。刘秀做皇帝后，数次邀其做官，但严子陵坚辞不出，一生不仕，隐于浙江桐庐，垂钓终老。
“樵”指打柴之人。历史上“樵”的代表是西汉时期的大臣朱买臣。班固《汉书》记载，朱买臣早年出身贫寒，以打柴卖薪度日，但其酷爱读书，熟读《春秋》《楚辞》，后其妻不堪忍受贫困离之改嫁他人。朱买臣后由同乡严助推荐，官至汉武帝时的中大夫、文学侍臣。
“耕”即农夫耕田。历史上“耕”的代表人物是东晋的陶渊明。陶是东晋末年的大诗人和文学家。曾做过几年小吏，因厌倦官场的黑暗，辞官回家，从此隐居寒庐，寄意田园。“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其冲淡渺远、恬静自然的人生态度和诗文风格，成为后世文人推崇学习的典范。
“读”指读书之人。其实历史上有名的渔翁、樵夫、耕农，大多都是读书人。他们或苦读于乡间，或归隐于山林，或入仕，或出世。而入仕者亦多在晚年回归乡土，退隐林泉。他们向往着高枕青山、闲看白云、遥望明月、卧听松风的静寂生活。归隐，成为中国古代读书人的终极追求和最高的人生理想。
“渔樵耕读”中的“渔”唐代诗人多有吟诵。李白的“昭昭严子陵，垂钓沧波间”，张志和的“西塞山前白鹭飞，桃花流水鳜渔肥。轻箬笠，绿蓑衣，斜风�雨不须归”流传甚广。而柳宗元笔下的“孤舟蓑笠翁”，在“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时，却独钓一江寒雪，更借渔翁描写自己枯寒孤绝的心境。
北宋哲学家邵雍曾以虚拟的渔樵形象，用一问一答的形式，写出了著名的哲学著作《渔樵问对》。书中的“渔”、“樵”本身具有象征的意义，是看破世事的高逸之士的隐喻。渔樵形象在宋代诗词中亦有见到。“渔樵耕读”，是两宋山水画中常见的符号，表达了宋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田园牧歌式的生活理想。
“传家二字耕与读”，“守家二字勤与俭”，“耕读”在儒家思想里具有退而善身励志的意思。宋代，受“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观念的影响，人们对读书人给予了充足的尊重和敬意。
元代是一个马背上的民族，在元人统治时期，读书人却降到了九儒的地位。据清代赵翼《陔余丛考・九儒十丐》载：“元制：一官二吏三僧四道五医六工七猎八民九儒十丐”。当然，汉人中的文人雅士，亦采取不合作的立场，多寄身山林，遗世独立。中国山水画史上著名的元四家黄公望、吴镇、倪瓒、王蒙均束发修道，他们多画山川、疏林、孤树、渔夫，或澄明高旷、或幽寂荒寒，隐逸之气，扑人眉宇。元四家亦喜画野竹，而同时代的王冕专工野梅，用竹梅象征自己的气节和耐寒。王蒙甚至取号黄鹤山樵，以名归隐之志。
“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笑付谈中。”明代的杨慎在《临江仙》中，更写出了乡野渔樵的旷达与超然。
“渔樵耕读”是我国农耕社会基本的生活方式，渔夫靠打渔补给，樵夫凭砍柴烧煮，农夫以躬耕种地，“渔、樵、耕”是“读”的生活基础，而“读”才能真正领略“渔、樵、耕”的自然之趣，从躬耕劳作中获得心灵的超脱和安适。“渔樵耕读”青花瓷盘是一幅恬静的生活画面，展现了瓷作匠人在盘子的方寸之间所表达的向往田园、回归自然的人生最高境界。（责编：雨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