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汉代的服饰制度在继承秦代服饰制度的同时，进一步融合了儒家礼制思想，并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完善了自身的服饰礼仪制度，形成了封建社会最初的《舆服志》，在长达两千余年的封建社会期间影响深远，本文以晋、明两代为例，详细阐述了这一制度对后世王朝的影响。
关键词：汉代；服饰制度；儒家思想；影响；封建社会
(天津师范大学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课题课题
项目号：52WVl012)
如果我们说奴隶社会是等级社会，而这个等级主要指政治地位上的等级的话，那么，封建社会的礼制不仅确认了这种等级，而且给了这种政治等级一副绚丽多彩的外衣。在这副由不同的数量、规格、色彩、图案组成的外衣之下，等级制度不再是简单的命令与服从、支配与被支配的那种政治关系，不再是赤裸裸的压迫与被压迫的关系。
由于舆服制度的确立，使得车马服饰等生活上的差异，不仅调整好了统治阶级内部的关系，而且也掩盖了阶级对立，确定了有利于统治阶级的社会秩序。不同等级的人，只有谨守上下尊卑的区别，认真实行礼对自己行为的规范，才能达到礼的极致，即一种既等级分明又互敬互爱的普遍和谐状态。
贾谊有一段话，对礼的作用和重要性作了全面的论述，他说：故道德仁义，非礼不成；教训正俗，非礼不备；分争辨讼，笑非礼不决：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礼不定；宦学事师，非礼不亲；班朝治军、莅官行法，非礼威严不行；祷祠祭祀、供给鬼神，非礼不诚不庄。是以君于恭敬、搏节、退让以明礼。
贾谊认为，要维护皇帝的权威，又要养臣下有节，那就必须严格地区分等级，使不同等级的人遵守不同的行为规范，享受不同的“礼”。
正是由于这些完备的舆服制度，在以后的社会统治中各朝代纷纷效仿，这其中最为明显的便是晋代和明代。
《晋书・舆服志》上承两汉、下启南北朝，是研究整个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的舆服制度最有价值的参考材料。
早在曹魏时期，便承汉末大乱，旧章殄灭，便命侍中王粲、尚书卫�草创朝仪，后又有王肃、高隆堂等整理周礼，礼制建设卓有功效，
《晋书》记载，东汉末“礼乐恒委，浮华相尚，而郊裎之制，纲纪或存。魏氏光宅，宪章斯美。王肃、高堂隆之徒，博通前载，三千条之礼，十七篇之学，各以旧文增损当世，岂所谓致君于尧舜之道焉。”晋代李重在上奏皇帝时，也曾提到汉、魏时期的车服制度，他说：“降及汉、魏，因循旧迹，王法所峻者，唯服物车器有贵贱之差，令不僭拟以乱尊卑耳。”这都说明，当曹魏政权建立后，对舆服制度又严格起来。
魏明帝曹毅对服制更加留心，他认为公卿们的礼服绘有华美的卷龙图案，和至尊的天子不相上下，于是规定天子的服饰用刺绣纹样，而公卿的服饰用编织纹样，这样公卿与天子的礼服相比就明显逊色不少。
曹魏继汉为土德，魏文帝曹丕在代汉、受禅之初即下诏易服色。《宋书・礼一》记载文帝黄初元年诏：
“联承唐、虞之美，至于正朔，当依虞、夏故事。若殊徵号，异器械，制礼乐，易服色，用牲币，自当随土德之数。每四时之季月，服黄十八日，腊以丑，牲用白，其饰节旄，自当赤，但节幡黄耳。其余郊祀天地朝会四时之服，宜如汉制。宗庙所服，一如周礼。”
诏令公布之后，尚书令桓阶等认为诏书继承了汉的正朔却另定牺牲、节幡等“服色”，存在矛盾的地方，不合乎先改正朔再定服色的传统；并且郊庙朝会之服又沿用了汉代，亦不合自古以来的“革命”之义。
魏文帝曹丕对于桓阶要求改正朔、服色的上奏并不热衷，在答复中除“服色如所奏”外，“其余宜如虞承唐……此圣人之制也”，仍坚持沿用汉代正朔。可见对汉之服饰礼仪的继承是非常严谨而又全面的。
此后，随着东晋覆亡，南方开始了宋、齐、梁、陈的迭相更替，寒门出身的将领逐渐走上政治前台，并动摇了诟病已久的士族门阀制度的社会基础；北方地区，深重的民族斗争与分裂割据片刻未息，各民族在相互斗争、相互抵斥的同时，也因形势的需要相互借鉴、取长补短，从而促进了民族文化的融合。
东晋南迁初期，舆服制度大多空缺，只保留了阅兵礼，甚至省去了陈列皇帝乘舆的仪式。晋安帝义熙年间，刘裕平定关、洛，得到了后秦姚兴的车辇。刘裕建宋后，开始改修乘辇车舆，并且用上了各种时兴的式样，达到了后秦一样的规模，恢复了陈列皇帝车辇的制度。南齐永明二年，武帝萧赜诏令王俭制定新的礼仪制度，其中有关郊祭车服之仪，王俭基本遵照汉代的制度，而且“衮冕之服，诸祠咸用”。
南朝宋泰始六年，宋明帝刘或诏令皇太子朝贺时穿九章的衮冕，左丞陆澄和仪曹郎丘仲起给皇帝建议说：“穿戴一定的服饰冠帽朝贺，在典籍上有确切的记载。秦朝废除了六章的冕服，到汉明帝时才恢复从前的古制。魏晋以来，不想让臣下穿衮冕，所以地位到了公的人外加侍官。现今皇太子的礼服超越了历代君主，应遵循圣明君主时代的盛典，革除近代的礼制。”
相对于晋代的继承与效仿，中国传统的服饰礼仪制度在这之后的近千年时间里，不断地发生着变化，或因战火的焚毁，或因外族的入侵，礼仪制度只在唐宋两朝得到了基本的恢复和建设，然而，真正得到恢复与强化的是明朝的建立。
明太祖朱元璋从一介布衣，起兵反元，出生入死，夺取天下。取代元朝后，便刻意追求建立一种最能保证朱明王朝长治久安的完美制度。为此，朱元璋推行了一系列巩固皇权的措施如分封藩王，废除丞相制度，设置三司，剪除功臣，抑制豪族……，将专制集权的君主独裁制度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而趋于极致。与此同时，朱元璋还也加紧了在思想文化、生活习俗等意识形态领域的改制，一方面通过制造文字狱的方式，消除人们的反叛意识，控制人民的思想；另一方面钦定衣冠制度，拟定消费等级，将其专制集权的统治意图，渗透到衣食住行等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本来，“汉官威仪”专指汉朝官吏的服饰制度，这里借用来泛指中国历史上汉族统治者建立的皇朝的服饰制度。明初制定服饰制度时，朱元璋就因为厌恶元朝“悉以胡俗变易中国之制”，才“诏复衣冠如唐制”。每制定一种服饰时，又都“命礼官及诸儒臣稽考古制以闻”，然后由他亲自裁定，摈弃胡俗，“悉复中国之旧”。这里所谓“中国之旧”并不专指唐代，实指历史上中原地区汉族统治者所建立的皇朝制定的服饰制度，这就从指导思想上确定了明代服饰要恢复汉官威仪。
于是，我们便可从《明史・舆服志》中看到诸多依据秦、汉、唐、宋各代规定而制定的服饰制度。如皇帝的衮冕，即是来自周制冕服中的衮冕。通天冠秦汉时期就有，明代则承袭唐代制度。
另外，明代生员服饰，按照明郎瑛《七修类稿・国事二・生员巾服》中所述，它也承袭于汉代士人的练带，只是汉代“士服则素积”，即汉代士人练带为白色，延续到唐、宋，生员服饰均为白色，明初也延续了汉唐时期的白色，到了洪武二十四年，才变白为玉色。
明朝对冕服的重视由来已久，在大明王朝成立的前夜，冕服作为开国大典的一个关键组成部分，相关规划就已经展开。吴元年(1367年)十二月十一日，左丞相李善长率领文武百官奉表劝 进，朱元璋认为“此大事，当斟酌礼仪而行，不可草草”。表明他对礼仪的尊崇与慎重。随后在十九日、二十三日，即位礼仪和册皇太后、皇太子仪分别被提交上来。从涉及的人员来看，此时的冕服主要集中在皇帝、皇太子和明朝朱姓藩王。
作为明朝的开国皇帝朱元璋十分清醒的意识到建立一个完备的舆服制度，对十分重视传统礼教的汉民族的重要性，所以开国之初便废弃了元朝的舆服制度，按照历史上中原地区汉族统治者所建立的皇朝制定的舆服制度，也就是按照‘礼制’严格划分高下，制定了上自皇帝、贵族，下至庶民、乐妓的一整套舆服制度。这套舆服制度，舆的方面是在明之前各代舆制的基础上进一步细化，在极力宣扬皇家的华丽和威严之余，还渗透了明太祖朱元璋明初的节俭思想。服饰制度则是对汉服的全面恢复。在服制中虽然衣冠采用唐代的形制，但从服装的样式、颜色、纹样、穿戴原则各方面都沿袭了一些周代至宋服制中规定。如衮冕制度，玄端深衣制即是周代冕服制度的继承，而女服的凤冠霞帔，则是对汉、宋代女服的综合体现。同时这套服饰制度还具有很强的系统性。《明史・舆服志》中的服饰制度，涉及人员是历代舆服志最为全面的一个；同时为了达到“辨贵贱，明等威”的目的，这套服制中采取了全面辨别等级的服饰标志，一方面它借鉴唐、宋时期区别不同级别官员的一些作法，同时还在服饰制度中加入了明朝特有的用以区别阶层差别的服饰元素，其中“补服”就是一个最为典型的例子。补子是对于符合集权统治的服饰的阶级性、秩序性的规定尤为突出，这使封建社会的等级观念在服饰上的表现达到登峰造极的程度。这样全面、系统的服饰制度不仅为后代制定舆服制度提供了全面、系统的模板，也为研究明代各种行业的发展以及后代服饰等级标志提供了佐证。
东汉以来制定的服饰礼仪制度到明代达到了高峰，这里充分体现了服饰礼仪制度在封建社会的旺盛生命力，也体现了它对封建统治的必要性，其影响可谓深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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