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于1949年参加宋庆龄领导的中国福利基金会工作，参加了英文双月刊《中国建设》杂志创办全过程，历任《中国建设》办公室主任、编辑室主任、副总编辑。在《中国建设》(现称《今日中国》)杂志即将迎来60周年之际，自己所经历《中国建设》创办始末的点滴往事，一一涌现在眼前。
《中国建设》杂志的诞生
自新中国成立后，在思考未来工作目标与重点时，宋庆龄希望加强自己擅长的对外宣传工作，在《保卫中国同盟新闻通讯》(抗战时正式创办于1939年的英文刊物，以下简称《保盟通讯》)成功向世界发布中国真实信息的工作经验基础上，着手成立国际宣传机构，突破西方新闻封锁，以非官方渠道，将新中国的信息传播到全世界。
为此，宋庆龄做了较充分的准备，并接连给政务院总理周恩来写了多封信与正式报告，还委派专人前往北京汇报，急切地盼望得到他的意见。
1950年1明，周恩来建议宋庆龄可以先办个对外的刊物。他认为，应当向全世界更多地介绍新中国的情况。建议宋庆龄以她与各国人民建立友谊的长期经历和丰富经验创办一本对外宣传的刊物。
宋庆龄完全同意。于是1951年1月，宋庆龄在北京方巾巷寓所会见了刚从美国回国的陈翰笙、顾淑型夫妇，商谈办刊事宜。并且委托陈翰笙到上海与金仲华一起，依靠中国福利会的力量筹办刊物。同时，宋庆龄邀请正在美国的爱泼斯坦、邱茉莉夫妇和耿丽淑尽快返回中国参加办刊。她认为爱泼斯坦是最佳编辑人选，有丰富的新闻工作经验与编辑《保盟通讯》的经历。耿丽淑在外有广泛的人脉资源与推广经验。因此，让耿丽淑负责杂志的推广发行工作也是十分称职的。
宋庆龄决定为杂志取名为《ChinaReconstructs》，中文原意是中国的重建。这个名字是有深刻意义的。因为孙中山先生曾经办过一个名为《建设》的刊物。《中国建设》这个名字不仅标明这个杂志的主旨是报道新中国的建设，而且还借以纪念孙中山先生。
1951年8月30日，宋庆龄在上海常熟路157号中国福利会会议室主持《中国建设》筹备会议。会议确定了刊物的编辑方针、读者对象及报道内容，决定“这本双月刊的读者对象是资本主义和殖民地国家的进步人士和自由职业者以及同情或可能同情中国的人。它特别针对那些真诚要求和平，但政治上并不先进的自由职业者和科学艺术工作者”。刊物将重点报道中国社会、经济、文教、救济和福利方面的发展，以使国外最广泛的阶层了解新中国建设的进展以及人民为此所进行的努力。
在那次会议上，宋庆龄提出要成立一个由社会知名人士组成的编委会，编委会成员也是由宋庆龄提出的。主任：金仲华(上海市副市长、国际问题专家)，副主任陈翰笙(著名经济学家)。其他编委委员是：钱端升(政治学家)、李德全(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长)等等。她还提出，邀请耿丽淑到中国，从事杂志的推广发行。宋庆龄强调，出版英文版的《中国建设》要继承和发扬它的前身《保盟通讯》向全世界各地传播中国真实情况的优良传统。
宋庆龄对编辑方针有明确的要求，她要求多写人民群众的努力和业绩，因为人民是真正的英雄。她还强调实事求是。根据宋庆龄的要求，编辑部作出具体规定：每期必须有一篇观点新颖的文章，一篇扎实的文章，还要有一篇生动的文章。具体表现为，杂志按既定编辑方针，在筹划各期报道观点与内容时，强调：写好每期首篇的“致读者”，结合各期的重点内容，进行分析与提升，表明杂志对当前中外形势吸重大事件的鲜明观点(宋庆龄曾亲自写过《致读者》)；深度报道国内的热点和重点问题，多由本刊记者深入采写撰稿，以主题文章或若干文章从各个角度透析主题；约请权威人士或专家学者撰写通俗而观点鲜明的重要文章(创刊初期宋庆龄、金仲华、陈翰笙及社会知名编委均亲自为杂志撰稿；以后也很重视约请各界专家学者撰稿或访谈)。
1952年《中国建设》第1期正式出版，为英文双月刊(1955年改为月刊)，第1期印刷1万册，向国内外发行。
杂志创刊号的彩色封面为土地改革中翻身农民的喜悦形象；封底为木刻，内容为重建的钢铁基地鞍钢。发刊词宣告：“正如《中国建设》的刊名表明，它将集中报道我国的重建和新的建设以及我国人民的生活的变化……它将用权威的文章、生动的特写、典型的图片、插图和表格来记录中国人民的生活，并将报道他们是如何克服困难和解决问题的。”
创刊号上发表了宋庆龄的文章《福利事业与世界和平》，还有其他知名人士的文章，如陈翰笙的《中国工业的新发展》、李德全的《人民的保健事业》、赵朴初的《城市的善后救济工作》、傅作义的《制止洪水为害》等。
杂志的推广与发行
宋庆龄十分重视杂志的推广与发行。首先，宋庆龄推举耿丽淑返回中国，专门从事推广与发行工作。其次，宋庆龄坚持主张走自己独立发行的路。当时，所有对外的刊物、书籍皆依靠国际书店，而宋庆龄坚持强调杂志的民间性与高效率，要求自己发行，以区别于官方渠道。第三，宋庆龄坚持亲自为杂志写文章，向知名人士约稿，并以林泰的名字向国外友人邮寄每期杂志，带头做推广发行工作。
自己发行的好处在于：一、与读者直接联系。针对读者来信，我们及时了解到读者的愿望与口味，帮助编辑调整采稿的方向与内容。二、我们对来信做到每信必复，而且规定回信不能超过两周。还帮助他们解决一些特殊的需要，如提供旅游信息、代购物品等，拉近了与读者的距离。三、使发行与推广更加深入。我们坚持自己负责发行工作，可以根据杂志的特点策划推广发行方案，开展有针对性的推广活动。当时，全社上下都重视发行与推广工作，记得我们曾主动到各国际会议的会场去现场设摊，宣传推广我们的杂志。
事实证明，宋庆龄的决定是对的。《中国建设》的发行量在当时是最大的。那个年代，只有《中国建设》能够打入美国市场，在美国的书店、报摊上公开出售。当然，《中国建设》杂志的非官方性质很重要，这是宋庆龄特别强调的。
周恩来总理也多次对我们强调坚持非官方这个问题，告诫我们，一定要明确，《中国建设》是孙夫人出版的杂志，不是官方喉舌，不要唱高调，杂志一定要符合宋庆龄的语言与风格，政治性不要强。周总理还告诫我们：要内外有别，对内宣传与对外宣传要有区别。要有的放矢，考虑到国外读者的接受程度。要坚持自己的风格与特色，也就是宋庆龄的风格与特色。陈毅和廖承志也多次强调，要求我们报道新中国各方面真实的信息，陈毅曾给杂志题词“事实胜于雄辩”，就是让我们用事实来讲话。我们一直把这些指示作为杂志的指导方针。
宋庆龄对杂志的关心
记得早期中国福利会工作人员还不多的时候，宋庆龄经常到办公室来，跟大家聚一聚，在花园里一起喝喝咖啡、喝喝茶、聊聊天。她给我的印象是非常亲切，就像慈母一样。
宋庆龄对杂志的方方面面都很关注。她细心阅读每期杂志，及时把她的意见与想法告诉我们。她始终关心杂志的编辑方针并亲自撰写重要文章，前后共为杂志写了三十多篇文章，内容题材广泛。她的文章不但文字优美流畅，而且能做到深入浅出，文风非常好。
每期杂志我们都送给宋庆龄看，她看后会及时提出意见。
有一次，她提出批评，说杂志拖期太厉害。如果杂志不按期出版，到了美国就成了旧闻。她要求我们一定要解决新闻不新和拖期问题。
解决这个问题有一定难度，因为杂志的生产过程很长。其中有些环节不是我们自己能控制的，如约稿、印刷、发行等。杂志出版后发到美国，路上就要走一个月。根据宋庆龄的指示与要求，我们积极整改，想了很多办法。
宋庆龄对杂志的另一个意见是印刷质量问题，责成我们要设法改进。
她有时把我们找去当面提意见，但大多数时间以信函表达她的意见与想法。很多时候，宋庆龄是通过金仲华来关心指导杂志社工作的。宋庆龄与金仲华很熟，也很信任他。金仲华也很关心杂志，他每次来北京开会，都会抽空到杂志社来，及时转达宋庆龄的意见。有时宋庆龄会直接给我写信，如1960年11月5日来信评述过去11期杂志的优点，及提出今后改进的意见。
“文革”中，宋庆龄对杂志受到“四人帮”的干扰十分痛心，在她给很多朋友的信中都谈到了此事。那时，杂志在极“左”思潮的影响下，偏离了既定方针。我也由于坚持正确路线，在“文革”一开始就受到冲击，被打倒并下放到农村长达8年之久。直到“文革”结束才得到平反。
转眼宋庆龄创办《中国建设》杂志已经60周年了。我庆幸能在宋庆龄的领导下工作，特别是曾参与了《中国建设》杂志的筹办与发展，亲聆她的教诲。“文革”后，我虽调离了杂志社，但作为一个“老中建”，我欣慰地看到杂志经过“拨乱反正”，终于又回到正确的路线上来，面貌焕然一新，实现了宋庆龄生前的愿望。
现在，我从国务院港澳办公室主任的职位上退了下来，又义务参加了中国福利会和上海宋庆龄基金会的工作，为向世人弘扬宋庆龄精神发挥我的余热。宋庆龄虽然已经离开了我们，但她的精神将永远激励后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