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案格式范文【民主党派联名提案背后】

  中国实体经济尤其是中小企业的发展质量,正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   2012年全国两会上,全国政协十一届五次会议“1号提案”《关于强本固基、维护实体经济坚实基础的提案》(以下简称政协“1号提案”),作为全国政协成立以来的首次由民建中央、农工党中央、全国工商联联名提交的提案,涉及的内容正是实体经济这个最大的就业容纳器和一国经济立身之本。正如民建中央副主席辜胜阻对《中国新闻周刊》所言,“当前实体经济、特别是实体型中小企业面临前所未有的生存困境”。
  提案的背后,则是两个民主党派和全国工商联在过去的几年里,对此一问题深入的考察和理解。为不使实体经济陷入产业空心化的境地,两个民主党派和全国工商联这一次决定联手合作。
  
  “政协也有压力”
  梁静,全国政协十一届工商联界别的委员,河南省工商联主席。
  在刚刚过去的2月份,她几乎一半时间都走访在河南省内的小型微型企业。她不但看到了穿着臃肿的农村妇女在没有暖气的村屋中生产生活用品和玩具的艰辛,也看到了更多小微企业贷款无门的焦灼。
  “非公经济所处的环境最艰难。”3月4日,梁静在全国政协十一届五次会议的小组会议上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梁静所指的“环境”,远非狭义的生产环境,而是包括非公经济的市场生存环境、税收制度、行政管理以及企业融资等方方面面。
  2005年2月25日,国务院曾发布《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即外界所称的“非公经济36条”。这部新中国成立以来首个以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为主题的中央文件,提出公平竞争原则。平等准入,打破垄断,为非公有资本进入垄断行业打开了大门。
  2010年5月13日,国务院又出台了《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的“新36条”。此次意见,允许民间资本进入电力、电信、铁路、民航、石油等六大垄断领域,并细化到18个行业。
  然而,多年过去,非公经济,尤其是承担着多数劳动人口就业的中小型企业仍然在现实中频受多方挤压。国有企业依靠资源垄断在上游产业获取超额利润,而大量非公有制企业却在下游产业苦苦挣扎。
  更令人担忧的是,做实业,远不如做投机和投资的“快钱”回报率高,促使大量民间资本变成游资热钱,涌入房地产等投机领域。
  两个民主党派和全国工商联多年来关注实体经济,尤其是占据实体经济很大比例的民营企业。这份新的“1号提案”,从落实非公经济的“新36条”,破除垄断、回归民间实业,减免“明税”“暗税”的行政性收费以及放宽民间金融等四个方面,对拯救实体经济提出建议。
  其中,为民间资本争取与国有资本平等的市场准入和资源配置,建议对垄断性行业和暴利性行业征收“暴利税”,因切中现实经济问题中的要害,在本次政协大会期间被广为引用。
  而“1号提案”形成过程的严谨,也反映了此一提案不容疏忽的重要性。
  这份提案的蓝本,源自农工党党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周民良起草的《关于进一步夯实实体经济基础的建议》。这一建议基于多年以来农工党中央对于医药卫生领域实体经济的实际摸底总结。农工党在过去几年的调研中发现,医药卫生界的民营企业缺乏发展的自身“造血”能力,难成规模。
  今年2月初,农工党中央机关在2012年第1次主席办公会议上,讨论计划提交全国政协十一届五次会议的大会发言、联组会发言和提案等内容。当时农工党中央主席桑国卫提出,这次提案题材重大,应该倡导与其他党派联合提交,增强对决策高层和中国广大民众的影响力。
  而近四年来,民建中央“中小企业和实体经济调研组”也曾赴全国二十多个省市自治区,对一千多家实体型中小企业进行了调研。这项调研发现,实体型中小企业由于受融资难、用工荒、成本高和国际市场需求萎缩内外夹击的影响,“实业真难做、做实业真苦、实体经济真危险”。民建中央副主席辜胜阻认为,“实体经济面临的困难和问题必须引起政府的高度重视”。作为始终推动非公经济发展的一方力量,民建中央立即积极回应了农工党中央的提议,辜胜阻则亲自起草了目前“1号提案”的部分主要内容。
  而当这份提案的主题内容传达到全国工商联手中时,该界别高层马上给予支持。全国工商联比民主党派,更加了解中国民营经济的现状。全国工商联主席黄孟复几乎未作修改,就做出了联名提案的决定。
  在全国政协62年的历史上,多党派联合提案还是第一次。在2012年以前的政协大会上,提案往往由各党派内部委员联名上交,这种跨党派的联合从未有过。
  然而,从参政议政的政治协商模式上来说,这种联合似乎又不足为奇。参与提案的民建、工商联代表了国内非公经济实体的诉求,农工党有许多医药卫生界的人士。
  农工党中央参政议政部部长隋路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从参政议政的角度来说,此举旨在促成民主党派利用各自优势、共同建言献策的创新形式。
  “如果在未来某一天,八大民主党派就同一议题提交提案,其分量就更重。”隋路表示。
  据《中国新闻周刊》了解,全国政协提案组对于多党联合提案这种从未有过的形式“有过一定压力”。而这一点在民主党派的前期工作中也有预想。主要复杂提案组织工作的农工党中央提示了有关人员,要注意在与全国政协的协调方面,加强组织和沟通。
  全国政协最终接受了这一次破例的“1号提案”。
  “两个党派和全国工商联酝酿提交这样一份议案,是通过共同的诉求,希望推进非公经济的实施细则尽早落实,改善实体经济的经营环境。”“1号提案”的主要起草者辜胜阻在3月5日接受《中国新闻周刊》专访时表示。
  
  “连我们调研都难”
  形成这份提案并不容易。在这份为小微企业鼓与呼的提案背后,是小微企业利润增长困难、被上游垄断暴利企业挤压的现实。
  作为工商联界别的主要调研成员,全国政协委员、河南省工商联主席梁静对此深有体会。今年2月中旬以来,梁静带队在河南省境内多地进行小型微型民营企业生存现状调研。
  小微民企在河南省的经济生活中的地位是具典型意义的。
  根据2011年更新的中小企业划型标准,制造业年营业收入2000万元以下的为小型企业,而300万元以下的为微型企业。按照这一标准,河南省境内的35万家私营企业中,有超过九成都是小微型企业。河南省超过六成的地区生产总值来自这些企业,这些企业还解决了过去一年85%的新增就业。民营企业在经济中扮演的重要角色,在中国东部的经济发达地区则更为明显。
  然而,这些靠数万元起家、缓慢滚动式发展的家庭式企业所背负的负担却让人难以想象。当梁静带队来到河南漯河某县界内时,该县县委书记甚至直截了当地阻拦梁静一行的走访。这位地方官员告诉她:“县里没有小企业,最小的都是(年营业收入)1亿的!”
  不得已,在调研受阻的第二天,梁静带少数人员“暗访”乡镇和乡村里的酱菜厂、丝瓜瓤制品厂。
  “一般人难以想象那些可能出口海外的生活用品,是在如此简陋的环境中生产出来的。”梁静补充说,“就连我们都差点看不到真实情况,更何况全国政协的领导了。”
  这位地方工商联主席在今年的全国“两会”结束后,仍将继续走访民营企业,有关报告也将陆续形成。然而,半个月的密集走访,已经让梁静对民间企业主的苦衷有了切肤的体会。
  梁静发现,在地方的工商、税务、卫生等执法部门的强势管理之下,小微企业往往只能沦为弱势的被“盘剥”一方,在与其供应链对接的国有大中型企业面前,这些民营企业则更像是巨无霸脚下的“侏儒”,经常遭遇国有企业拖延货款的情况。
  故在“1号提案”中,呼吁行政部门进一步减少、简化行政审批,坚决清理取消不合理罚款和收费的建议,掷地有声。
  “民营企业面对的外部条件有阳光、雨露,也有雾霾、沙尘,但更多情况下是雾霾、沙尘。”梁静在3月4日下午的工商联界别小组讨论上发言说。
  在当天的同一场小组讨论中,全国政协委员、浙江省工商联主席徐冠巨则特意举例说明,浙江民营企业遭遇的发展瓶颈,是面对国有商业银行时的融资请求往往附带若干条件,导致贷款无法进行。
  “如今,申请一千万元的贷款,就必须为银行拉来一千万元的新增存款。借一千万,要先存一千万。”徐冠巨在发言时指出。
  此时,坐在徐冠巨对面的全国政协常委、中国产业促进会副会长张龙之表示了惊讶,并向徐冠巨求证,“你说的一千万是怎么回事?”他问。于是,徐冠巨又再一次解释。
  全国政协经济界别委员、银监会主席助理阎庆民3月4日在接受包括《中国新闻周刊》等媒体采访时表示,小微企业获取银行信贷支持最大的障碍,在于财务信息体系的不完备。这些民营企业由于低于银行的财务信息征信门槛,因此无法获得贷款和政府的财税政策支持。
  同属经济界别的全国政协委员、民生银行董事长董文标希望,民营企业办金融机构的门槛应该降低,从而允许更多的民营资本进入社区和乡村,成立小额信贷银行,这将对现有垄断式金融体制提供重要补充。
  
  国应进,民要进
  然而,尽管有国务院对于非公经济持支持态度,现实中民营资本在与巨鳄般的国有资本竞争时,仍处处难如人意。
  目前全社会80多个行业,允许外资进入的有62个,允许民间资本进入的只有41个。
  2005年出台的“非公经济36条”,允许民营资本进入例如军工、石油、金融等垄断行业,2010年的“新36条”,又明确了交通电信能源基础设施、市政公用事业、国防科技工业、保障性住房建设等领域,允许民间资本兴办金融机构,投资商贸流通产业,参与发展文化、教育、体育、医疗和社会福利事业,但是这些政策的落实,却并非一纸文件这么简单。
  据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的统计,民营资本在各行业中所占比例都仅仅在一成左右。其中,比例最高的是电力、热力的生产和供应领域,占13.6%,比例最低的分别在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领域,以及水利、环境领域,仅占6%左右。而在可能具有系统性风险的金融业中领域,民间资本则仅占9.6%。
  全国政协委员、民生银行副董事长张宏伟在3月4日会议期间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推动非公经济发展这么多年来,市场资源的配置和民营企业的地位并没有明显改变,在类似金融在内的领域,民营资本仍在受到挤压,甚至出现倒退。”
  “国企不应再与民争富,而应该还富于民了。”张宏伟说。
  然而,根据财政部的统计,2010年度国有企业累计实现利润近2万亿元,却只上缴5%的红利,国企红利用于社会保障等民生支出微乎其微。与此相比,非公经济却承担了全国总税收的一多半,并提供了多达七成的社会产品和公共服务。
  据此,在“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吴一坚建议,免征民营企业中小微企业的那部分税费。
  然而,梁静却认为,小微企业其实愿意合法缴纳税款,合理、透明的税制恰好可以激励小企业的管理。小型微型企业更关注的是,作为民营企业,它们的生存空间未来能否扩大。
  而处在最后一年任期内的本届政府已经立下“军令状”,今年上半年内,出台非公“新36条”实施细则。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表示,“完善和落实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各项政策措施,打破垄断,放宽准入,鼓励民间资本进入铁路、市政、金融、能源、电信、教育、医疗等领域,营造各类所有制经济公平竞争、共同发展的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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