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整风运动从根本上转变了党员干部中存在的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树立起马克思主义的学风、党风、文风，党内也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团结统一的政治局面。正如邓小平所说：“从延安整风后，无论前方后方的人，真是生气勃勃，生动活泼，心情舒畅，团结一致。”作为毛泽东的亲密战友，朱德积极支持并配合毛泽东领导的整风运动。朱德是八路军总司令，在党内德高望重，整风运动能够顺利开展与他的积极支持和努力工作是分不开的。
政治局整风，坚决拥护毛泽东
1938年8月，朱德从抗日前线回到延安，出席了9月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毛泽东在报告中强调，要加强党内团结。朱德在会上发言，表示赞同毛泽东的报告，并指出：党内团结要实行正确的自我批评，党员要维持对领袖的信仰，因此，领导同志要有接受批评的精神。在9月29日召开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朱德作了《八路军工作报告》，坚决执行毛泽东的军事路线。1940年5月，朱德再次回到延安，一直待到抗战胜利。除了在后方继续领导全国的八路军和新四军的抗日行动外，另一项重要工作就是协助毛泽东发动并领导开展整风运动。1940年12月，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毛泽东在会上提出要总结历史上特别是苏维埃运动后期的“左”倾错误问题。朱德出席了本次会议并发言，表示支持毛泽东的提议，同意就江西苏维埃时期所犯错误的领导责任进行一次历史性总结。1941年5月19日，毛泽东在中央宣传干部会议上作了《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整风动员报告。
1941年9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举行扩大会议（又称九月会议），检讨党在历史上特别是土地革命时期的政治路线问题，批判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标志着中央领导层的整风开始了。毛泽东在会议上作了主题报告，毛泽东在发言中强调：主要反主观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的特征是“不切实际，按心里想的去办”，而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应该“从实际出发，解决中国问题”。同时毛泽东指出，六中全会对主观主义是打击，但未引起一般的注意，主观主义遗毒仍存在。会议着重批判从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到遵义会议这一段历史上所犯的“左”倾机会主义错误。会议的第二天，朱德发言，支持毛泽东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的批判。他指出：过去上级党组织要求红军攻打中心城市，要求打长沙、打袁州、打赣州、打黄肢等，都是主观主义的表现。他特别提到，受中共中央完全信任、由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来到中央革命根据地后，完全不顾红军的传统和组织原则，独断地组织红军乱打一气，他并不是以老部队为基础扩充红军，而是随便组织新部队，所谓扩大的百万红军，结果不能打仗，长征时，大多都在路上散掉了。他批评说：长征成了一种搬家式的长征，事前一切准备工作都不通过我（朱德当时是中革军委主席）。长征前期，李德只是领着部队沿途逃跑，不敢正面攻击湖南军队。他还谈到1935年在川西北同张国焘的斗争。指出张国焘独断专行，硬说党委会委员要服从书记，也就是西北局的委员要服从他张国焘。朱德针锋相对地提出，书记要服从委员会的决议，否则书记便要被取消资格。他说，这是组织原则问题，他就是用这个原则说服大家，同张国焘斗争。关于宗派主义问题，朱德指出，军队中宗派主义的表现主要是不敢使用新干部，尤其是知识分子干部，不敢利用俘虏，不打破这种思想，不但部队难以发展，就是党的统一战线政策也无法实行。
1941年的九月会议是中共中央领导层的整风，对后来整风运动的发展有重要影响。这次会议确立了在高级干部中开展整风的组织形式。9月26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高级学习组的决定》。文件指出，“成立高级学习组是为了提高党内该级干部的理论水平，以理论与实践统一的方法，研究马恩列斯的思想方法论与中共二十年历史两个题目，然后再研究马恩列斯与中国革命的其它问题，以达克服错误思想（主观主义及形式主义），发展革命理论的目的。”11月29日，中共中央军委发布《关于高级军事干部学习的决定》，决定在中央高级学习组之下，设立军事高级学习组，以朱德为组长，叶剑英为副组长。这以后，朱德一直领导着军事高级干部的整风学习。1942年2月1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发表《整顿党的作风》的演说，8日，又在中共中央宣传部和中共中央出版局联合召开的宣传工作会议上发表《反对党八股》的演说。这两个演说，标志着延安整风已由高级领导干部学习的准备阶段转入普遍发动全党学习的阶段。
1942年7月1日，朱德在《解放日报》上发表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21周年的文章，文中写道：经过长期革命斗争的锻炼，我们党已有了自己的最英明的领袖毛泽东。但是，我们还有很严重的缺点，这就是党中央和毛泽东所指出的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三种不大正派的作风。朱德还指出，必须深入当前所号召的整顿“三风”的工作，扫除这些残余的恶劣作风。
自1942年10月19日到1943年1月14日，中共中央西北局举行高级干部会议，会议以整风的精神，总结陕甘宁边区的历史经验，批评了工作中的各种错误倾向，会议期间，朱德多次前去讲话。12月4日，他在讲话中指出：“我们在过去犯的主要错误”，“就是‘左’的幼稚病，在中国很长一个时候犯的就是这个东西”，“这一次清算了一下，很好，分清了路线是非，以后的事情就好办了。”朱德在这次会上还谈了党的一元化领导问题。他指出：过去我们党也是一元化的，不过因为领袖犯错误，一元化就化到另外一个地方去了。现在路线正确了，以后我们党要在毛主席领导下实行一元化。
1943年9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召开，此时，政治局整风已接近尾声，朱德在会议上总结历史经验，批评抗战以来王明路线的错误。他说：王明路线错误的实质，是不要领导权，投降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具体来说，就是不要政权，不要枪杆子，不要游击战争，不了解中国革命的特色就是靠游击战争来发展我们的力量；对党内，是站在共产国际立场来指挥中央，党内关系也采取一拉一打手段，因此形成对外一切服从，对内“独立自主”的特点。朱德还把抗战初期的王明同大革命时期的陈独秀相比较，指出：他们的相同点是，（1）都不要领导权，甘愿让给资产阶级；（2）不要武装力量，又幻想革命成功，这完全是空想；（3）看不起无产阶级自己的力量，而把资产阶级的力量看得很强大；（4）忽视游击战争，陈独秀也骂红军是土匪；（5）怕统一战线破裂，打烂家当，其实无产阶级是没有家当的，有家当的是资产阶级，怕打烂就会产生投降心理。对于王明和陈独秀的不同点，朱德认为，王明打着共产国际招牌，披着马列主义的外衣，把人吓住了；而陈独秀主义则是反对共产国际的。10月份朱德在发言中回顾了自己的历史，说：与毛主席在一起时，打仗就能胜利，离开毛主席，有时打仗就要吃亏。跟毛主席在一起虽然也有争论，但最后还是顺从了毛主席的领导。在这次发言中他继续讲道：毛主席办事脚踏实地，有魄力、有能力，遇到困难总能想到办法，在人家反对他时，他还能坚持按实际情况办事；同时，他读的书也不比别人少，但他读得通，能使理论实际合一。实践证明，有毛主席领导，各方面都有发展；照毛主席的方法办事，中国革命一定有把握胜利。
朱德曾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我一生中跟过三个领袖：一个蔡锷，一个孙中山，一个毛主席。毛主席是我跟随过的领袖中最好的一个领袖。毛泽东同志真正精通马列主义理论，并且善于把这种理论用来指导中国革命步步走向胜利。”1944年5月，中共第六届中央委员会扩大的第七次全体会议在延安召开。这次会议深入地讨论党的历史问题和路线、政策问题，分清是非，统一认识，通过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这个重要文件，这也标志着政治局整风圆满结束。
朱德在党内是德高望重的忠厚长者，又与毛主席有着“朱毛不可分”的关系，在政治局整风中，他多次发言批判宗派主义、主观主义，高度评价毛泽东的领导能力，拥护毛泽东为党的领袖，为把全党认识统一到毛泽东的思想和路线上来，发挥了重要作用。
文艺界整风，倡导歌颂工农兵
抗日战争初期，陕甘宁边区的文化教育事业十分落后，发展也很困难。朱德对文艺工作者敬爱有加，他认为，文艺工作也好，文化教育工作也好，都有他们的特殊作用。1940年2月8日，朱德在八路军野战军政治部召开的文艺座谈会上讲话，鼓励文艺工作者要利用好文艺的武器进行对敌斗争。回到延安后，朱德多次在鲁迅艺术学院作报告，介绍抗战以来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宣传工作的情况，他指出，虽然我们的宣传技术和手段比较落后，但如果我们把宣传工作同文艺工作结合起来，则能够做出更大的成绩。在谈到宣传与艺术的关系时，朱德讲：“一个宣传家不必是一个艺术家，但一个马列主义的艺术家应当是一个好的宣传家。”同时他还指出，我们的文艺工作不是为少数人服务的，而是为中国广大民众和人民军队服务的。
1942年5月2日，毛泽东主持的延安文艺工作者座谈会开幕，朱德参加了这次座谈会。毛泽东在座谈会上首先发言，明确指出，文艺工作的对象是工农兵及其干部。5月23日座谈会召开第三次会议，朱德在当天下午最后发言。他热情歌颂中国共产党和在党领导下的八路军、新四军的伟大功绩，鼓励文艺工作者们创作更多更好的文艺作品为广大的工农兵服务；同时，批评了当时延安文艺界存在的一些错误思想。有一位作家自视清高，瞧不起工农兵群众，声称自己不但要做中国的第一个作家，而且还要做世界的第一个作家。针对这种思想，朱德指出：一个人眼睛长得再高，也要看得起工农兵；中国第一也好，世界第一也好，都不是自封的，要有广大工农兵的认可才行！有的作家感觉在延安怀才不遇，没有受到更大的重视，便借用唐朝著名诗人李白的两句诗来发泄内心的不满，“生不用封万户侯，但愿一识韩荆州”，意思是说在延安没有知人善任的韩荆州。对此，朱德批评说，你到哪里去找韩荆州？在我们这个时代，韩荆州就在工农兵当中，只有到工农兵群众中去，才能结识许许多多的韩荆州。有一些作家不愿写歌颂八路军、新四军的作品，因此，朱德在会上说：八路军和新四军为了国家民族流血牺牲，既有功又有德，为什么不歌颂？在这次文艺座谈会上还发生了革命作家要不要经过思想转变的争论。朱德说：哪里不要转变啊！岂但转变，我说就是“投降”！他以自己的经历作为例子说：我原来不是无产阶级，因为无产阶级代表的是真理，我就投降了无产阶级。我投降无产阶级并不是想来当总司令的，我只是为无产阶级打仗，拼命做事。还有些作家嫌延安的生活太艰苦，朱德针对他们的这种思想状况语重心长地说，现在延安的生活比起我们爬雪山、过草地的时候，已经是天堂了。外面大城市吃的、住的、穿的东西都比延安好，但是，那里再好，是人家的；延安的东西再不好，是我们自己的啊！
延安文艺工作者座谈会一共开了三次，毛泽东说，开得很好，我对文艺是门外汉，向同志们学习了很多。前两次是我出题目，大家做文章。今天是考我一考。大家出题目，要我做文章。题目就叫“结论”。朱总司令讲得很好，他已经做了结论。朱德在延安文艺工作者座谈会上曾多次讲话，他的讲话朴实无华，言简意重，成为了文艺界整风的指导方针，具有重要意义。著名作家何其芳这样评价朱德的讲话：“我相信从这几句话中，更多的人可以和我一样地感到他的人格和思想的光辉，也可以和我一样地得到重要的启发。”整风期间，朱德与文艺界的工作者们多次交流，一方面对他们的工作表示赞扬，另一方面鼓励广大文艺工作者创造优秀的作品为广大工农兵服务，为党的事业服务，为中国革命服务，推动了文艺界整风的顺利进行。
率先垂范，整顿学风
1942年4月3日，中宣部发布《关于在延安讨论中央决定及毛泽东同志整顿三风报告的决定》即“四三决定”，指出进行整风是党在思想上的革命。“四三决定”发布后，整顿学风运动开始了。整顿学风就是纠正党内存在的主观主义，树立实事求是、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学习精神。朱德分析主观主义的原因是一些知识分子不懂实际情形，拿着马列主义当招牌，随便批评坚持正确主张的老干部。他强调，不切合实际的理论，便是不正确的理论。做什么事情总要从实际出发，就是战斗条令也要根据战场情况灵活运用，不顾实际是不能正确解决问题的。5月21日，中共中央成立总学习委员会，领导整风学习。各单位的整风学习热烈地开展起来，上级机关也加强对下级机关的检查和帮助。1942年7月，在延安留守兵团的学风学习工作大致结束的时候，朱德率领检查组对留守兵团的工作做了检查。他代表中共中央军委对检查结果作了结论，肯定留守兵团在保卫边区、整训部队以及生产建设工作中是有成绩的，同时也指出了存在的问题。这些问题主要是：对地方党和政府不注意团结和不够尊重，对军民关系注意不够；有些干部总想扩大队伍，打出去发展，把留守边区看成是暂时的，因此，对中央关于精兵简政的重要指示压下，不好好讨论；对生产建设工作不够积极。朱德分析他们思想上的问题，指出：你们从主观出发，等到主观与客观有了矛盾，还硬要按主观行事，这就是主观主义思想方法在你们身上的表现。做事情要搞出成绩来，只有一个办法，这就是要把握住正确的思想方法，老老实实，按规矩办事，把一切私念去掉，真正为党、为阶级忠实工作。他还批评他们中有的人脱离群众的个人英雄主义思想，指出：我们在工作中即使有所成就，那也是阶级的事业，不是个人的业绩。必须看得起群众的力量，看得起哪怕是最笨的人。世界上的许多大事，常常是那些老老实实的人干出来的；要干成功点事业，也只有老老实实才行。朱德的讲话是实事求是的，对问题的分析和批评也是中肯的。这个讲话对全党的整风学习有重要的指导作用。
1942年12月，朱德在西北局高干会议上的发言指出，要把马列主义与我们革命的实际相结合，认认真真学习，这是学习的根本。学习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避免“左”的幼稚病。在党内很长时间所犯的就是这个东西。治好这个病也不难。我们党经过20年的奋斗，已经产生了自己的领袖，这就是毛泽东同志。他有许多文章和经验，这就是中国的马列主义。所以，学习就要像打枪瞄准一样，学马列主义，学中央文件，学毛泽东同志的文章和经验，掌握这个方法，加上刻苦学习，就能解决问题。在整风学习中，朱德逐渐有了一个明确的思路，那就是维护毛泽东的正确路线，树立毛泽东的威信，提倡向毛泽东学习。
朱德自始至终领导着军委系统的整风，执行中央分配的每项工作。同时它还抽出时间召集军委成员开会研究战略战术问题。朱德开宗明义地告诉大家，研究会的任务就是研究和探讨中国共产党独立开展武装斗争的丰富军事实践和战争经验，在战争中学习，在借鉴和消化中创立中国武装革命和民族解放斗争的道路。为此，朱德亲自主持编写了《中国军阀战争史》，以及滇、桂、陕、晋各军的战史稿。随着研究的深入，朱德把研究方向引向学习研究毛泽东军事著作，在延安战略研究会中，朱德组织大家学习研究毛泽东的《论持久战》。
整风运动期间，朱德一边学习和研究马列主义思想，一边进行军事理论研究。朱德特别注意群众思想，落实党的实事求是的精神，提倡百家争鸣。德高望重且身居要职的朱德，在延安整风中身体力行，率先垂范，积极“补课”，为党的其他干部做出表率，对整顿学风的顺利开展发挥了推动作用。
“抢救运动”不跟风
在整风运动期间，延安开始了审查干部运动，审干是对整风效果的检查。1943年4月3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继续开展整风运动的决定》，指出从1943年4月3日到1944年4月3日，继续开展整风运动。整风的主要斗争目标是纠正干部中的非无产阶级思想与肃清党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同年11月，毛泽东在讲话中也指出，整风是思想上清党，审干是组织上清党。
审干开始时是比较谨慎的，只是要求党员干部根据中央文件的精神联系自己的思想行为，写反省记录、思想自传等，然后再根据本人的表现进行分析研究，从中清除危险分子。但从七月康生在延安作“抢救失足者”的报告，发动“抢救运动”后，情况就很不正常了。从国民党统治区或沦陷区来延安参加革命的很多人被怀疑为“失足者”或“内奸分子”。“抢救运动”曾经“辉煌一时”，在延安，仅仅半个月的时间就挖出所谓“特嫌分子”1400多人。被“抢救”的重点主要是来自国民党统治区的党员、曾被国民党监禁过的党员以及外来的知识分子干部。
这时，朱德根据“首长负责，亲自动手”的精神，领导军委系统的整风审干工作，强调对人的处理要慎重，要严肃、认真、稳重，严格地掌握党的政策，不错批、错斗一个好人。
当时，军委系统中有一些人看到其他单位的“抢救运动”搞得轰轰烈烈，也跃跃欲试。军委机关有一个高级参谋室，成员大多是原国民党部队的高级将领，后来到延安投身革命，很多人历史复杂，人们自然把眼睛盯上了他们。朱德经常找高参室负责人童陆生谈话，指示童陆生一定要严肃、稳重、严格掌握党的政策。在整个延安都在轰轰烈烈搞“抢救运动”时，高参室的成员们精神上都感到压力很大，对写自传更是顾虑重重。朱德经常找他们谈心，勉励他们消除顾虑，实事求是地向党表达自己的革命决心。受一部分人严重怀疑的高参白天，不仅思想负担很重，而且也感到很委屈，写了三首诗贴在自己住的窑洞门口，表示自己投靠共产党是为了革命，不是为了当官，也不是特务。朱德看后，回了他三首诗，表示欢迎他投身革命。白天看到朱德如此信任他、关怀他，原有的顾虑和委屈情绪就消除了大半，重新调动起工作积极性。看到朱总司令对白天采取这种态度，也就没人再提批斗的事了。
“抢救运动”扩大化引起了很多同志的怀疑。毛泽东对运动中出现的偏差也很不满意，一直强调不能搞“逼、供、信”。从1943年底到1944年初，延安和陕甘宁边区审干工作扩大化的错误基本上得到纠正。
据有的老同志回忆，由于朱德的正确领导，军委机关的“抢救运动”只搞了一个晚上。“从我亲身经历，深感朱总司令在延安领导军委机关整风审干运动中，工作深入细致、稳重，实事求是，严格掌握党的政策，没有伤害好人。”正是由于朱德本着治病救人、团结同志的原则，谨慎地领导军队系统的审干运动，才避免了在军队中出现冤假错案，为赢得抗日战争保存了力量。
1944年5月21日，中共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在延安杨家岭召开，会议持续11个月，至1945年4月20日结束。全会讨论并通过了党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这标志着从1941年5月开始的延安整风运动历时整整四年，圆满结束。在延安整风中，朱德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积极支持毛泽东，领导整风学习，他回顾历史，总结经验，对曾给革命事业造成严重危害的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进行了深刻的揭露与严厉的批判，为延安整风运动的顺利完成做出了重大贡献。
（责编 兴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