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一个名为“星火”的青少年文学社团和读书会组织，活跃在辽宁的盖州、营口、沈阳一带，其成员大多是十四五岁的中学生和20岁左右的文学青年。日本投降前夕，这一组织因爱国活动而遭到残酷镇压，成为日本侵略者在东北制造的最后一个大惨案。从事日本侵华殖民教育研究的著名学者齐红深教授历时十多年，克服重重困难，整理出42位当事人的口述历史和一批历史遗物，编著成《黑暗下的星火――伪满洲国文学青年及日本当事人口述》一书。在受访的亲历者中，有当年的青年诗人、作家和文学爱好者，有共产党和国民党的地下工作者，也有当年参与镇压“星火”社团的日本人，他们从不同角度，为我们再现了当年那段如今已鲜为人知的史实。
黑暗中，文学青年们点燃“星火”
1934年，22岁的满族青年花喜露从奉天省立第三师范毕业回到盖平县归州村两级小学校任教师。当时，日本殖民统治者大肆宣扬所谓“日满亲善”，千方百计抹杀中国人的民族意识、国家观念，查禁、烧毁爱国书刊，不许出现“中国”、“中华”等字样，企图彻底铲除中华文化的影响，而把日本文化移植到东北。
风华正茂的花喜露关心学生、教学认真，经常给家庭贫困的学生买书买本。他讲的课生动活泼、深入浅出，总是拐弯抹角地向学生们渗透日本殖民侵略的真相。他不仅教学生唱爱国歌曲，还把从奉天（今沈阳）带来的“五四”新文学等进步书籍借给学生们阅读，辅导学生自办壁报和手抄小报。他经常给学生讲述民族英雄岳飞的故事，抨击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痛批“二十一条”卖国条约。他形象地把租借给日本的辽东半岛比作母亲的乳头：“母亲的乳头被割掉了，她该多痛啊！”
花喜露爱好写作，经常在报刊上发表作品。他以文会友，和社会上的一些文学青年交上了朋友。大家经常互相传阅书籍，交流读书心得、写作经验。
在花喜露结识的朋友中，有个叫于家麟的残疾青年。他比花喜露小一岁，父亲生前是东北军的旅长。九一八事变后，于家麟因不愿接受奴化教育而从盖平县中学退学，专门在家从事写作。时人称花喜露、于家麟为“盖平文坛双星”。
当时，日本侵略者用刺刀胁迫“笔杆”,强令以“日本艺文为经，原住民族固有之艺文为纬”，发展“康德文学”、“国策文学”。文艺团体、文艺创作活动一律由日本占领者及汉奸政权“直接指导”。一时间，“汉奸文学”和消遣性的闲情文学弥漫关东文坛。而进步文学、抗战文学随时遭受残酷镇压。一些传承“五四”新文学和中华文化命脉的作品不得不以顺应殖民统治的形式寻找生存的空间。
当时，文学青年们普遍感到，在日本的高压文化政策下，公开发表作品不自由。于是，他们于1936年相互联络当地一些爱好文学的青年、学生，成立名为了“星火”的青少年文学社团和读书会组织，自编、油印秘密刊物《星火》，分发传阅。
进步书刊成为青少年的人生向导
“星火”文学团体的大多数成员是盖平县一高、二高和女子国高的学生，平均十四五岁。“五四”新文学给了他们丰富的营养。当时进步书籍很难弄到，他们就动手抄。期间，他们还大量阅读外国进步书籍，读马克思主义著作，还有人读过毛泽东的《论持久战》。
通过读书，青少年们受到了爱国主义教育，促进了民族意识的觉醒，并从中知道了许多革命道理。
1939年，在《营口新报》文艺副刊编辑王觉的帮助下，他们自编自印的《星火》小报得以作为《营口新报》的副刊公开出版，“星火”文学社团的活动至此达到高峰时期。王觉与花喜露同岁，他的真实身份是营口地区国民党地下党部书记长。
到了1940年末，日伪特务开始秘密追查《星火》撰稿人的真实姓名和地址。于是，花喜露、王觉、于家麟等人利用寒假组织了一次集会，讨论对策。由于花喜露与王觉在文学主张上产生了一些分歧，王觉争取“星火”同人参加他领导的国民党地下组织“青年自觉社”活动，受到花喜露的抵制，《星火》被迫停刊。
1941年，花喜露在留日青年学生救国会成员田琛的影响下，参加了抗日救国会。田琛后来的身份是伪满国务院官需局属官，实为中共地下党长春地区负责人。花喜露在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到沈阳大东区以街道公职员的身份为掩护，搜集军工厂情报。为了掩护花喜露从事地下工作，仰慕他的女学生王丹群自愿离开优越的家庭，与他扮作贫困夫妻。
花喜露在从事党的地下工作的同时，仍旧继续关注伪满文坛的动向。他通过学生的关系，指导盖平县和沈阳、本溪中小学生的读书活动。仅本溪国高，读书会的成员就有好几十位。许多青年在他的影响下偷偷入关奔赴抗战前线。就连没有参加读书会的学生，也受到浓厚读书氛围的影响，增强了爱国意识。
监狱中，“星火”同仁坚贞不屈
花喜露走后，于家麟经王觉、李光海介绍，秘密加入了国民党。1941年，王觉在长春被日伪特务逮捕，惨遭杀害。于家麟、李光海不久与门文东、王锡成、张克恩等人创办了“秋灯书店”，引导中学生开展读书会活动。中学生们又创办了《大地》、《辰星》等油印刊物。通过阅读进步书刊，进步学生从思想上组织起来，形成了一支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力量，有的则初步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启蒙教育和影响，点燃起革命热情。
1944年，日本侵略者以“通过读书研究文艺，发表作品，巧妙的向一般知识青年宣传抗日思想”为罪名，将“星火”文学社团残酷镇压。日本特务机关把这次镇压活动称作“桃园工作”，共逮捕花喜露、于家麟等100多人。
在敌人的监狱里，被捕者无不受到严刑拷打，有的甚至致残，但没有一个人屈服。花喜露在狱中创作的《暗室》，道出了一个革命者战胜艰难困苦的万丈豪情：“暗室虽没有日光，我胸怀十万个太阳。”
而花喜露的另一首狱中诗《我是王》，则成为了我国东北抗战文学的代表作：
我是王
端坐在恶魔的牢房
饥寒毒打全都不关我痛痒
你们卑鄙狠毒
不用趾高气扬
我知道
这里就是我战斗的地方
我是王
把生命发出万道光
毁掉这恶牢的万道墙
跳到大路的当央
要活，就要有主张
死也死在主张上……
在狱卒的帮助下，花喜露、于家麟等人的狱中作品流传出来，更加鼓舞了广大青年学生的爱国读书热情。
镇压“星火”文学团体是日本侵略者在东北制造的最后一起大惨案。花喜露等8名被捕者在狱中或出狱不久重伤致死，2人在逃避途中或重刑成疾致死。1945年5月4日，伪奉天省高等法院以“治安法违反”罪，对盖平女高的姜静芳等25人判处3年“犹豫执行”，释放回家由当地警方监视居住。之后，以“治安法违反”罪判决于家麟死刑，门文东无期徒刑，张继宽20年徒刑，王锡成等3人15年徒刑，喻庆龄等5人5年徒刑。8月15日上午，于家麟、门文东等人被押到伪奉天省高等法院，未及宣判，日本天皇宣布“终战诏书”。4天后，被判刑者均获释出狱。
“星火”同仁的反满抗日斗争，为日本帝国主义在东北的殖民统治敲响了丧钟，在东北特别是教育界、文学界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激发了东北沦陷区青年一代不甘做亡国奴的民族觉悟，培养了青年学生的爱国革命力量。参加活动的青年学生、爱国人士，有的在光复前即投奔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大部分则在东北光复后很快加入了革命队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