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末的江阴，细雨连绵，公路两旁繁茂的农田和植被中间穿插着一个个村落，乌瓦白墙的传统民居与周边一片片工业厂区错落有致。进入这个县级市的中心，写字楼与购物广场比比皆是，时时提醒着环球人物杂志记者，这里是中国县域经济的龙头老大。
“去年年底这里一位农行行长携巨额集资款潜逃，你知道吗？”记者先后问了几个当地人，得到的回答都是“不知道”。一位市民还很自豪地对记者说：“江阴不像温州，我们这里都是做实体经济的。”
而在江阴之外，3月下旬爆出的消息早已震惊全国――江苏农业银行江阴要塞支行行长孙锋，于2011年12月28日以去泰国旅游的名义，携父母、妻子和子女一去不返。与他一起“失踪”的，还有至少1.26亿元人民币的非法集资款。公安部已经对其发出了最严重的红色通缉令。
不动声色，举家外逃
要塞镇位于江阴东郊，目前已是市区的一部分。作为要塞支行行长的孙锋，在农行系统被公认为“前途光明”。对于他的突然出逃，周围大多数人表示不能理解，但其实征兆早就出现了。
“去年12月下旬，孙锋的妻子夏亚琴突然辞职了。”江阴市大型服装公司海澜集团一位领导回忆。当时，夏亚琴是该公司的中层，年薪约20万元。与此同时，孙锋位于江阴的几套店面和住宅也做了处理，或出租或出售。江阴市高巷路495号的店面曾是孙锋父母开的洗浴中心，去年12月中旬以较低的价格租给了一位姓潘的女士，租期10年，条件是一次性交齐租金。其他的几套房产也在同期进行了变现和转移。
12月28日，孙锋带着父母、妻子、上小学的女儿和上幼儿园的儿子，以去泰国旅游的名义出国，从此“去向不明”。2012年1月初，江阴市周庄镇的一位纺织厂老板到要塞支行找孙锋要之前出借的本金款1000万元，银行工作人员告诉他，元旦以后就没见行长上班，手机一直处于无法接通状态。这位老板怀疑孙锋外逃，随即报警。
孙锋的出逃路线经过了周密策划，他通过私人关系搞到了新加坡护照，并辗转几个国家躲避警方追捕，踪迹从东南亚到荷兰，据传目前已经在加拿大。无锡、江阴警方曾派出两批办案民警前往菲律宾某小岛抓捕孙锋，均未能抓获。而涉嫌为其出逃提供资金帮助的渣打银行上海新天地支行私人银行业务客户顾问吴伊甸，已经被警方刑事拘留。
直到3月25日，无锡市公安局才正式发布消息，称孙锋“以个人名义先后骗取多名亲友借款1亿余元。去年12月28日举家潜逃境外。目前，公安部已发出红色通缉令”。
事发前口碑很好
在江阴市孙家巷村的路边上，有一栋三层小楼。把记者当成孙锋债主的村民说，这估计是孙锋家没有处理掉的唯一资产了，但也是最不值钱的。住在里面的租客告诉记者：“去年11月，房东（孙锋父亲）把两年的房租都收走了。最后一次见面的时候说，以后的房租由村里的亲戚（孙锋的大伯）收。”记者来到孙锋大伯家，那里大门紧锁，敲门也没人应。
上世纪70年代初，孙锋出生在孙家巷村，是家里的独子。在那个男丁吃香的农村，以及那个独生子女并不多见的年代，父母对孙锋呵护有加。父亲孙玉才的身体不是很好，但母亲很能干，很早就在村里办了个化纤厂，生意做得不错。完成了家庭财富的初级积累后，为了让孩子接受更好的教育，母亲在孙锋十几岁的时候，送他去江阴城里读书。
母亲多年来在金融界积累了不少人脉，其中包括江阴农行前行长徐某。徐某如今已80多岁，在江阴金融业依然颇有名望。有消息人士透露，孙锋中专毕业后能进入农行，靠的就是徐某的关照。孙锋入职后各方面表现都不错，同事、上下级关系也处理得恰到好处。因此入行近十年，他一直顺风顺水，“因为能力比较强，手里客户也多，很受行里器重。据说他还是个后备干部，准备往江阴市里调”，一位和孙锋同期入职的同乡透露。
“儒雅”，是很多认识孙锋的人对他的评价。“孙锋为人比较‘仗义’，待人也和气。”同乡孙女士告诉记者。据她了解，“孙锋还很会帮人，比如某个贷款客户要续贷，必须筹钱把原先的贷款还上。客户如果恰好手头紧，孙锋便会找自己的朋友借钱给客户。这种资金周转的时间很短，也就是一个星期左右。客户为了能续贷，都愿意出比较高的利息”。在资金来回周转的过程中，孙锋看到了“商机”。
为了方便随时调用资金，孙锋开始“融资”，以月利2分（2%）借钱，再以月利6分到1毛放出。据江阴当地某大型企业高管介绍，孙锋“融资”并无实体项目，但他掌握了大量的客户资源，能较好地控制资金风险。借款给孙锋的人，看中的就是他银行行长的身份、名望以及在地方上的人脉和活动能力，更何况还有诱人的高利息。事发前，孙锋的口碑很好，“从未失信”。
除了赚利差，孙锋和家人还热衷于炒期货。农行江阴支行的内部人士透露，2008年金融危机时，他便已经损失惨重，这两年只能勉强维持借贷资金链。但从去年下半年开始，期货亏损越来越大，加上曾向孙锋借款6000万元的江阴天华科技公司原总经理冯嗣荣于去年12月15日因涉嫌非法融资被抓，导致孙锋的资金链彻底断裂，开始谋划举家出逃。江阴警方称，孙锋出逃带走了1.26亿元，但据银行内部人员和一些债主透露，这一数额可能高达3亿元。
“孙锋夫妻俩单位收入不错，他父母开的足浴店和宾馆也很赚钱，他还这么年轻，也很有前途，想不通他为什么要走这一步。”与孙锋母亲颇有些交情的孙女士连连感慨。
案中有案
如今，不论是在孙锋的老家孙家巷村，还是在孙锋妻子夏亚琴的老家江阴市夏家村，都徘徊着很多债主。他们焦急地在村里四处奔走，向每一位村民打听消息，可始终一无所获。
3月30日上午，记者走进了江阴市华士镇龙砂村村委办公室。该村村委书记赵积娣是目前为止孙锋案中能确定的最大债权人，金额高达9800万元。
龙砂村纪监委主任王棋出面接待记者，他不断宣传村里这些年的成绩，对孙锋的案子却只字不提。过了20分钟，龙砂村所在的华士镇负责宣传的应科长来了，满脸微笑地和记者聊了近一个小时，再三强调两点：第一，赵积娣借款给孙锋是村委会集体讨论的决定，属于集体行为；第二，孙锋出逃后，华士镇对龙砂村的账务进行了审查，“村里该有多少钱，账面上就有多少钱”。但记者问，村委会集体讨论决定借款给孙锋的金额和回报率是多少时，王棋和应科长却异口同声地说“不知道”。至于龙砂村的账面欠款在案发后为何奇迹般地填平，两人也没有给出答案。
而就在几天前王棋面对媒体采访时，却说赵积娣动用村里集体资金放贷给孙锋是“谣言”，“查无此事”。王棋还说，孙锋卷走的“不可能是村里的公款，即使赵书记有向孙锋提供资金，那也是她自己从外面筹来的钱”。
当记者提出想要采访赵积娣时，两人不约而同地说：“赵书记出差了，不方便。”记者起先相信了他们的话，直到后来遇到村民赵明（化名），“我早上还找赵书记办事了，她就在村委会办公室里正常上班”。
赵明反映，得知赵积娣是孙锋最大债权人后，他们几个村民马上赶到村委会问情况。问了几个人都说不知道，“现在他们怎么又说是村委会集体讨论决定的呢？”而当记者告诉村民们，应科长说现在账目已经填平了的时候，他们的情绪十分激动：“那是村里借来的钱填上的，以后还不是要村里还？！”
“9800万元里面至少有5000万元是村里的。除此之外，赵积娣自己还作为中间人向他人集资。”一位知情人士透露，“剩下的这部分资金来源于她向附近的企业家、村民、官员的集资。与浙江的民间集资案有所区别，在苏南地区能够顺利集资的人，往往不需要有什么实体生意，却要有一定的社会地位，比如孙锋的行长身份、赵积娣的村委书记身份”。
“银行行长”成高危职业
据江阴市一名科级干部介绍，江阴市对副科级以上干部采取重大事项报批备案制，出国不论因公因私都要由单位直接领导和市委主管领导签字才可以，“不过银行属于业务部门垂直管理，具体程序不太了解”。根据农行的规定，雇员因私出境需要部门负责人、上级分行的人事主管、分行行长的意见和签字。而据江阴市公安局透露，孙锋的出国手续齐全，各种签字都有，显然利用了监管漏洞。如何才能对银行雇员从事民间借贷活动实施有效监管？记者就此采访了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副院长、金融与证券研究所副所长赵锡军。
环球人物杂志：民间借贷现象存在多年，为什么最近案子特别多？这是经济形势造成的吗？
赵锡军：与经济形势无关。以前的借贷规模比较小，人数也少，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人参加进去，这是经济发展、市场化的结果。如果相关管理跟不上，江浙地区的此类案件必定会越来越多。美国民间借贷很普遍，经济形势现在也不好，但因为法律法规和司法制度相对健全，此类案件就极少。
环球人物杂志：有人认为，一连串案件表明民间借贷目前接近崩盘，你怎么看？
赵锡军：民间借贷是历朝历代都有的，不会崩盘，但风险时刻存在。就像经济危机一样，从短期看好像要崩盘了，但人们的经济生活照样存在。有需求就有供给，民间借贷也是同样的道理。
环球人物杂志：对银行行长的权力监管出现了什么问题？
赵锡军：这不仅仅是行长权力的问题，也涉及所有参与经济活动的个体。只要个人介入生产经营活动，就必然存在决策失误和违规风险，这是市场经济的必然结果。银行这个问题尤其突出，在监管不到位的情况下，权力在一定程度上往往可以干预甚至决定一笔资金的流向，“银行行长”就成了众人追捧的高危岗位。
但现在国家和个人都没有充分意识到这个问题，管理、监督等制度没有跟上，不能完全排除各个环节中的人为因素，有一些漏洞可钻。或者有了制度，却没有行之有效的执行措施。这些问题归根结底，就是制度建设与经济发展速度不匹配造成的。现在的大环境是经济增速放缓，正好可以加快制度建设的步伐，使两者相协调。
编辑：孙夏力 美编：黄浩 编审：吴迎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