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大学出版社隶属于英国剑桥大学，从出版第一本书至今，已运营了四个多世纪，是世界上历史最长的大学出版社，也是全球知名的学术和教育出版社之一。剑桥大学出版社是如何出版高质量学术图书和保持品牌的?它的经营理念、管理方法有哪些可资中国出版社借鉴?带着这些问题，本刊记者在访问学习期间采访了剑桥大学出版社执行总裁Stephen Bourne先生。剑桥大学出版社总经理、学术总监Andrew Brown先生也就相关问题回答了记者的提问。
创新与发展
记者：剑桥大学出版社拥有427年的历史，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出版社之一。在这数百年间，它发生了什么巨大的变化?您看到的变革有哪些?面对这个有着悠久历史的出版社，您上任以后，面临的最大挑战是什么?
Stephen：剑桥大学出版社漫长的历史，有时意味着我们遇到的困难更多的是传统问题。人们经常说，在剑桥就是这么做的，这就是我们的方式，而不愿意改变。如果世界一点也不发生大变化，那么这种说法是没有问题的。但今天的世界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出版业也是如此，特别是在数字出版方面。人们常常认为最优先考虑的问题应该是如何保护历史，但有时这是错误的，其实最该保护的是出版社本身。如果你读历史书，有很多书会写到这个出版社，你就会明白在我们的历史当中，有很多很多的变化。即使有些变化是比较小的，也能促使我们向前走，历史从来都不是墨守陈规的。我们随时要做好准备去进行改革。我们现在面临的是文化的变迁，一个是从传统出版到数字出版，一个是在国际市场领域不断提升和扩大的国际化运作。随着人们的需求越来越多，我认为我们首先不应该过多地依赖历史，而应该敞开胸怀迎接变化。其次我们要明白在我们出版社的商业运作当中，国际化或者全球化是必须的，我们85％的市场都在英国以外。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具备国际经验和国际化的知识，比如我们必须去了解中国、阿拉伯、巴西的市场。我认为这种全球战略对中国来说，也是一个极大的挑战，因为中国想让世界了解它，那它必须首先去了解世界。
记者：作为剑桥大学出版社的执行总裁，您觉得自己最鲜明的风格是什么?
Stephen：灵活开放，不墨守陈规，总是寻找机会和方法甚至是创造机会把事情做成。为了把这些事情做成，有时候需要新的法规和方法。我会向董事会提出，对以往的法规和制度进行调整和修订，为了剑桥大学出版社的发展，我要有高瞻远瞩的眼光，去勾勒出我们下一步的宏图。
我比较擅长开发拓展新的业务，作为执行总裁，我必须具有战略眼光，当然我也需要其他的人助我一臂之力，需要团队的帮助，来一起实现战略目标。我相信勇于冒险、创新、大胆尝试对出版者来说是非常重要的。要勇敢，勇往直前，不能惧怕困难。就像十年前我们到中国拓展业务，会被认为是种很大的冒险。我的前任中，有一位就看到这个风险是值得去冒的，才有了今天我们在中国市场的业绩。今天我们到其他国家去也有同样的风险，我们必须不断寻求机会并勇于冒险，否则我们就落伍了。当然在冒险的同时，我们也要做好失误的准备，因为有时候我们会有失误，但这没有关系。
我们要相信自己有力量去修正、构建出版业的未来发展图景。最关键的则是我们要勇于实践和冒险。目前在数字出版这个领域，没有足够的全球经验供人们借鉴，人们不知道怎么发展，所以我们要有冒险的精神，或者说我们要不可避免地去尝试风险。剑桥大学出版社与其他出版社相比，可能会有更多的风险。因此，我在工作中会多制订一些议事日程，完善工作流程。几乎每一次，每一个项目都会有一个议事日程。在此过程中，我鼓励员工积极参与。这样员工就能跟着我分享形成战略思想和用战略眼光看问题的过程。我总是认为，在做一些不同于以往的事情时，一定要让更多的人参与进来，获得支持。
十年前，我让员工去印度考察市场，与那儿的出版业建立联系，但他们都不大愿意，那我就自己跟他们一起去。作为一个执行总裁，我认为身体力行很重要，而不只是要求下属和员工做这个那个。很多执行总裁和我的意见不一致，他们更多时候愿意杲在舒服的办公室。
我喜欢做一个有活力的领导，去关注世界的发展，但这同时也产生了一个问题。当我一年中有四个月不在办公室时，我必须有一个我信任的团队并授权他们行使相关权力。一个领导者，必须信任你的团队。当然，领导者也有可能会选错人，看人看走眼。可你必须允许你的下属和员工犯错误，但同时你又要要求他们从错误中学习，当然这种错误不能太多。其实，即使有错误发生，因为这些错误是在认真地工作当中出现的纰漏或失误，所以往往不会给事业的发展带来致命的打击和严重的破坏。
总之作为执行总裁，他应该是一个有创新意识的领导，有战略思维能力的领导，有冒险精神和实践勇气的领导，一个以身作则的领导，一个宽容的领导。
记者：在日常的出版经营管理中，您认为最重要的是什么?
Stephen：作为执行总裁，我认为工作中最重要的一点是要学会授权，也就是懂得放权。当然放权的前提是你要选好人，选好放权的对象。你要了解他们的基本素质是好的，但放权也并不是全部放手、只要求他们给你一个工作结果。放权意味着信任被授权的人，放手让他们工作，但同时要有制度约束和管理，而且要在他们有困难的时候帮助他们解决问题、解决困难。我对编辑部门尤其放权，因为我自己没有编辑背景，但同时我也会很严格地对他们的工作成果进行检查。
学术出版：在质量、品牌和利润之间
记者：众所周知，您是剑桥大学出版社第一个有金融背景并且使出版社有快速发展和盈利的执行总裁。您说过想找到学术出版和赢利之间的平衡。您找到了吗?它是什么?
SteDhen：是的，我事业起步的时候是一个注册会计师。我最初参与出版业务的时候，我们的业务规模是比较小的，业务量也不是很大，以往的一些执行总裁是按资金配比进行出版业务的规划。因为那时候没有多少钱，所以财务这方面没有现在这么重要。到了我的前两任，他们已经开始对财务非常关注，熟悉甚至精通财务。到了我呢，进一步有了一些不同以往的想法。以往认为：像财务制度、市场营销的效率性，都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就是质量。但我认为如果考虑得周全一些，制度严谨一些，在质量和经济效益两方面都是可以兼顾的。如果我们能够有盈利，对我们的发展是很有帮助的。当然这种盈利依然是注重质量和经济效益平衡的盈利。我认为这个平衡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坚持服务于学术和教育。第二，创立并通过再投入扩大出版社的新业务。第三，给大学贡献一些经济效益。如果这样，大学就会有条件把教育做得更好，学校的声誉就会变得更好。学校的声誉好了，我们出版社的品牌也会更好。因此在质量和利润并重的基础上，我们提出坚持质量第一，利润第二。如果只是对利润感兴趣，许多人就不愿意在这 个出版社工作，因为他们工作的目的不仅仅是为了赚钱，他们会有自己对学术出版的理想。同时我也相信，即使是数字化出版，质量也是最为重要的。因为现在网上的图书很难区别质量的好坏，除非你有一个非常强大的品牌，才能使得你的数字化产品和其他出版社的产品区别开来。显然数字传播将成为一个很普遍的现象，那么大家是否在网上继续选择来阅读你的东西，我想最重要的还是要看你的内容和质量。所以我相信，数字出版依然会把内容质量作为最重要部分。我想，如果我们的出版社能够很好地平衡质量和利润的关系，我们后几年的目标就是每年实现10％的利润率。在西方，最好的出版社利润率可以达到16％，但我们是一个大学出版社，我们首要的责任还是要为学校、为教育服务。当然我们希望在未来的发展中，能够达到12％的销售回报，这取决于我要非常严格地去控制成本。
我的同事Andrew Brown是剑桥大学出版社的学术总监，对于学术出版有深刻的体会，这个问题也可以请他回答。
Andrew Brown：优秀的学术出版和利润之间没有真正的冲突。事实上，读者越尊重你的书，你的书越有可能销售好――或者，在经济困难时期(像现在的情形)学术机构越会继续购买你的书籍，而不买其他出版商的书。
利润当然是必不可少的。图书销售价格的确定，涵盖了所有相关的成本，图书出版盈余可以用于下一年的出书和相关的基础设施的投资上。与实际水平相比，剑桥一直推行高价位定价。许多美国的大学出版社仍不愿把书的价位定得太高，这就是为什么许多美国的大学出版社目前处于尴尬境地的原因之一。
然而，追求短期的利润是极其危险的。如果，像许多商业出版社一样，降低初始质量评估标准，降低设计、排版、校对和生产材料的费用，这将逐步削弱你在学术出版领域信誉的内在价值，从长远来看，这将导致销售额的下降。人们如果认为这些书无论在内容或实物生产方面是二流的，那么他们将不会再买你的书。
剑桥不以盈利为目的。我们之所以需要创造利润是为了业务的继续发展，但我们的根本目的是出版这些书，是为人类知识的积淀做出真正的贡献――我们的成功在于使我们的书籍有可取之处。学术出版和赢利之间的平衡这个问题没有简单的答案。这是一个复杂的平衡行为，我们需要不断调整和应用专业判断来决定要出版哪些书，如何出版，成本如何，如何定价。
记者：剑桥大学出版社几百年来在学术出版方面是如何保持图书的质量和品牌知名度的?
Stephen：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所有图书都要通过理事会把关和监控。剑桥大学出版社理事会由学校推荐的18位权威性很强的学术专家组成，理事会每两周开一次。(这个会已坚持了280年，从无间断。――编者加)一般情况下，我们的图书产品上会论证之前，都要先由两名权威专家进行匿名评审和推荐。一旦上会，专家们将会毫不留情地各抒己见，来论证这一个项目是否足够好。我们出版的每一本书都必须经过他们论证、同意，没有理事会的论证意见和结果，我们不可以签任何一个合同。一旦专家们给了明确的意见，出版某一本书，我们就会配上最好的编辑和生产人员，来确保质量和成本的控制。所以在这一点上，专家的意见是最关键的。具体做法是：当我们确认出版一本学术著作时，我们先会采用理事会中该领域的一个专家的意见，然后再听取两到三个专家的意见。如果他们建议做改动的话，我们会将他们提出来的改动意见反馈给作者。一般情况下，作者都会非常高兴有机会听取权威专家的意见并进行改动。这种做法主要用于学术出版，可能在大众出版中不需要这么做。为了保证学术出版的质量，我们建立了有效的同行匿名评审制度并对书稿的学术水平进行评估。此外，我们还有严格的编辑审查条例。
Andrew Brown：通过同行匿名评审来严把质量是剑桥大学出版社优秀声誉的基础。所有的书目，无一例外是根据这一程序来进行的。评审的材料有时是作者的详细提案；有时是一项提案加上标题章节；有时(特别是在艺术和人文类的)是一部完整的书稿。
出版社编辑的任务，首先是判断书稿在原则上是否适合出版社出版，主题是否适合；内容是否涉及一个很重要的话题――个有重大贡献的学术讨论、研究或教学；作者是否知名，是否由资深人士推荐，是否符合市场需求，等等。
如果上述问题的答案均为“是”，出版社编辑的第二个任务就是选择恰当的学术专家，来阅读和评估所提交的材料，确定这本书是否符合剑桥大学出版社的要求。
选择专家有不同的标准。例如，教科书一般会选四名或者五名讲授相关课程的教授。研究专著通常是选两名或三名该领域的有关专家学者来评审。出版社的每个主题编辑都有几十人的顾问，可以定期向他们咨询，听取真正有用的意见。
基于各种原因，有时理想的评审人选是根本不存在的。比如，有时基于专业或个人原因专家们不愿意对他认识的人进行评价；或者有时候出版社编辑知道评审人有明显的倾向性可能会倾向于支持或反对作者的做法。我们采取一切可能的办法，避免这样的情况发生。例如，我们几乎没有征询过与作者是同一所大学的专家或教授的意见，哪怕评审人先前已表明自己与作者是对立的，我们都会组织专家客观地进行评价。
总而言之，出版社外部评审员的选择程序是一个有技巧和关键的环节，编辑要具备相当的敏感、经验和专业判断的能力。
同样重要的是编辑要确保对评审报告进行正确解析。例如，编辑可能收到一份报告，明确建议出版，但其中附带了许多批评建议，使你最后考虑到底是否要选择该作者。与之相反的，有些评审员吝啬赞美之词，不愿给一个好的评价，但是不冷不热的报告实际上可能代表了相当积极的建议。当然，我们希望我们所选择的评审员不仅严格，而且公平。但对一些报道，在事物的性质上需要进一步证实，在实践中出版社编辑对此进行解释是必要的。
我们征求完评审专家的意见以后，有三种处理结果：(1)接受出版该书；(2)拒绝出版；(3)要求作者进行某些修改，然后重新提交。第三种是相当普遍的。每年剑桥大学出版社同意出版的几百本书中，有许多是将初步大纲甚至是完整的书稿退回给作者重新组织或按我们的外部评审员建议重写，然后在其修订的基础上再请原来的评审员重新评审。如果评审员满意第二次的书稿，我们最终会同意出版；如果他们的评审结果是否定的，那么该书就被否定了。
我要指出，虽然出版社的编辑有权提出拒绝出版的建议，有权决定是否采纳外部评审建议(在实践中，每年我们不采纳外部意见而否定了几千本书出版的建议，主要原因是这些书不适合出版社出版)，但是出版社没有人(包括编辑、出版董事甚至执行总裁)有权决定一个正式的出版合同。只有出版社里一个由18位资深学者组成的理事会才有权做出出版决定。
出版社的编辑，他们在征求外部意见的基础 上，向理事会建议某书出版。理事会在实践中很少否定这些建议，对编辑提出的恰当的报告给予支持。理事会的审议和决定是履行出版社的法律程序的根本，因此该组织的作用是监督评审的过程，确保评审过程中已经进行了适当的和专业的评审，而不再自行二次评审。
评审员的报告是匿名的。即使是请作者修改相应的书稿时，我们也从来没有透露过评审员的身份。在这一点上，我们有时会受到质疑。有些作者会因为退稿而要求我们提供评审过程中的信息。我们从来没有透露这一点，因为这样做会破坏整个匿名同行评审的规则。这个规则是了不起的，对保持剑桥品牌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同行评审对书稿的内在学术价值的评判是很清楚的。出版社需要在此基础上做出商业决定，因为出版社要承担决定支持或反对出版的财务风险。我们并不是总能做出正确的决定(有时我们否决了出版某一个书稿，但该书却在其他出版社成功发行。有时，我们决定出版的一本书在相关的文献期刊上会有不同的评论)，但大多数情况下，我们往往是能够做出正确的决定，我们一直努力在保证我们做的决定是正确的。今年，我本人拒绝了一个非常杰出的文学家的书稿(此书如出版，无疑将会在世界范围内售出几十万册)，因为该书几乎没有什么新颖之处。这种严格的评审标准是一视同仁的，是受我们的作者欢迎的，肯定我们的读者也是欢迎的。当诺姆・乔姆斯基为我们提供他的下一本书稿时，我们视他如目前未出名的研究生一样，同样进行同行评审，以评估其具体的价值。这是乔姆斯基最后为什么选择剑桥大学出版社的重要原因。
作者与编辑
记者：经过几百年的积累，剑桥大学出版社在世界各地已拥有了近四万名世界一流的学术作者资源。您能否讲一下在选择作者时，剑桥大学出版社坚持什么样的标准?
Stephen：一般我们是通过一些学术专家给我们一些建议来挑选作者。我们经常会到大学里跟教授们交谈。比如说我们要写一本关于生物方面的书，某某教授就会建议我们去找y博士或z教授，我们找的作者的学术地位必须是大学公认的，他提供的作品既是我们需要的，还要有可读性，同时能够影响到读者市场。
Andrew Brown：我们的主题编辑(我们在剑桥、纽约、墨尔本有五十多名主题编辑)全都拜访过主要的大学和参加世界各地的学术会议，从而建立起有关联系网以便让决策者知道，谁是最资深的教授和谁是在该领域里最有前途的年轻学者。一旦我们获得一个作者的第一本书稿，我们相信，他感受到的经历，即我们在出版过程中的每个阶段所提供的无与伦比的服务，也将促使他给我们提供他的第二本和第三本书稿。卓越吸引卓越，我们书的名声越好，我们提供的服务就越好，就越容易吸引最优秀的作者。他们希望在剑桥出书，是因为剑桥是最棒的。
记者：剑桥大学出版社的作者多是在学术界甚至世界上赫赫有名的人，编辑如何与他们沟通?在这种交流中，编辑们该如何考虑自身的角色定位?
Andrew Brown：从长远来看，出版商需要深刻理解学术界的需求和愿望，同时也需要像一个企业家一样来更好地服务于此。学术编辑的综合素质是罕见的!几乎我们所有的编辑在他们所负责的科目上都有很深程度的研究。没有这些资格，他们是不大可能与资深学者沟通的。最好的编辑能够不断地跟踪学术前沿，有能力对受访者的研究进行判别，最终出版最有价值的研究和教学书籍。
一直以来，我们的编辑以拥有自己的这份工作而感到自豪。他们被视为在学术领域中的关键人物。几乎所有的资深教授的大门始终是向剑桥的编辑们敞开的。他们可以和知名作者进行平等的交流。剑桥大学出版社的名声是如此之高，即使是最有名的作者(霍金，乔姆斯基等)一般都乐意与我们的编辑见面和交谈。
记者：您聘用员工时坚持什么样的标准?您如何培训他们并且使他们有好的职业发展?
Stephen：当然，我们不坚持所有的工作人员都是剑桥大学毕业的，但我们肯定在招聘时，会选择比较好的大学的毕业生。我们会注重应聘人的智商、智力，在好的大学获得的良好的学历，他个人的经验是否适合我们的出版社，他是否能够和我们分享企业的价值观和创新的东西。此外，我们还要看这个人是否诚实，我们会要求他对我们的企业文化高度认同，并有尽快适应的能力。当然这个企业文化不仅仅是指的英语文化，因为我们是个非常国际化的出版社，比如在印度，我们有160个员工，我们以他们为荣。最重要的是我们的员工相信，在教育和学术上，剑桥大学出版社可以为世界做出贡献。
记者：您说过，未来的出版人将不只是单纯的纸质图书的出版者，而是知识界的研究者、内容提供者、质量管理人、市场营销家和能承担风险的企业家。您会如此要求您的编辑吗?您用什么方法使他们达到这样的要求?
Stephen：我是这样认为的。我们希望选好的员工参与到我们的工作中来，以有一个好的团队基础。他们个人先天的素质很重要，我们总能招到优秀的员工(像Lucy这样的)。同时，我们会提供各种工作锻炼的机会和培训。能干的人，很快就给他独立做事的机会和岗位。像Lucy，才来了一年，一个人负责所有我们面对中国的图书和项目。
数字出版与专业人才
记者：剑桥大学出版社有图书和期刊两大系列的数字化产品。在中国，数字出版是一个热门话题。但在世界范围内，只有专业期刊在数字出版赢利上取得了成功，例如剑桥的学术期刊在2010年效益增长22~,6。您是怎么看数字化产品的盈利能力的?
Stephen：我认为所有的数字化产品都应该盈利，除了PDF电子文件格式写成的书以外。我们必须首先考虑我们的消费者以及他们的需求。这个需求中最核心的一点是，他们总是想物有所值甚至物有多值。所以我们需要考虑使用音乐、图片、影像、地图以及其他的各种元素，来增加我们图书的附加值，然后使我们的产品更有用，更有趣，更能使我们的读者产生愉悦感。娱乐性和休闲性在某种程度上是最重要的一个方面。如果我们的产品特别符合顾客的需求，那么我们的产品价格就可以提升，效益就能提高。
记者：贵社的数字出版业务是独立的吗?您聘用何种素质的团队参与数字出版业务?
Stephen：是的，这部分是独立的。我们所有数字化的内容都由数字化出版部门来进行生产和销售。从事数字化出版的员工素质是非常重要的，我们需要非常内行的技术人员，来操作数字化业务发展所需要的技术软件，但我们不是软件公司。我们到外面去寻找专业的软件公司合作，但是我们内部是需要内行的人很好地使用和操作这些软件的。中西文化的交流及对中国出版的建议
记者：剑桥大学出版社成立了剑桥中国文库项目组，您直接负责，重点是引进出版中国文化和学术方面的著作。您认为学术出版是一个促进中英之间文化沟通的很好的平台吗?
Stephen：剑桥中国文库项目，确实是一个很 好的文化沟通和交流的平台。对于剑桥来说，着力于文化和学术的沟通与交流，既是一个机遇，也是一种压力。我相信如果人们之间相互有更多的理解，世界上的冲突就会减少很多。例如：十年前在美国，人们对阿拉伯世界的了解非常少。作为大学出版社，我们需要帮助那些不能够相互理解或者不想去沟通的人们，给他们提供一些有用的信息。如果这些信息能够打动他们，促使他们到不了解的国家去旅游，沟通，那就是非常好的事情。
记者：2011年，您个人获得了由中国新闻出版总署颁发的“中华图书特别贡献奖”，表明您近年来与中国出版的密切关系。您是否认为剑桥在中国出版和图书市场的发展计划对中国出版者也是―个机会呢?
Stephen：当然是，这对我们共同获得市场体验、了解彼此的文化、创造效益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中国人比我们更了解中国市场的销售情况，因此合作是非常关键的。数字化的合作对我们来说尤其重要，共享销售平台，是我们发展和分摊成本的一个重要方式。数字出版成本很高，如果大家携手共进，将会较好地降低成本，共同发展。
记者：近几年来，剑桥大学出版社在中国四川认养了熊猫“剑桥”，并捐资建立了一所希望小学，您说您想将中国的学问和文化带给西方的读者们。那您对中国的学术研究和中国的学术作者是一种什么印象呢?
Stephen：我认为我们才刚刚开始了解中国学术和中国作者。中国对外开放时间很短，中国有很多规模很大的大学，我们可以找到与我们合作的人。在中国有许多学术成果，是领先于世界的。我们必须通过其他的学者，找到并认识他们。我们希望可以带给这些中国学者与我们和其他西方出版社一起工作的机会。我认为在中国有一些学术成果，质量是比较高的。中国的教育体制引导他们专注于某一领域努力工作，特别是在科学研究方面，他们能够发展成为真正的专家和世界的领先者。毋庸置疑，中国的学术研究质量还是很高的，我们的问题是如何找到我们的作者写出适合于西方读者的书。
记者：对中国的出版人有什么建议?
Stephen：我的建议就是，中国的出版人，对于他们所生活、工作和进行销售的社区要有强烈的合作意识和责任。商业能够帮助我们维持和改变世界，如果他们的责任感特别强，那么消费者就会更加乐意购买和使用他们的产品与服务。责任感对于公共关系和市场都是非常需要的。我认为对企业来说重要的是支持社区的发展，支持环保，支持艺术活动。艺术活动对于每个国家的文化发展而言都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它们不可能只依靠政府来扶持，而没有企业的参与和帮助。我们需要支持所有有社会价值的事情，包括我们在四川认养大熊猫的活动和其他捐助。
(感谢在采访和整理过程中Lucy R.hymer，Lyaia Snyder和马伊颀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