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女谍”黄慕兰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北伐前夕在武汉投奔革命，担任了汉口妇女部部长。之后，黄慕兰赴上海任中共中央书记处秘书兼机要交通员，并成为中央特科成员，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周恩来夸奖她：“你真是我们的女诸葛。”
2011年7月9日，黄慕兰在杭州度过了105岁生日。
向忠发叛变
1931年深秋，中央的地下交通来接送贺昌同志（黄慕兰的第三任丈夫――编者注）离开上海去江西苏区。行前一段，他每个礼拜都偷偷地跑来看我，打听营救关向应同志（中国共产党早期军事领导人）的工作进展情况。我也一有进展，就及时设法告诉他。贺昌临行前，来向我辞行话别时，我告诉他，几天之前，陈志皋（律师，后成为黄慕兰的第四任丈夫――编者注）约我在东华咖啡馆喝咖啡，并建议吃过晚饭后一起去大光明看电影。那天下午大约四点钟光景，我们两人坐在咖啡馆里闲谈，正巧碰见他在徐汇公学时的同班、同寝室好友曹炳生，后来考进了法租界的巡捕房当翻译。于是他们两人就天南海北地聊了起来。陈志皋问：“小曹，最近巡捕房里有什么新闻吗？”曹炳生小声地回答说：“有啊！南京国民政府派人来抓了一个共产党的头头，湖北人，六十岁左右，镶一口金牙齿，酒糟鼻子，只有九个手指头，是悬赏了十万元钱才抓获的，这赏金真高呀！”
言者无意，听者有心。接着曹炳生又说：“咳！这个家伙真不中用，一坐上电椅，就吃不消，招供了。”后来，他俩又讲了一些无关紧要的事，我就不再用心旁听，紧张地暗暗琢磨起来：共产党的头头，湖北人，那是谁呢？我开始把自己所知道的、敌人会悬赏十万元的、湖北籍的党中央领导人，一个个地排着队数过去。忽然间我想到了向忠发。他在武汉当码头工人时就很爱喝酒，是酒糟鼻子。他镶了满口金牙，有个手指被别人砍掉了一点，看起来好像只有九个手指头。大革命失败后，他去苏联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那时党中央总书记瞿秋白因犯“左”倾盲动主义错误，已被撤销职务。1928年夏中共“六大”在莫斯科召开前，共产国际在选拔干部时片面地强调工人成分，推荐向忠发。他在“六大”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主席，兼政治局常委会主席（党内习惯上仍称“总书记”）。但向忠发没能力主持中央工作，他文化水平不高，又沾染上流氓无产者习气。仔细一想，各方面条件都符合，我就肯定是向忠发了。
这可是件了不得的大事，得赶紧设法向党中央报告。心里尽管急得要命，可是脸上还是不能露出声色，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他们两个好朋友东拉西扯地闲谈了一会儿，曹炳生就急着要走了。陈志皋说：“你不是刚下班吗？为啥急着要走呢？我们一块去喝两杯酒、吃顿便饭吧，吃过饭再一起去大光明看电影。你看，我已经买好了这么多票子，有你一张。”曹炳生叹口气说：“唉，我哪有你这位大少爷这么清闲享福啊！晚上还要值夜班，我们吃公事饭的人可是身不由己呀！”说着就道别匆忙地走了。我反正早已有准备，每当我不想陪陈志皋一起外出应酬时，就装作头痛，他信以为真，就用小汽车送我回家，途中还下车去西药房买了些阿司匹林药片。
回家后，我马上打电话给住在徐家汇一家烟纸店（上海人对杂货店的叫法）楼上的潘汉年同志，告诉他我有极其紧急的事要当面告诉他。潘汉年很快就来了，我把听到曹炳生讲的那些话复述了一遍，并说：“因为我托陈志皋营救关向应，他刚才问曹炳生巡捕房有什么新消息，本来是有意问问关向应一案的进展情况，不料曹炳生竟在无意之中说出了这样一件大案。我数来数去符合曹炳生所述那被捕人特征的只有向忠发了。”潘汉年说他也认为会是向忠发。我又说：“听曹炳生的口气，向忠发坐了电椅子后吃不消，很可能已叛变，说不定今天晚上还有什么更严重的事情会发生呢！”就催他赶快去向党组织紧急汇报，他就匆匆离开了。
周恩来遇险
顾顺章叛变后，中央特科的工作是由康生负责的。潘汉年离开我的住所在街上转了几圈，确认身后没有盯梢的“尾巴”后，就立即去找康生。康生听后又立即向实际负责党中央日常工作的周恩来作了汇报，恩来同志叫他马上通知中央的李富春、蔡畅等，约定转移到都城饭店暂时避一避。这些中央领导同志的家里，一般都是不藏文件的，有些紧急的带在身边的文件，都马上烧掉，把纸灰丢进抽水马桶冲掉。到晚上十一点钟左右，这些领导都穿着西装，扮成商界大老板的样子，大摇大摆地住进了法国人开的都城饭店，一点也没有引起别人的怀疑。
康生派了两个特科的同志装成小贩，挑着馄饨担子分别到向忠发所知道的恩来和富春撤出前所住的地方附近观察。果然，到夜里一点钟左右，看见一个人戴着手铐脚镣，领着巡捕房的人来了，直接就用钥匙开了恩来家的门闯进去。他们自然是扑了个空。恩来家只有三把钥匙，他和邓大姐各一把，还有一把给向忠发（他是总书记），如果他俩都不在家，向忠发也可以打开门很方便地进去。所以，很明显，这带了巡捕前去抓恩来的叛徒只能是向忠发，而不会是别人。但他一看恩来没能抓到，就联想到中央其他领导人也都得知风声转移了，也就没再到李富春家搜捕，而是直接扑向就在附近的党的地下印刷厂――红旗印刷所。这个印刷所公开挂有招牌，有正式的营业执照，跟外面也有印刷业务的生意往来。一楼是（地下党的）红旗印刷所，二楼是同志们的宿舍，三楼是秘密印刷《红旗》杂志的工场。那天晚上因情况紧急，我们来不及通知印刷所，就被向忠发领着巡捕破坏了，还抓走了好几位同志。装扮成挑馄饨担小贩的特科工作人员向康生汇报了以上情况后，党中央就确认向忠发是叛变了。
第二天，康生和潘汉年坐了小车来找我，说是恩来同志要召见我。一进门，恩来同志就紧紧地握着我的手说：“慕兰，慕兰，你真不错呀！听听你的汇报吧。”他详细地询问了经过情况，然后指着摆在桌子上的一堆钞票说：“是不是可以通过陈志皋，向巡捕房里有关人员收买向忠发的口供材料？虽然已通知凡是向忠发所知道的党在上海的地下机关立即转移，但仍必须进一步知道他究竟向敌人招供了些什么内容，以便有对付的办法。”我说，这样做恐怕不大妥当，因为我并没有向陈志皋暴露过自己的真实身份，作为一个到上海来求职的地主家的小姐，决不应当关心向忠发这个共产党的大叛徒，更不会出高价去收买他的口供。再说，我又从哪里会弄得来这一大堆的钞票呢？如果真要那样的话，肯定就会暴露身份，而且势必会对营救关向应同志的工作造成不利。当时，恩来同志可能是太着急了，来不及周密地思考筹划。他听后立即说：“你提醒了我，不能让你这样做。即使要买口供，也得通过其他渠道另想办法。”我说，我可以假装出于好奇心，不露痕迹地让陈志皋去打听一下向忠发这件案子的进展和下落。恩来同志说：“如此很好。”他还连连夸我头脑冷静，灵活机警，分析正确，说：“土豹子（贺昌）没有保举错。你跟潘汉年两人互相配合，行动得很好，一上马就为党立了这一大奇功！”他还嘱咐我，一切公开的活动都通过陈志皋出面，自己尽量不要出面，只做他的幕后参谋，千万小心谨慎，一定要想方设法隐蔽好自己，抓牢陈志皋，做好工作。
没几天，陈志皋从曹炳生那里打听到了有关情况，立即告诉我说：“唉！这家伙注定该死。原来抓住他的人，打电报给正在庐山的蒋介石，说是已抓到了共产党的总书记向忠发。蒋介石立即回电指示‘就地正法’。审讯他的人接着打去第二个电报，说向忠发已自首投诚，并帮助破获了共产党的地下印刷所，还抓到了一些共党分子。还没等蒋介石的第二次回电指示，那收到蒋介石第一个电报的人，为了抢先邀功领赏，就马上将他执行枪决了。这种人真是活该要死的。”我听了以后，表面上不动声色，装作一旦好奇心得到满足，就再也没什么兴趣似的。心中却不禁十分高兴，因为向忠发既已叛变投敌，他受不了敌人的威胁利诱，肯定还会继续出卖党的机密。他是中央的主要领导人，党内的事差不多全都知道，对于这样的叛徒实在是防不胜防的。如今敌人为了争功，抢先把他杀了，倒是帮我们堵住了这个大缺口。
关向应出狱
再说贺昌听了我的叙述后，很高兴地说：“怎么样，我向中央保举的你和潘汉年没保错吧！你们两人干得还不错嘛，刚开始工作不久，就立下了这样一件大功，真是首战报捷了！”我说：“是啊！恩来也表扬了你这位保举人呢！”他指示我要小心谨慎，要通过陈志皋经常注意巡捕房里的消息。我还向贺昌汇报了营救关向应的工作进展情况，说陈老太爷已经打过电话，向那个赵法官催询此案的审理结果。法官回答说，实际上他已经决定无罪释放了，但与李犯（关向应被捕时用的假姓）同案的另一人的口供还有点出入，现在正在核对当中。陈老太爷问明了办此案的书记官姓李，有抽鸦片烟的嗜好，就叫陈志皋用他的名义，给那个李书记官送了四两最好的“云土”（产于云南的质量最好的鸦片烟土）去。于是书记官看在陈老太爷的人情面子上，就把两人的口供改为完全一致了。我说：“看这情况，关向应同志很快就可以无条件地出狱了。”贺昌同志高兴地说：“这太好了，你又要建立一大奇功了。”
当晚我们依依惜别时，贺昌再三叮嘱，千万要小心隐蔽，并叫我不要为惜别而流泪。吴德峰（1931年任江西省苏维埃政府政治保卫局局长――编者注）安排人护送贺昌去苏区之后，又过了些时候，龙华监狱才通知陈志皋的律师事务所，说可以保释关向应出狱了。我跟陈志皋坐了小汽车去接关，因为我曾在龙华坐过牢，狱中有许多人都认识我，虽然化了装，还是怕被人认出来暴露了身份，所以我就没进去而在汽车里坐等。陈志皋办了手续、盖了图章后就把关向应同志保释出来了。我因不知道司机可靠不可靠，在车子里，只向关介绍了此案的经办律师陈志皋，没多说别的话。关向应同志因为在狱中已经知道组织营救的情况，就连连向陈志皋说：“谢谢，谢谢！”车子一直开到早已订好房间的东方饭店，潘汉年替向应买好的里里外外的衣衫也已放在房内。陈志皋没有下车，在东方饭店门口就和我们分手了。我等关向应洗澡、理发、打扮一新后，就陪他吃了午饭，并跟旅馆结清了账。饭后又陪他到南京路上的永安公司买了毛巾、牙刷等日常用品，在永安公司里还楼上楼下故意兜了几个圈子，确定身后没有“尾巴”盯梢后，坐祥生公司出租汽车，一起回到我住的地方。潘汉年同志已在那里等候多时。于是我们就对关向应详尽地讲了党中央部署营救他的全部情况，还讲了其中那段发现向忠发叛变的惊险插曲，幸亏敌人急于争功抢先把他枪毙了，所以他只领敌人破坏了红旗印刷所，还来不及供出关向应和其他被捕同志的真实身份，否则就危险了……向应同志非常激动地说：“慕兰，你真了不起，了不起！一出马就立了大功。”他还问起贺昌的情况，我说贺昌已到苏区去了。向应说，他也早已向党中央申请去苏区锻炼。经过一番长谈后，就彼此握手道别，互道千万珍重，后会有期！
关向应由潘汉年接走，住到地下党的秘密招待所里，不久就由吴德峰派人护送他去了湘鄂边苏区。他后来为党做了不少工作，有很大的贡献，尤其是长征途中，他担任红二方面军副政委，坚决拥护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正确领导，反对张国焘分裂党、分裂红军的阴谋。在陕北与中央红军胜利会师后，曾先后任八路军一二○师政委、中共中央晋绥分局书记、六届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七届中央委员。新中国成立后，国内的小学语文课本上曾选用过一篇课文，记述了他在延安生病时毛泽东去医院看望他的情况。吴德峰同志告诉我，关向应同志在病中还惦念着我，他知道我仍在坚持白区工作而向组织要求说：“他日革命成功，慕兰回来，请求组织上一定要善待她呵！”我真是很感激他的。我知道关向应和贺昌有着很深的革命友谊，但我对他个人的历史知道得并不多，好在他对党的事业所做的重大贡献已在党的历史上有明文记载，用不着我来多说。在大连已为关向应同志塑立了铜像，是王震去参加典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