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到香港，就在维多利亚湾北岸发现一条破旧的渔船，与周围的高楼大厦极不相称。走近一看，只见船上一对皮肤黝黑、满脸沧桑的夫妇，正在那里做饭。我想，这大概就是传说中的“户”吧。
户是指长期生活在水上的居民。据说早在鸦片战争之前英国商人来到香港的时候，看到户穿得衣不蔽体，吃着臭鱼烂虾，感到不可思议。我原以为，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户在香港早已绝迹，没想到如今竟然能在维多利亚湾相遇。于是我想，类似的现象如果出现在王府井大街，肯定会以“有碍观瞻”为由被城管赶走；但是在香港，他们却可以大摇大摆地在维多利亚湾游荡。
不久，我在大澳又看到更多的水上人家。大澳位于香港西南角。用一座十几米长的铁索桥，与香港第二大岛大屿山相连。走在桥上，你会看到对岸是一大片极其简陋的吊脚楼，“楼”内几乎是家徒四壁，一无所有。这与我对香港的印象大相径庭。
过了铁索桥以后，正好遇到一位年轻人。我问他这里为什么会是这样。他告诉我，这些吊脚楼里住的是他们的长辈，因为习惯了原来的生活方式，所以他们不愿意根据政府的安排搬进高楼大厦。户和吊脚楼的存在以及他们拒绝“被现代化”的事实，让我对什么是幸福有了进一步的理解。与此同时，我也看到香港政府并没因为“现代化”而剥夺普通民众的自由选择。
如果说户和吊脚楼内的主人是香港“原住民”的话，那么早年偷渡到香港的人们就应该是“老移民”了。一次，我到香港入境事务处办理延期手续时，遇见一个老头带着一位孕妇一同前来。经过攀谈。我得知这老头就是当年的“偷渡客”。最初偷渡过来，由于没有合法身份，只能偷偷摸摸地干最苦最累的工作。尽管如此，他仍然觉得就好像到了天堂一样。
有了这些直观感受。我开始留意香港普通人的收入标准和工作情况。几年前，香港的最低生活标准是3500元。大学里清洁工的工资大概是6000元左右，与教授相差几十倍。虽差距悬殊，但我看不到他们有何不满和埋怨。相反，他们工作时总是那么认真，那么兢兢业业。比如我在中文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经常看到一位打扫厕所的女工，进来时蹑手蹑脚，生怕打扰别人；出去后总是把马桶擦得锃亮，让人不忍使用。
为什么这些香港人有一种克己奉公、全力以赴的敬业精神和安分守己、绝不躐等的人生态度呢?我想也许与他们缺乏仇富心理有关。有人说香港是把华人的智慧与西方的优势合二为一的社会，而这种结合又造就了自由的经济、完善的法治、廉洁的政府、优美的环境和一代又一代勤劳的人们。
与社会底层的劳动者相比，我的朋友林先生比较幸运。改革开放后林先生来到香港，在一家著名的外资企业工作。退休时他领到几百万元退休金，于是他把这笔巨款分为三份：一份送儿子到美国留学，另外两份买了两套房子，一套自己住，一套给女儿女婿住。我问他：“你把退休金都花光了，以后靠什么生活?”他说：“现在我和女儿女婿住得很近，有什么事情他们可以照顾。等到儿子学成以后，我和老伴就要靠他养老了!”
据我所知，香港的大学教师和企业员工在退休的时候，是根据其服务年限来计算退休金的。林先生为外企服务20多年，就领到如此高额的退休金，让我觉得不可思议。对此林先生是这样解释的：“一个人为企业创造的价值，除了体现在工资方面外，还体现在退休金上。换句话说，你在离开企业时领取的退休金，其实是你自己工资的一部分。当初这些钱之所以没有给你，是政府强制企业为你保存的，因此当你离开的时候，企业自然要把这些钱还给你。”
通过对水上户、吊脚楼居民以及各种新老移民的初步了解，我看到香港普通民众的生活状态呈现出一种多元价值取向。这种多元选择是社会健康成熟的具体体现。由此可见，香港的回归不仅有利于推进祖国的和平统一大业，也可以为内地的社会管理和制度建设提供有益的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