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穿梭于博鳌亚洲论坛、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夏季论坛的本刊主编向熹，论及博鳌亚洲论坛，有着鲜活多样的视角与个人成长的感慨。“自2003年始，两次以媒体记者身份，四次是以发言嘉宾或主持人身份参会。”参会经年，博鳌亚洲论坛俨然成为向熹重逢旧友、结交新知的良机。而达沃斯青年领袖的荣誉，又让向熹多了一个横向比较、零距离观察论坛生态的绝佳身份。“三次参加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的体会，使我深感博鳌亚洲论坛的发展空间与崛起速度”。从外交色彩浓厚的平台到经济论题为主的论坛，“博鳌亚洲论坛日益走向成熟，这从参会嘉宾的份量、举办地的开放性与会务组织的日臻完备可以看出。”忆及当时参会的人与事，向熹偶尔“口误”，将“博鳌”说成“达沃斯”，“两个论坛的议题更加靠近，参会的基本都是大牌政要和明星，不小心查证，真的会搞混当年的记忆。”向熹翻检着随身带来的会议资料，往事一点点还原。
从寻找新闻富矿的记者，到论坛主持
记者：你是以媒体人的身份介入博鳌亚洲论坛，当时怎么认识博鳌的价值?
向熹：首先，它是一个聚会的平台。亚洲声音第一次集中出现，当然具备新闻吸引力：其次，它具备传奇的魅力。一个渔港小镇，几个前政要，一个宏伟的构想，诞生之初衷，落脚地之选择，足够传奇。同时博鳌的发展，是中国旅游地产崛起、土地增值、房地产神话般发展的缩影：第三，它是一座新闻富矿。前来开会的前政要、经济界人士在平时，约访困难，而在论坛上，找人方便。
记者：对博鳌亚洲论坛最深印象的是什么?
向熹：秉烛夜谈。论坛在海南召开时，一般人进不来，里面的人也不方便出去。正好有时间会见老朋友。记得是2007年，会议结束的晚上，就与朋友张亚勤聊电子书，海风微吹，静谧中有种畅聊的)中动，聊到了微软电子书的战略等等，有很大的收获。
记者：谈谈记忆最深刻的一次参会经历。向熹：那是2008年博鳌的一次年会。开始因为事情多，没准备去，后来决定去，就很难订到房子。托人帮忙，终于弄到一间房，但必须次日早上六点前离开，因为当天早上七点经济学家许小年就要住进那个房间。那次也够波折，我从北京赶至海口，飞机上电脑被压坏了。到了海口，赶忙找朋友帮忙买电脑；之后紧急去博鳌，赶傍晚的会议；住半个晚上，五点多就要离开宾馆：早上，与当地市委书记见面，为琼海发展提建议：然后飞赴上海，进行一个已约定的采访。
记者：做过发言嘉宾与主持人，你觉得两者有什么区别?
向熹：作为发言嘉宾，第一次参会，比较紧张，会想要有准备，毕竟是国际性会议。但去了后，反而发现不需要刻意做功课，只要用你长期的积累去讲就行了，对主持人的考验，则很高。譬如对每个发言嘉宾的背景要熟悉，了解其言论重点与分歧，控制场上的气氛。
它像一个PARTY，让老朋友重逢
记者：博鳌亚洲论坛对参会者有什么价值?向熹：总体而言，是亚洲各界精英交换意见、寻求共识的一个机会。对经济界人士来说，参加论坛，可以更理性地判断变化的形势，掌握应对的策略。
记者：你对博鳌亚洲论坛的认识有改变吗?
向熹：有。随着见识的增多，信息渠道的拓展，你就不会期待在一次论坛上能听到很出彩的观点。做记者成天是想挖掘新闻，做嘉宾与主持你就会明白，在那么短的时间，更多的人是把它当作一种交流的媒介和一些声音发出的平台。大部分都是公众人物，会上的很多声音已经发出过，所以后来，我对论坛的新闻性关注越来越弱，更觉得它像一个PARTY，有机会让老朋友重逢。
记者：你觉得博鳌与达沃斯有什么不同?
向熹：前者允许记者进入会场，但后者不允许记者随意进入。原因可能是担心媒体进场影响会议，让发言嘉宾有压力。不过媒体人可以通过会议简报或会后采访相关参会者，了解论坛信息。两者最大的区别，后者会议更像一个城市营销。夏季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在大连和天津举办时，会场很分散，嘉宾住的也分散。城市到处都是论坛的标识与志愿者。而博鳌亚洲论坛的海南会址，是一个水城，以桥连接，会议集中，相对封闭。
记者：十年来博鳌亚洲论本身有什么变化?
向熹：初期很红火，而且发出外交声音的驱动力大于对经济形势判断的追求。这一个阶段，确实是外交平台的搭建，中国是想通过这个平台发出不是那么正式的，但是代表中国的声音。在中期，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进入中国，与博鳌形成了竞争，博鳌受到了一些影响，参与人数、影响力方面有所萎缩。第三个阶段，博鳌亚洲论坛的主要关注内容从外交、政治转向了经济，主要论题与达沃斯开始有了竞争关系，同时博鳌在会议组织、主题选择上也在向达沃斯学习。
现在，博鳌亚洲论坛开始打世界的牌，并且裂变出系列的论坛，像博鳌青年论坛(香港)、巴黎国际资本会议等。博鳌也是想把论坛品牌、商业价值开发得更好，影响力做得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