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初年那段风云岁月，造就了大批军政乃至文化闻人，他们有的在救国救民的理想中百折不挠，有的为捍卫共和而呕心沥血，有的以革命家而从事文化教育，有的在激流中勇退，也有在日寇侵华时“落水”，走上叛国之路。阅读这一张张照片，一段段令人感叹、唏嘘的岁月呈现眼前。
南下护法的孙中山
此照为孙中山就任中华民国军政府海陆军大元帅时留影，1917年9月，广州番禺。
孙中山此次出任海陆军大元帅一职(按，据《太炎先生自定年谱》：“孙公欲称临时大总统，余谓宜称大元帅”，知此大元帅称谓，乃章太炎所建议)，比他前番南京临时政府临时大总统三个月的任期略长――九个月，但最终仍受到实力派军阀的排挤。
无公则无民国，有史必有斯人
此照，观者眼熟能详。片中人物黄兴(1874―1916)，原名轸，后改名兴，字克强，湖南长沙人，中华民国开国元勋。拍摄时间应为清末，地点当在日本。
1905年，黄兴协助孙中山在东京筹组革命团体同盟会，成为同盟会中仅次于孙中山的重要领袖，钦州、防城、镇南关及广州黄花岗等十次起义，大都由他指挥，“几乎无役不与”。时人多以“孙、黄”并称，一度难分伯仲。湘人则以他为荣，曾有言：“前有曾(国藩)、左(宗棠)，后有黄(兴)、蔡(锷)。”他去世后，最为了解他的章太炎手书挽联“无公则无民国；有史必有斯人”(据《太炎先生自定年谱》，章太炎“送克强葬，伏地痛哭，竞不能起”。)
寡言重行的黄兴胸怀社稷，积极鼓吹平民政治，大力提倡“为国为民不应存利己之心”。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北迁后，袁世凯以黄兴为南京留守，统筹七省兵权，地位何其重要。为免亲友纷至沓来，黄兴特登报声明：“亲族故旧，非经鄙人函电邀请而来者，恕不一概接待”(见1912年4月28日《南京留守公启》)。不久后，他又效孙中山让总统之举，向袁世凯挞请归田，以成共和国民：“统一政府既已成立，断不可于南京一隅长留此特立机关，以破国家统一之制，此机关一日存在，便多一日费用，况整理南方军队已有端绪”，他请求“准销此职，俾全大局”(语见1912年5月15日《致袁大总统、唐总理等电》)。
对袁世凯授予陆军上将(按，1912年9月7日，北京政府授予陆军上将共计三位：黎元洪、黄兴、段祺瑞)，本想功成身退的黄兴不但不领情，反倒于9月12日致电袁氏，以“不谙武学，滥竽军界，徒拥虚名，非民国所宜”为由，恳请大总统“重视名器，不可滥假，收回成命，使兴得为共和国民”。其挚友谭人凤叹曰：“专为公家谋福利，不为一己便私图。求之世界人物，又岂多得者哉!其胸襟气概，固自高出寻常万万也。”(据《石叟牌词》，载上海书店2000年版《民国史料笔记丛刊》)。
1986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邮电部发行“辛亥革命著名领导人物”纪念邮票(J132)一套三枚。这三位领导推翻清朝、创建民国的杰出人物依次为孙中山、黄兴、章太炎。
被蒋介石、汪精卫逼往莫斯科的胡汉民
胡汉民(1879―1936)，字展堂，广东番禺人，1905年加入中国同盟会，自此便追随孙中山，曾组织、参与同盟会的历次起义，历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府秘书长、中华民国军政府交通总长、广东省长等要职，并三度代理孙中山行驶大元帅职责。谭人凤曾在《石叟牌词》中言：“精卫、汉民，中山之张良、陈平也。”他不仅是国民党元老和早期主要领导人之一，亦是国民党前期右翼代表人物之一。
1925年3月孙中山逝世后，国民党内最具实力的三人便为汪精卫、胡汉民和廖仲恺。7月，国民政府在广州成立，汪精卫被推举为国民政府主席，而代理大元帅胡汉民却仅被任为外交部长(陈公博在《苦笑录》中认为日后廖仲恺被杀，西山会议派出现，均缘于此次国民政府改组)。8月，国民党左派领袖廖仲恺被暴徒刺杀，汪精卫、许崇智、蒋介石三人即组成特别委员会审理廖案。经调查虽无定论，但此次暗杀当系国民党右派所为，据说主要指使人为胡汉民堂弟胡毅生。作为国民党右派领袖的胡汉民则难脱干系，嫌疑最大。于是，胡汉民一度被拘留。9月，汪精卫、蒋介石等便硬逼他前往苏联考察。
在苏联，胡汉民受到礼遇，他于是活跃异常，在《真理报》上接连撰文盛赞苏俄十月革命。在第三国际会议的发言中，他向大会致辞：“世界革命只有一种，中国革命是其一部分，孙中山的学说与马列主义在根本问题上是一致的，共产国际是革命的大本营。”他与斯大林对话竞长达五、六小时，他声明：“你们如果承认国民党是同志，就应正式联络”(据中国文史出版社1996年版《中华民国大事记》及《近代史资料》第45号之《胡汉民自传》)。
胡汉民虽有失势之趋势，但因曾为孙中山主要助手，威望不减，不久又东山再起。1927年4月，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胡汉民、蒋介石及部分监察委员宣布：在南京组成国民政府，以胡汉民为主席(1928年2月谭延�继任，10月蒋介石则就任，胡氏遂屈就立法院长)。
胡汉民一度与蒋介石之间矛盾频发，明争暗斗甚剧。在国民党的历史上，作为孙中山最亲密战友之一，胡汉民的资格无人能比，他曾三度代理孙中山行驶大元帅职责；而蒋介石，对他而言实为后生晚辈，系因第二次东征胜利而满身生辉，故胡对蒋的独裁专制批评教训起来常不留余地，并时时以立法院来牵制蒋的行政院。对此，蒋介石大为光火。1931年2月，因约法之争，身为立法院长的胡汉民又与国府主席蒋介石发生冲突，竞被蒋软禁八个月(林森就任立法院长)。解禁后，胡汉民便奔赴广州，成为南方实力派领袖。他倡议“抗日、反蒋”等政治主张，并将蒋介石斥为“新军阀”。1935年6月，胡汉民赴欧考察，始停止对蒋介石的攻讦。
1936年1月，胡汉民自欧返国，正待重整雄风，孰料竞于5月12日在广州因脑溢血突发辞世。
“草圣”原本革命家
于右任――儒雅淡泊、文气十足的书坛巨擘，原本是一位出色的思想家、革命家，早年因刊印《半哭半笑楼诗草》讥讽时政，他曾遭清廷通缉，后加入光复会、同盟会，致力于推翻清王朝。
1909年5月，于右任在上海租界创办以“为民请命”为宗旨并大声疾呼的《民呼日报》，大量发表揭露和抨击清王朝黑暗统治的文章并配以发人深思的漫画。清政府对《民呼日报》及于右任十艮之入骨，扬言要挖掉负责人的眼睛。8月，于右任遭致拘捕，后被判令“逐出租界”，《民呼日报》执照随即被吊销。但不久，《民吁日报》问世。于右任改“呼”为“吁”(故意少去两点，象征已失掉双眼)o对此，他明确表示，即便双眼被挖，“为民请命”不可更改。
1910年10月，于右任始创《民立报》，对清王朝统治继续给予猛烈抨击。由于宋教仁、章士钊等一大批进步人士撰稿，致使《民立报》成为当时国内发行量最大的报纸。武昌起义爆发后，《民立报》回应最迅捷，最有力度，10月12日即刊出多条专电，集中报道武昌起义事项，于右任以笔名“骚心”所撰评论文章《长江上游之血水》 更是赫然夺目(据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辛亥革命》)。
武昌起义爆发后，孙中山从国外回到上海，他首先到民立报馆会见于右任，并题写“戮力同心”四字，以表彰于右任及《民立报》对辛亥革命的贡献。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他被孙中山任命为交通部次长。
于右任所创《民立报》，亦影响和激励了一代学子。毛泽东曾说：“我在长沙第一次看到的报纸《民立报》，是一份民族革命的日报，这报是于右任先生主编的。”(参见埃德加・斯诺所著《西行漫记》)。梁漱溟则谈过：“上海有一张《民立报》，是于右任主持出版的，这是革命派的机关报，我们在北京也能看到。”(参见《在辛亥革命中我的活动》，载《梁漱溟全集》第七卷)；顾颉刚也曾谈到：“使我们读报时眼界豁然开朗，觉得它真是我们的指路明灯”(参见《我在辛亥革命中的观感》，载《中国哲学》第九辑)。
1912年春，孙中山辞去大总统一职，于右任亦随之辞职，回上海继续办报。“二次革命”失败后，《民立报》即被查封，他避居日本，继续从事反袁活动。
1918年8月，于右任回陕就任陕西靖国军总司令，全力支持孙中山在广州发动的护法战争。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于右任便长期担任国民政府监察院长，并精心研究书法艺术，与此同时，他尤为注重教育事业，先后创办复旦大学、上海大学、国立西北农林专科学校等著名高校。
将蒋介石“一手推上战马”的许崇智
许崇智(1886―1965)，字汝为，广东番禺人，国民革命军陆军上将。
1902年赴日本土官学校炮兵科学习，与阎锡山、张绍曾等同期学习。1906年夏加入刚刚成立的同盟会福建支会。1911年11月参与福州起义，任起义军前敌总指挥，力促起义的新军统制孙道仁宣布福建独立。
许崇智一直追随孙中山。1912年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任陆军第十四师师长和福建北伐军总司令，“二次革命”中任福建讨袁军总司令，1914年加入中华革命党，任军务部长兼中华革命军福建司令。
1917年8月，许崇智任护法军政府大元帅府参军长，协助孙中山指挥军事行动。1924年3月，出任粤军总司今。1925年7月1日，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在广州成立，被任命为军事部长兼广东省政府主席。
1924年孙中山邀请当时在上海的许崇智返粤任粤军总司令，许曾提出五项要求，其一便是让盟弟蒋介石任总司令部参谋长(1915年春，许崇智与蒋介石及张静江义结金兰)。此后不久，许、蒋地位便迅速发生逆转。
1925年8月，廖仲恺遇刺身亡，经审查，许崇智部下有重大嫌疑。9月19日深夜，蒋介石派兵包围许崇智的司令部。当看到蒋的力量已超越自己时，尚未满四十岁的许崇智便明智、果断地让出兵权，赴沪养病，而后迁居至香港，度过余生。
1965年元月，许崇智病逝香港。
国民党右派“理论家”戴季陶
戴季陶(1891―1949)，名传贤，字季陶，笔名天仇，晚号孝园，浙江吴兴人。
早年留学日本，参加同盟会。辛亥革命后追随孙中山，参加了二次革命和护法战争，受孙中山器重，历任孙的机要秘书、中华革命党浙江支部长，大元帅府秘书长、护法军政府外交次长等要职。
“五四运动”期间，在上海主编《星期评论》周刊，全力阐述社会主义和劳工问题。1921年与陈独秀等发起成立上海共产主义小组(中途退出)，1924年在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任中央宣传部长，后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等职。
戴季陶是著名的国民党右派“理论家”、西山会议派代表人物。1925年孙中山逝世后，他转而反对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积极参加所谓的“西山会议派”，抛出所谓的“戴季陶主义”，全力反共。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他历任国民政府委员、考试院院长、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国史馆馆长等职，并长期充当蒋介石的谋土。1949年2月，在广州自杀。
来新夏先生在所著《近百年人物年谱知见录・戴季陶活动年表》中如此概述他的一生：“从反清革命到投靠孙中山，又反对孙中山新三民主义政策，投靠蒋介石，反共反人民，直至忧恐自杀。”
安徽都督柏文蔚
柏文蔚(1876―1947)，字烈武，安徽寿县人。
1900年与赵声等在南京组织强国会，密谋反清，事泄后入安徽武备学堂。1904年任南京防营第二十三标管带，与孙毓筠等谋炸两江总督端方，事败亡命关外。
1905年与陈独秀在芜湖成立岳王会，不久至南京任第九镇三十三标二营管带，秘密加入同盟会。
武昌起义爆发后，策动清军第九镇统制徐绍桢率部起义占领南京，并担任第一军军长兼北伐联军总指挥。
1912年任安徽都督兼民政长(袁世凯时代的省长称谓)。1913年7月，响应孙中山号召参与“二次革命”，继李烈钧后宣布安徽独立后，与上海陈其美、湖南谭延�、福建许崇智、孙道仁、四川熊克武通电讨袁。
1917年积极响应孙中山的召唤，自南洋归国，前往川、湘、鄂边区策动军队进行护法运动，并任川鄂联军总指挥。1920年任鄂西靖国军总司令。1924年在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1929年10月因反对南京国民政府被开除党籍(1931年11月得以恢复)，并受通缉。
抗战胜利后，任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兼国府委员、中央执行委员。1947年4月病逝上海。终年七十一岁。
“国民政府代主席”陈公博
此照为陈公博题赠“焯弟”(按，“焯棣”通“焯弟”)，即亲信何焯贤。据所署时间获知，此时正处于中原大战期间，作为改组派巨子(据《良友》画报其时报道)，陈公博正在太原、石家庄协助汪精卫、阎锡山对蒋介石进行军事抗争，何焯贤自当伴随其左右。然而战局往有利于蒋介石的方向逆转。一月后，陈公博换穿长袍、戴瓜皮小帽、留须，逃往香港。
陈公博(1892―1946)，广东南海人，1917年就读北京大学，毕业后曾在广州主编《群报》。1921年夏，他作为共产党广东支部的代表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
1922年6月，陈炯明发动叛乱，炮轰孙中山总统府。为此，中共中央在杭州召开会议，决定“联孙反陈”。会后，中共中央要求广州党组织断绝与陈炯明的关系，但陈公博竟然写文章支持陈炯明，这理所当然遭到中共中央的批评。因担心破坏党纪被追究责任，陈公博召集广东共产党组织会议，声明自己与中共中央决裂，不再履行党的任务。从此，他脱离了中国共产党，开始了海外留学生涯。
1925年，自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留学归来的陈公博经廖仲恺介绍，加入了中国国民党。在脱离中共三年后，他再次登上政治舞台。承蒙廖仲恺、汪精卫扶持，他飞黄腾达，先是担任国民党中央党部书记，接着又出任中央农民部长兼广东大学校长(后改名为中山大学)。1925年7月，广州国民政府成 立，汪精卫任国民政府主席，陈公博则出任军事委员会政治训练部主任及广东省农工厅长。1926年1月，在广州召开的国民党第二届全国大会上，他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从此走进国民党中央领导核心。
因争权夺利，蒋介石与汪精卫间明争暗斗日益加剧。1927年12月，汪精卫倒台，紧随其后的陈公博被迫逃往香港。
1928年初，陈公博发表文章，出版书籍《革命评论》，提出一整套“改组国民党”的主张。他所鼓吹的这些主张及其改组国民党的政治活动，引起蒋介石的强烈不满，《革命评论》和其所创办的大陆大学先后被封。1930年，他又鼓动汪精卫与阎锡山等合作，发动中原大战以反蒋，竞告失败。
“九一八”事变后，各政治派别暂时团结起来，蒋、汪又开始合作。汪精卫担任行政院长，陈公博则就任国民党中央民众训练部长、行政院实业部长。1936年2月，汪精卫辞去行政院长职务，出国就医疗养，陈公博亦辞去所有的职务，但仍留在南京。
1938年11月，日暮途穷的陈公博不能忍受与汪关系中断带来的痛苦和自己在蒋政府中处于受人歧视的难堪境地，他决定随汪精卫离开重庆潜往河内，自此走上叛国之路。
“替死鬼”曾仲鸣
1939年3月21日凌晨，河内汪精卫寓所，响起一阵枪声，汪精卫亲信曾仲鸣被前来刺汪的国民党军统特务误伤。
在此次枪击中，曾仲鸣腹部中十余弹，其妻方君璧也身受重伤，双双被紧急送往法国陆军医院抢救。闻讯，汪精卫立刻要去医院探望曾仲鸣，左右都说太冒险，据说汪精卫流泪道：“我是看着仲鸣长大的，他为我工作多年，我一定要去看他。”
当汪氏到达医院时，曾仲鸣已陷入昏迷。他醒后即对汪言：“能代先生死，死而无憾，国事有汪先生，家事有吾妻，无不放心者。”回光返照时，曾仲鸣挣扎起身，在以他的名义替汪精卫在国外银行存款的支票上一一签字，堪称为汪精卫流尽最后一滴血。曾仲鸣终于不治而亡。
曾仲鸣视汪、陈夫妇亦师亦友，称汪氏为“四哥”，汪精卫则称曾氏为“十一弟”。曾仲鸣十六岁随三姐曾醒、曾醒夫妹方君瑛、方君璧留学法国，同行同住者便有汪精卫和陈璧君夫妇。方君瑛与曾醒一起随汪精卫加入同盟会，投身革命，深为孙中山器重。年少聪颖的曾仲鸣，则得到汪精卫的殷殷教诲，其诗文都曾受汪氏精心点拨。
荣获法国里昂大学文学博士学位后，曾仲鸣于1925年春回国，任教于广州中山大学。同年7月国民政府在广州成立，汪精卫任主席，曾则出任秘书。从此，他相随汪氏左右，在政治上同进退，成为汪的铁杆班底。高宗武曾回忆：“曾仲鸣这位秘书不仅仅是秘书。早年在法国的朋友当中，曾氏与汪相交多年，后来成为汪不可一日不见的密友。曾处理汪的全部财务，管理家务，陪同旅行，照料途中大小杂事。他也是汪的重要顾问，因为肥胖喜欢玩的曾氏向来都同意汪的观点。虽然汪少不了曾，两人的个性却不同。曾是个奔放不羁的人，已有中国妻子，在巴黎学习艺术，喜欢酒、女人和夜生活。”
1937年抗战爆发，国民政府由南京迁都至重庆。1938年底的一天，身为国民党副总裁的汪精卫认为胜利无望，便偕曾仲鸣等人离开重庆秘密飞往河内，随即，他发表《艳电》提出所谓的和谈主张。汪氏原打算在曾的陪同下赴欧，一排枪响，没有结果汪的性命，却打破其计划，加深了对蒋介石的仇视，加速了与日本人媾和的进程。1939年4月25日，汪氏从越南海防港启程，登上一艘法国货轮驶往上海，自此走向卖国的深渊。
对曾仲鸣之死，汪精卫哀伤无限，曾亲撰《曾仲鸣先生行状》：“呜呼!余诚不意今日执笔为仲鸣作行状也。当二十四年十一月一日余在南京中央党部为凶徒所狙击，坐血泊中，君来视余，感甚，余以语慰之。此状今犹在目前。乃今则君卧血泊中，而以语慰我也。余当日虽濒于死，而卒不死。乃今则君一暝弗视也。茫茫后死之感，何时已乎?”
方君璧(1898―1986)，更是至死不忘亡夫。她与曾仲鸣青梅竹马，相亲相爱。她半辈守寡，一辈作画，撰有怀念文章《我们的血同流在一起，我的一半与你同死，一半的你生存在我身心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