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夏天，因一张叫作录取通知书的纸，我和小博聚在同一屋檐下。 大一的时光，也许只有“自由”两个字可以用来形容它。自由到无聊了，我摊开一本书钻研起文学，小博拾起针线绣起了女红；寝室里的另外两个，都被爱情绑走了。午后的阳光暖暖地照在寝室那张桌子上，我在桌子的这边看书，小博在另一边刺绣，我们俩面对面，却各忙各的，谁也不看谁。她一边飞针走线，一边不停地跟我聊着天。我呢，只是有口无心嗯嗯啊啊地搭茬，看到精彩的句子时，会情不自禁读出来。她却以为是在和她攀谈，还不时夸我出口成章。偶尔听到“哎哟”一声，一定是小博手里的针又在她的指尖上制造出一颗鲜红的“朱砂痣”。 晚饭之前，那两个会哼着歌走进来，看都不看我俩一眼，换了身漂亮行头又急匆匆地出去，关门之前，一定不忘说一句“帮我打壶水”。就这样，两个人，四只暖瓶，在一条熟悉的小路上，走过了大一。
后来，我恋爱了，再后来，我又失恋了。失恋之于女人，如同冰山之于泰坦尼克。我记得我整整卧床四天，不起不食，任何人的劝说都无济于事。
系主任的课无人敢逃，点名册上若是少了一个勾勾，你就是有孙悟空的障眼法，这学期也休想蒙混过关。那几天，小博学会了分身有术。她与我的学号相差二十多人，她在答完自己的“到”之后，便以最快的速度披上我常穿的一件外套，将扎起的头发散开，然后悄悄转移到我的位置上，剩下最后的几秒钟，清清嗓子，努力把音调升高一个八度。这时，老师刚好说出我的名字。那个学期能够顺利拿到学分，我感谢那件“工作服”和我们被别人说成段子的友情。
大学的美好时光终结在大四，我们都开始在各种人才市场、招聘会之间疲于奔命。
那段日子是辛酸而苦涩的。招聘会大多开在大学里，而大学又都在市郊。每有招聘会的日子，我们俩常常是早餐前就出门了。背包里面鼓鼓的，除了若干份求职简历，还有矿泉水与白面包，当然，也塞满了我们沉甸甸的希望。肚子咕咕叫的时候往往已是晌午，想起背包里的面包，却发现已经被挤成了杠头。咬一口，噎着咽不下，扬起水瓶，瓶子里折射出七彩的阳光。顿时，又觉得这日子甜蜜，有阳光、有希望，还有小博。
毕业后，小博被单位派去了远方。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会想她，拿起电话又放下，怕是在忙着，于是编辑了一条信息——“丫头，干吗呢？”
没一会儿，手机铃响。
“练字，换一种笔体帮一个刚刚失恋的家伙在员工签到簿上签字。”
呵呵，她还是那个样子。
（王梅一摘自《北京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