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光环，民族主义牌，三一尚未完成的“国际化”，按照目前“中国特色”的三一路线进行下去，恐怕又是变成了一个怪胎，即便是状告奥巴马，恐怕也赢不回属于自己的尊重。 “第一”的位子并不好坐，捂着火山口，顶着放大镜，总之，风光之下，总要被一股热量炙烤着，汗水只能悄悄擦去。
如若不是梁稳根成为2011年的中国首富，他与三重工恐怕也不会被拉到聚光灯之下，世界上有很多行业都有自己有“隐形”大佬，闷声发大财时许多事情都很简单，但当三重工与卡特彼勒、小松放在一起时，就像最近某品牌的汽车广告里所说的那样，细节开始影响别人对它的印象了。
2012年，三一重工戏码不断：跨国并购、裁员风波、H股搁浅，起诉奥巴马、卷入间谍门，当梁稳根在“十八大”期间屡屡抛出“党员老婆更漂亮”这样的“雷语”后仍然没有成功进入“中委”后，突如其来的“迁都”，又让观察者们开始重新慎重审视三一重工的未来。
这家在去年一直努力打入国际市场的中国民营企业，在遭遇了一系列海外市场的水土不服与国内机械制造业的整体下滑之后，高调为自己带上了“红领巾”，这几乎是中国企业进入海外市场的“大忌”，三一重工为什么会选择别人眼中的下策？
三一重工在未来，或许会让很多原来的支持者失望。虽然在市场经济自由程度最高的美国，大企业与政治家亦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透明的监督、调查机制也只能让公权力对某个企业的“垂青”维持在相对公平的层面。如若梁稳根试图以自己的“政治经济学”为企业谋取利益，那么这样的滋味尝多了，恐怕三一重工也只能沦为
个“窝里横”型的准国企，各大商学院里为其预设的世界市场也只能成为
个虚拟的分析模型。
目标在左，行动向右三一的分裂型DNA
11月11日，北京梅地亚中心采访室，作为十八大代表之一，一向神秘的梁稳根接受了几十家中外媒体的采访，对三一集团及他本人是否会弃商从政等疑问做了集中回应。
与之前让人汗水不断的“雷人语录”相比，这次接受媒体群访的过程中梁稳根的话都比较“到位”，他回应媒体提问时明确表示“我不会弃商从政，中国最缺的是企业家。”
沟通会上，梁稳根再次提及三一对未来发展的雄心——未来五年内，三集团的国际化收入在销售额中占的比例从目前的15%提升至45%～50%。为此，三一将加大海外投资的力度，并将国际化视为三一的第三次创业。10年后，三一集团的销售额将达到3000亿的规模。
很难判断这番话三重工的高管们是否已经出口成章，但结合当天几乎全场媒体都将焦点锁定在梁稳根是否有意进入仕途的时候，这段话却是少有的与企业本身有直接关系的信息。
但“国际化”对于野蛮扩张了20年的三重工来说，并不是什么新鲜的调调，在这个老问题上，三一近年来的答卷也只是差强人意——三重工业绩的最后大幅“蹿升”来自2008年底的“四万亿计划”，这场80%资金都落在基础建设的“救急”，也将中国的机械工程行业“催”上了一个高峰。
2011年梁稳根的“首富”，将三重工的财富家底拉进了人们的视野之中。此时基建的“红利”已经消散，急速扩张的三一重工将目光投向了还处在债务危机的欧洲，收购德国普茨迈斯特的风光很短暂，文化融合的话题也没了下文，倒是随后的裁员风波、H股搁浅等消息频频传出，在这个罕见的中美双双“换届年”，中国机械产业的出头鸟三一重工在美国遭遇到了与中国信息技术企业，光伏企业一样的壁垒困境，在美国多多少少吃了政治因素的亏，或许也寄希望能在国内找补回来。
关注三一“国际化”的不仅仅是他们的同行与媒体，作为国内近年来比较健康的企业成长案例，国内的各大商学院也都试图第一时间分析三一“国际化”战略的成败。中欧国际工商学院四大教授之一、主要研究企业组织能力方面课题的杨国安教授，就曾在公开课上以他与三总裁向文波的对谈为例，为学员们分析三一“国际化”战略的得失与风险。
公开资料显示，三一的市场主要仍然在国内，它的“国际化”战略与中国那些在“走出去”方面做得比较好的如长城汽车、华为等企业的方向并无二致——利用人力资源的价格差，先占据发展中国家，再向发达国家市场渗透。在评价三一的战略时，那些在商学院进修的企业家们，有不少并不完全认可这个套路，认为这样对三一的品牌塑造存在风险，虽然务实，但看不出魄力，远没有借与高端品牌直接竞争提升自身形象来得更爽。
就在梁稳根“不会弃商从政”话音刚落的10天之后，三就毫无征兆地传出了“迁都”北京的消息，而且，是要在两个月之内，将包括三一重工董事会办公室，三集团总裁办和三一重工总裁办在内的“三办”领导班子迁往北京。“北京市昌平区政府热烈欢迎三一前去投资兴业。”
梁稳根是在11月21日的内部早餐会上突然宣布了三一迁往北京的决定。三一重工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高管对外表示，三一作出将总部迁往北京的决定，主要是出于国际化的需要。“性质和目标就跟1992年三一从涟源迁到长沙一样。”
但这种简单的说辞显然说服不了人们，早在“迁都”之前，三一重工的国际化道路就已经开始。从2003年起，三一在全球建立了近170家销售分公司，2006年至2011年，三一重工更是相继在印度美国、德国，巴西和印度尼西亚投资建设海外产业基地。近日，梁稳根又宣称三一重工今年的国际化收入将达100亿元。可见三一重工的国际化并未因其所处地理位置而受阻滞。
而长沙更是号称中国的“工程机械之都”——这里聚集了三一重工、中联重科、山河智能3家工程机械行业上市公司，产值1200多亿元，占全国的23%，占全球的7，2%。无疑，长沙在全球工程机械行业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如果某家工程机械企业要实现国际化，长沙才是它应该去的地方。
“三重工的产品结构决定了公司与国家大型项目密切相关，向资源分配的中心靠近，以获取更大的优势，这样有利于公司的未来发展。”湖南本地的一位证券分析师如是解读。这是梁稳根作为一个有意贴近政治的企业家，更多地从政治方面考量所做的决策。 过去20年问，三重工被湖南高层冠以本土企业成长的标杆并将其作为重要政绩，在这种政治光环效应下，三受益匪浅。比如在湖南，很多银行曾经一度被告诫如果不支持三一重工的发展，就是不讲政治的行为。
回想梁稳根前阶段令人惊愕的话语，不难感觉出他急于获得政治高层青睐的心情。
以“国际化”之名求得“国内资源最大化”之实，三一也没有跳出中国民营企业难解的怪圈。
民企与国企的竞争注定是没有游戏规则的循环？
同样在“双十一”的媒体见面会上，梁稳根“批判”针对三一的各种传言时认为，这种情况与三一作为民企的身份不无关系：“一些大型的国有企业，如果有媒体要无中生有做负面报导的话，有人去管。但民营企业呢，没人来管。”
梁稳根说，最主要的原因还是三一所处的竞争环境，跟欧美相比而言，中国产业发展最大的软肋就是竞争环境不太成熟。湖南当地一位业内人士分析称，三一在与湖南的另一重型机械巨头企业中联重科的竞争中始终处于劣势。后者为国有企业，梁曾在多个公开场合直言，民营企业相对于国企来说是绝对的弱势群体。梁认为，国企在竞争领域里的总量如果不断减少，对中国经济发展是一件好事。
然而，尽管三一重工在市场上勇猛精进，在行业内却口碑不佳。虽然多少有同行相轻之嫌，但也与三重工的行事方式有关。“民族主义牌”是三一经常使用的手段之一，2006年6月，就在凯雷收购徐工机械等待管理层审批的关口，时任三一重工执行总裁的向文波相继在博客上发表《战略产业发展的主导权是国家主权》《三亿美元，三能否收购徐工？》、《凯雷收购徐工是一桩违法交易》等文，将凯雷收购徐工机械描述为“外资危及民族产业安全”。虽然成功阻止了凯雷对徐工的并购，但三一此举也让业内同行难以接受。
2003年，三一完成上市，融资9亿，随后几十个项目陆续上马。梁稳根情急之下，三一开始“不拘一格”敛人才了：在徐工门口开招聘会，给行业内凡是称得上专家的各技术人员发“招安”信息，到成都神钢机械“策反”，带走辽宁抚挖重工的整个团队……而三一“用人之狠”还体现在，招进来的人最终留下的却很少。联想向文波“中国人力成本比较低”的言论，很难不让人觉得心寒。
在商务部供职的一位著名评论人士则在私下表示，“工程机械这样的传统行业，也是靠政府补贴催肥’的”。三一迁址过程中，有关方面公开说，“如果没有湖南各级政府的高度重视和大力扶持，如果没有地方政府提供的诸多土地、资源、政策优惠措施，我们任何家企业、我们这个行业都不可能取得今天这样的成果”。
从企业财务报表上看，三一重工和中联重科都获得了相当数量的财政支持：2010年三一重工的政府补助资金为9523万元，2011年更高达9，37亿元；同期，中联重科政府补助金额分别为8688万元和7035万元。2012年三重工三季报显示，营业外收入较上年同期增长208，99%，主要系公司本期收到各类政府补助增加所致。一个自称市场化的企业、一个数百亿身家的富翁，却每年享受近10亿元的政府补贴，从市场的公平竞争角度讲，三一从政府部门获得的“补贴”并不输给同级别的国企，远远超过其他民企，不仅没有更好地打造行业的生态环境，更为在海外市场受到贸易壁垒而提供了口实。
据一位曾经进入三一重工内部多次的人士透露，三一目前很多做派已经非常“国企范儿”，和某些大型国企相似，梁稳根并不是很难接触的人，私下里对员工比较亲切，但繁琐的流程和庞大的“文秘督办团队”把梁稳根牢牢地挡在幕布之后。
当然，最终决定三一迁往北京的直接原因，则仍可能是目前整个机械制造行业低迷的状态和短期内无法看好的前景，尽管三一对质疑其盈利能力的“谣言”曾专门反驳，但今年的三季报，无疑是三一重工历史上最难看的财务报表之一。负债数据已经悄然露出狰狞面目，长期贷款大幅增加。截至6月底，公司长期贷款较去年同期增加113，55亿，增幅达到332，77%，资金链骤然绷紧。
在财务费用和负债大幅增加的情况下，三一重工的营业收入和净利润却未能出现同步增长，与去年三季报相比，三重工三季报净利润减少18亿元，戳破了高速增长的神话。而对应的是，三重工今年财务费用12，2亿元，超过去年同期一倍以上。
作为湖南人引以为傲的一家名企，三一集团将总部迁出湖南迁往北京，不免让人想起另外两家有过同样做法的企业：一是李途纯的太子奶搬到北京，二是创智科技迁都去深圳。随着李途纯的锒铛入狱，太子奶的宣告破产，这家企业的辉煌和这位企业家的传奇，至此黯然落幕：而曾比华为、中兴等企业更具知名度，被人誉为要“在中国IT企业史上有着浓墨重彩的地位”的创智科技，则沉迷于资本市场里空手套白狼的游戏，消失成灰。
或许太子奶和创智科技在鼎盛时也没有如现在的三——一样如日中天，但它们有着一个共同点——迁离原址的时候都已经榨干了本地的政策政治资源，在造血功能出现障碍的时候，恰恰又在当地很难再找到输血路径；当时它们的困境已经露出冰山一角，却仍在高调扩张。
梁稳根或许习惯了高调，就像他习惯了开着直升机反复在自己的工厂头上盘旋，但习惯了“大跃进”的人，或许很难忍耐小步快跑的速度，当钱来得太容易的时候，人很难再适应创业时那种从牙缝儿里扣钱出来的感觉。三一尚未完成的“国际化”，按照目前的“中国特色”的三一路线进行下去，恐怕又是变成了一个怪胎，即便是状告奥巴马，恐怕也赢不回属于自己的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