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当龚自珍所代表的中国思想自我启蒙的力量已达到极限，宣告他们无力突破传统思维模式限制，以林则徐、魏源为代表的“睁开眼睛看世界”，向西方学习的思想应运而生，登上历史舞台，中国仿佛出现了进入现代世界的希望。
龚自珍是中国传统思想内部最后一位启蒙思想家，也是中国近代新思想的第一位启蒙思想家。
说他是中国传统思想内最后一位启蒙思想家，是因为他的思想和明末以来那些启蒙思想家李贽、黄宗羲、顾炎武等人一样，虽然对中国的政体制度、教育制度、人的行为观念等做了激烈的批判，但是，他们的反叛情绪来自个人命运受挫的直观体验，而不是更为深刻的理性自觉。他们所提出的方法，也是远溯上古“三代”的虚无飘渺的幻想，基本上类同“太平天国”式的不负责任许诺，用龚自珍本人的话来说，就是“药方只贩古时丹”。以龚自珍为例，他的主要批判锋芒指向科举制和官场的腐败风气，那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他本人科举不顺，屡考屡败。他的个性狷介张扬，不屑于逢迎媚上，结果在官场里混不好，总是晋升不上去，是这种个人际遇，让他对现存的社会及制度产生怨怼之心，进而大加挞伐。而他对未来的理想是渺茫的，比如寄希望于山中的“隐士”，或者春秋战国时期礼贤下士的那种类型的国君的出现（这样，才能给大臣些面子，让他们坐在对面说话，而不是跪在脚下听旨）。他其实是这样一个人：要嫖娼喝花酒，就大大方方、公开地去干；他最看不惯的就是官场那些虚伪的同事，既当了婊子，还装腔作势地立牌坊。他这种个性确实不太适合当官（官场本身就是个大牌坊，您把它给拆了，还有官场吗？），以至于他的知己林则徐也仅止于和他保持思想上的交流，当龚自珍提出入其幕府，南下参与禁烟，遭到了林的婉拒。
龚自珍所代表的是一种中国传统内的旧式启蒙，或者说是一种旧式反叛的思想，它源于一些在旧体制内没有获得较高的利益、处于失势地位，个性又比较放纵张扬、更忠实于自己心里真实想法的文人。这些人对旧体制的批判部分是因为个人的发展要求受挫，部分也是源于他们不压抑自己内心真实的要求（比如龚自珍所写的《病梅馆记》所表达的张扬个人生命天性的主张，这一点值得认真关注，因为后来中国的历次所谓“思想解放运动”真正的人性基础也是这一点：五四运动对当时的绝大多数青年男女来说就是“恋爱自由”；1978年以后的思想解放运动在实际社会层面的表现也就是可以留长头发、穿喇叭裤，公开表达爱情；直至今天，衡量某一地区开放的程度，就是那一地区洗浴中心的多少等等，这是中国思想对现代性的真实理解），这种思想最远可以上溯到宋代的陆九渊、朱熹等人，其实都出于同一种思维模式。宋代以前是没有这种“启蒙”式“反叛”思想的，因为那时的中国正处于政治上的扩张期，汉唐雄风激荡下的中国文人，既便有个人的痛苦，也都默默地吞下，转化为诗歌中对生死无常的感叹。那时，中国是世界的中心，这个社会中的失势者尽管有对自己命运的不满，但他们认为那是人类共同的现象，不会对这个国家所代表的文明共同体产生质疑。而宋代以后，汉文明失去了扩张的能力，始终处于异族的强大压力之中，因此，这些失势文人的抱怨、牢骚，便有了另外一种新的文明对应物作支持，他们所质疑的“本朝”在世界文明大潮的参照下就变成了“本国”。如果不是后来的鸦片战争，龚自珍就和那些思想前辈们一样，也默默地风干在中国历史文化固有的进程中。
使龚自珍成为近代思想史上第一位启蒙思想家的是鸦片战争，因为这场战争，事实上打破了大清是天朝盛世的神话。而所谓“打破天朝盛世的神话”，也只是我们现在的说法，在当时，清廷把鸦片战争仅当成是一次具体办事官员处事不当的“边境局部冲突”，并没有意识到这场战争所蕴含的国家危机和民族危机，按官方主流意识形态的处理说法就是“危机已经过去，现在仍是天朝盛世”。对后面一连串的危机也是如法炮制，比如以屈辱的不平等条约结束了第二次鸦片战争，又镇压了太平天国造反之后，当时朝野上下共庆，出现了“同光中兴”。在鸦片战争之后，大清王朝又延续了七十年的寿命，在这七十年的绝大部分时光中，朝廷的主要宣传基调是：现在国家已经实现了“中兴”，又回到了“天朝盛世”的时代，这个国家的绝大多数官员、绅士、读书人和农民是认同并相信这种说法的，他们依然过着考科举、当官搂钱、多娶老婆多生孩子的正常日子。
当然也有少数头脑明白的另类，比如精明能干的官僚李鸿章、左宗棠之流，比如在重重危机下不断觉醒的读书人，如康有为、梁启超等，他们清醒地认识到眼前这一切和官方的说法大不相同，他们意识到了前所未有的危机感，正是这些人接受了龚自珍。因为龚自珍早在先前二十年就指出，这个国家不是处于盛世阶段，而是处于“衰世”阶段，“衰世”阶段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扼杀人才，扼杀真知灼见，以致于朝野上下，不仅没有有才干的官员，就连市井之中都没有有才干的小偷。李鸿章、左宗棠这种实际办事的官员，对大清干部队伍的基本素质的了解并不比龚自珍少，因此，从心底里是同意龚氏的见解的，但他们能讲到台面上的是龚自珍对于边疆危亡的先见之言，是龚自珍最先意识到中国边疆危机并最早倡言在西域（新疆）建省的，后来左宗棠等人落实了这一构想，对龚氏的先见之明，李鸿章、左宗棠都给予了充分的肯定。梁启超比左、李时代略晚，他从个性解放的角度接受了龚自珍，最能触动他的也是龚自珍对“名为盛世，实是衰世”的现实批判。所以，他说初读龚自珍的文字如同受到电击一样震动。但是，他也发现了龚自珍思想缺乏后劲儿的毛病，进而评论说，再读下去，就不满足了，感到龚氏思想失于肤浅。
简言之，龚自珍之所以能被清末直到现代思想界认为是近代启蒙第一人，是因为他对当时“天朝盛世”的大胆批判，但是，这种批判其实是中国传统文化内部的一次自我批判，有极大的局限性，除了指出这是一个“衰世”，需要迎接新的时代外，他没有贡献出任何新的东西。他之所以被封为是中国近代启蒙第一人，并不是因为他提出了新的思想，而是由于出现了新的时代：西方列强挟雷霆万钧之力紧跟在他的批判之后，把中国推入了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他幸运地以自己的敏锐和真诚，站在了这个大潮的最前端。如果不是鸦片战争，他的命运和黄宗羲、顾炎武一样，只是一个旧式的王朝末世的“反叛”思想家。 从思想史的角度看，龚自珍的思想标志着中国思想启蒙的最高水平和最后阶段。所谓最高水平，倒不是说他比前辈思想家们高出多少，事实上，他和李贽、黄宗羲、顾炎武，甚至陆九渊、朱熹他们水平差不多，中国思想的自我启蒙从开始到终结基本上维持在一个水平上，充其量只能为一个新王朝的善政提供些可借鉴的意见，没有任何新的文明要素。而所谓最后阶段，是指在龚自珍之后，再也不能这么思考问题了，不是说中国的旧式读书人（也包括今天的新式读书人），不那么思考问题了（事实上，他们中的大多数人还是那么思考问题的），而是说，那样思考问题解决不了中国的实际问题。中国面临的真实危机必须有新的思想才能解决，而龚自珍所代表的旧的思想模式完全是无能为力的。
当中国思想家在内部体系中走投无路时，外来的西方文明带来了新的希望，从此开始了向西方学习、用西方的思维方式解决中国问题的所谓现代化历程。这个开端人物是魏源，他以煌煌百卷的《海国图志》当仁不让地立于中国睁开眼睛看世界的最前端，而其中的一个枢纽人物是林则徐，他们两人与龚自珍又都是好朋友。
龚自珍对林则徐的影响是他对现实的批判意识，对于龚自珍的很多思想，林则徐是认同的，他们的价值观和对时代的判断都是一致的。但林则徐对龚自珍的个性也有深刻的认识，所以，他们只保持着思想上的交流，没有实际政治上的合作。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龚自珍没有缘分亲临抗英第一线，亲身感受新文明的压力。在与英国人直接打交道的过程中，林则徐意识到了西方文明的独特性和重要性，开始了了解外国文明的过程（尽管林则徐对西方文明的理解不无偏颇之处，如他与徐继畬的分歧），他将自己收集的国外报纸交给了魏源，魏源在此基础上，开始编辑《海国图志》。命运又给了林则徐更丰富的经历，鸦片战争失败后，他被发配到新疆，在那里，亲身体会到新疆问题的重要性，他把自己关于新疆问题的研究心得又交给了左宗棠。龚自珍的两个重要思想一个是对时代的批判，一个是对中国边疆问题的关心，都通过林则徐这个枢纽传承了下去（当然，龚自珍与魏源有直接交往，两人的个人交情可能比他与林则徐深一些，魏源可能直接接受了龚自珍的社会批判思想，但他睁开眼睛看世界的思想则是源于林则徐的推动）。①
从龚自珍的走投无路，经林则徐的枢纽转换，到魏源得出睁开眼睛看世界的果实，中国思想有了新的希望，然而，事情的后果却让人大跌眼镜。
2
令人震惊的事实是，中国与世界的最大的差距不是在1840年以前形成的，而是在1840年以后，特别是1860年以后形成的。也就是说，和我们过去所熟知的闭关锁国导致落后的说法相反，中国与世界最大的差距是在开放的状态下，是在对西方世界的学习过程中形成的。
魏源的《海国图志》出版后，在中国的官民人等中几乎没有激起什么反响，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停止了对外开放的步伐，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等人以他们的方式，开启了事实上向西方学习的运动——洋务运动。我们仔细比较了军工技术方面中国与西方现代科技的差距形成过程，发现在1840年鸦片战争时期，中国和西方虽然在武器制造技术上有一定的差距，但是差距不大，没有形成代际差，都是木制帆船，前装滑膛枪炮。而且，在此后的发展过程中，中国与世界先进技术的起点并不算太远，后装线膛枪、后装线膛炮、蒸汽动力铁甲舰几乎同步引入中国，而且是体系化的引进，即连制造工艺和设备一道引进的。②在英国现代造船业和德国克虏伯军火公司的繁荣过程中，来自中国的巨大订单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些国家的资本家也把李鸿章这等大买家奉若上宾。然而，中国还是落后了，先是在1895年被日本打败，接着在1900年被八国联军打败。这时才想起编练新军，这支新军除了发动革命外，就是进行了长达20年左右的新旧军阀混战，从来没有在保家卫国的国防战争中发挥作用，等到1931年日本人制造九·一八事变，只能弃城而逃。仔细盘点起来，中国与世界的最大差距是在1861年到1910年间形成的。这期间又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861年到1895年，那时中国以东亚的先知先觉著称，引进了西方的近代工业，创办了江南制造局等一批近代化的工厂，还拥有了一支号称亚洲第一的庞大舰队——北洋水师，这支舰队的坚船利炮曾经把日本天皇吓得睡不着觉，甲午战争打起来之后，天皇紧张得粒米不进，只靠喝水维持生命。然而，这支舰队确实如李鸿章所赋予它的使命一样：只能作为纸糊的老虎吓唬别人，真打起来则一败涂地。从甲午战争之后，中国人对外国的学习方向发生了变化，学习对象从远方的西洋人，变成了近在咫尺、且起步比自己还晚的东洋日本人，学习的内容也从工业和军事装备扩大为政治制度和教育制度，这期间发生的大事有废除科举、兴办铁路、预备立宪等等。中国开放的步子更大了，如果说前一阶段，还有所谓保守势力的掣肘，说对外开放举步维艰的话，自1895年之后，特别是1900年之后，对外开放已成为时尚，留学国外成为晋升最快的升职渠道，国外随便一个军校的毕业生回来干个三五年，就能当上少将，各地也纷纷不顾实际情况地大干快上各种现代工业项目，比如大办铁路等等。然而国家依然没有强大，科学技术仍没有进步，反而进一步落后，到1931年日本军队进攻东北时，中国的陆军已经更加落后，抗日战争中国武器不如人给中国军队造成的重大伤亡可谓创深痛巨。
已经有一部分学者意识到了中国与世界的最大落差形成在1840年到1910年（还可以往后延到1949年）之间的事实，但均把原因归咎为两点：一是在1895年之前，保守派过多的掣肘；二是在1895年之后，满清权贵为维持自己的独裁统治拒绝政治改革。这些言论事实上来自于当时当事者的自我辩解，比如李鸿章就把北洋水师的失败归咎为所谓保守官僚的掣肘，而孙中山等革命党人也认为通过政治革命，实现政权的更迭后，中国就会走上自由富强的康庄大道。
但是，我要指出的是，上述两种看法都被历史事实证明是错误的。
将洋务运动及戊戌变法等一系列对外开放行动的失败，归咎于保守派（或叫顽固派、守旧派）的掣肘是不对的，因为真正有权决定他们向国外学习的内容和方式的人不是子虚乌有的所谓保守派（从史料考证的角度，几乎找不出几个真正有力的保守派，所谓“保守派”根本就不存在，这种说法完全出于当时洋务派的杜撰和后人的附会），而被视为洋务派的慈禧太后、奕䜣、李鸿章、张之洞等人，这些人真要想办一件事儿，没人挡得住他们，科举制不也在这些人手上废除的吗？号称“祖宗之法不可变”的慈禧太后几乎没有一步不是在暗中变动“祖宗之法”的。问题的实质不在于保守派的掣肘，而在于改革派（或说洋务派）本身对于向外国学习这件事本身的理解上就有问题，他们以为西方也包括日本的那些武器装备、工厂、学校以及政治制度，是一种脱离了那个民族心灵的外在的东西，花钱买过来，或者用强大的政治权力移植到中国就可以自动发挥作用。这种想法相当于以为买个汽车不用司机那个车就可以自己走，买个电视不用电视台就可以看节目一样。而且，更为致命的是，他们中的一些较为聪明的人物虽然也意识到了这种学习方法的后果，如李鸿章，他明白自己舰队的技术水平并不是太差，但他只把它设定为吓唬人的纸老虎，从来就没从心底里准备把它当真老虎用。而满清权贵为保特权而拒绝政治改革的说法，其实来自革命党人夺权时的片面攻击，事实上，从慈禧太后到光绪皇帝，都了解日本明治天皇通过改革变法加强皇权的故事。在那个时代，远有彼得大帝，近有日本天皇、德国皇帝，都通过“变法”使得国家强大、君权永固，对慈禧太后来说，“变法”和“皇权”并不冲突，因为英、德、日等国的成功例子都放在那里，她正是为了维持“皇权永固”才下决心推行新政的。事实表明，在慈禧太后和那个怀有顽固帝王思想的袁世凯统治之下，国家好歹还有个统一的中央政府，还有可能实施统一的工业化战略，还可以建立统一的新式教育制度；而在北洋军阀混战的局面下，连个统一的中央政府都没有了，又如何能发展起现代化的教育、科技和工业？ 3
回问一个问题：中国人为什么能接受鸦片？
这个问题从发生时间的角度，本来应在文章一开始就提出来的，就是在鸦片战争前，中国人是怎么接受鸦片的（用历史学家端木赐香女士的话来讲，就是洋人带来了恁多西洋玩意儿，中国人却独独爱上了鸦片）？鸦片又是怎么引起一场国与国之间的战争的？
中国人接受鸦片的过程已经被历史学家们考证得比较清楚了，大致是从明朝就知道这种东西，最开始是当药品使用，在清朝雍正年间开始规模化吸食，而且，用烟枪吸食鸦片的方法还是中国人发明的。更有意思的是，1724年雍正皇帝就颁布了第一道查禁鸦片的谕旨，到1839年林则徐南下广州动真格的开始禁烟，大清王朝从雍正、乾隆、嘉庆到道光四代领导人，在110年中都下过禁止鸦片的“红头文件”，但不仅没有禁住，鸦片的进口量反而从1729年的每年200箱剧增到1838年的每年2.5万箱，而且国内还开始种植鸦片。
鸦片为什么屡禁不止，反而越禁越多，有些学者将原因归结为大清王朝的官员贪腐：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正好借着鸦片这种半不暗的半走私状态敲诈勒索，中饱私囊，比如，后来成为禁烟派代表的邓廷桢1835年任两广总督时，就一手抓禁烟，另一手自己也有四条贩烟的私船，船只不够时，还转雇英国的双桅轻艇与无篷小艇，从中收取每箱100元的运费。①这种说法有一些道理，但笔者认为，官员队伍的普遍贪腐确实对鸦片的流行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但不是关键性的作用。等到道光皇帝真下定决心禁烟了，邓廷桢立马变得“极左”，真下狠手禁烟。大清的官员都明白，只要保住官位，除了鸦片外，还有别的财路，禁就禁吧，他们的抵触或不抵触事实上都不起作用。我以为，最关键的因素在于皇帝从思想深处并没有认识到鸦片的毒害，从雍正到道光年间下的那些禁烟的“红头文件”，其实都是走走样子，只是一阵风，事实上是明禁暗不禁、时禁时不禁，这才导致鸦片泛滥到那么大的一个规模，以至于成了英国与中国的贸易支柱。到这时，禁烟就断了英国人的财路，进而引发了战争。正是由于最高当局这种模棱两可的态度，才使得各级官员们胆敢下手、从中渔利的。如果雍正拿出处理科举舞弊的杀伐手段的话，用不了那么多红头文件，只一个案子就足以让鸦片禁绝了，说明在大清皇帝心中，鸦片泛滥的危害还不如科举漏题严重。
之所以在这里提出这个问题，是因为它与前面一个问题的深层次原因是一样的：中国人从皇帝、大臣到平民百姓，没有从根本上认识到鸦片的危害，所以才禁止不力。同样是由于对西方文明的本质认识不清，所以，才按照自己的天性，只接受了西方文明中享乐、堕落的东西。
4
本文所要提出的根本问题是：一个没有经过真正的自我启蒙、获得自我觉醒的民族，能否成为一个现代的民族？自1840年以来的全部中国近现代史的回答是：不能！
前面两节的主要意思是，当龚自珍所代表的中国思想的自我启蒙走到极限，无力突破传统思维模式的束缚、走投无路时，历史给了中国一次机遇，中国人开始了向西方学习的历程，很多人以为向西方学习是中国实现现代化的正确道路，甚至是唯一道路（这也是当今持“现代化史观”的学者们的主流观念）。然而后来的历史事实却表明，在向西方学习的过程中，中国不仅没有与世界上其它国家一道步入现代世界，反而进一步落后，沦入更为混乱的“中世纪式”的泥潭中不能前行。一个有象征意义的例子是魏源的《海国图志》，在他的祖国无人问津，在东邻日本却激起了变革风潮，无数日本的仁人志士是在这部书的引领下走向现代化之路的。对此，作家阎海清先生评价道：中国人是睁开眼睛看世界了，但睁开了一下，又闭上了。我的评价是：中国人的确睁开眼睛看世界了，而且直到现在还睁着，但睁开的这双眼睛却是色盲，它过滤掉了能使自己真正融入现代世界的进步要素，一切在别的国家中激发了科学进步和政治文明的因素在中国人这里，都变成了腐朽堕落和政治动荡混乱的种子。从1840年鸦片战争到今天为止，170多年的全部近现代历史表明，一个没有能力突破自身思维方式的局限、真正实现自我启蒙和自我觉醒的民族，是无法成为真正的现代民族的。林则徐、魏源、慈禧太后、李鸿章、张之洞，直到孙中山，从灵魂深处和龚自珍是一样的，如果他们不从自己的灵魂深处改起，发生灵魂深处的革命的话，以他们为主导力量的领袖们，无论如何也不能把中国领上真正的现代化道路，侥幸取得些一时的进步（如李鸿章那貌似强大的北洋舰队，如孙中山那推翻帝制形式的政治革命），最终都解决不了根本问题，这个国家本质上还是“中世纪式”的国家。
现代思维模式的本质特征就在于人的理性的觉醒。这种理性包括科学理性和公共理性两方面。所谓科学理性，也称之为逻辑理性，是确信世界并不是人们感觉器官所能感受到的表面上的那样子，人们所能感受到的世界只是某种终极原因通过一层层中间性的原因最终形成的表象，科学的使命就是去探寻那个构成世界的终极原因是什么。在探寻的过程中，人们不断地搞清楚了那些中间性的原因，并根据那些中间性的原因，创造了一个全新的人造器物世界，也就是说有了牛顿、爱因斯坦的物理学，有了莱布尼茨、笛卡尔、高斯的数学，人类才能创造出蒸汽机、内燃机、汽车、火车、喷气式飞机、原子弹等等。所谓公共理性是指人们意识到不能再靠传统和人们对权力的恐惧作为人类公共权力的基础，人类公共权力的基础还必须考虑到人类心中的另一些感情，如人格的平等、机会的平等，以及人类整体的福祉，他们在保留人类权力的强制性权威和一定的阶级（等级）差别的前提下，讨论国家（或政府）这种人类权力机构的建立原则和运行、更迭原则，讨论权力对人发生作用的合理范围，讨论政治斗争乃至军事斗争的规则。在这一系列的讨论、实践中，发展出了现代的国际、国内政治体系。代议制、宪政、政党政治、人道主义等等，就是这么来的。
再来看中国的传统思维模式，在科学方面，中国传统思维是一种经验理性或实用理性思维模式，它只相信人的感觉器官所能观察到的这个现象界的世界，并没有从逻辑的因果律推断出世界表象背后一定存在着另一种决定性的本质原因这种观念，即没有建立起对于世界终极原因的坚定信念（这种信念就是苏格拉底所说的“相”，或柏拉图所说的“理念”，后来哲学家们所说的“终极存在”）。因此，中国古代没有发展出西方近代的科学基础，但是，中国依靠他们对世界表象的经验观察以及心灵手巧的工匠们，发展出一整套实用技术，故中国古代只有技术而没有科学，在中国古代，从先秦诸子到龚自珍，包括那些公认的科学家沈括等人，都没有这种科学意识。而当西方科学技术的应用性成果呈现在中国人面前时，根本没有理解这种技术成果背后思想基础的能力的中国人，只是从经验直觉的层面接受了西方的科学技术，他们只想要那些具有强大威力的新式武器，最多再想要制造这些新式武器的工厂，而对创造出这些武器和工厂的思想基础不仅不感兴趣，就是明白了这种思想的真实作用，也因为缺乏理解这种思想的心理基础而无力接受这种思想。从鸦片战争之后，到今天为止的170年时间里，中国从来没有产生过一个真正具有现代科学理念，如培根、笛卡尔、牛顿、莱布尼茨、爱因斯坦这样的科学大家；从来没有对人类做出过一次真正具有创造性的科学贡献。中国的所谓科学家们究其实质，始终是一群学生，一群不断向外国学习先进技术、但永远也掌握不了创造先进技术能力的学生。而国家衡量这些科学家水平的标准其实就是衡量他们学习水平的标准，如果这些人中有些探索性的思想萌芽，就会被国家“主考官”按所谓“国际先进标准”判为“不及格”，被逐出这个队伍。久而久之，这个队伍的人员也就真和科举考试出来的那些官员们一样，在争相比较谁做的答卷距“标准答案”更近的竞争中，竞相攀比着举人、进士（现在叫硕导、博导、院士）的等级待遇。在这个群体中，从来没有看到西方科学家们在探索真理过程的坦诚交流；在他们所留下的著作中，看不到一句带有真正科学理性的话语。他们中的一些人，还把过去农村能工巧匠的一些陋习带到现代科学研究过程中，比如他们把自己学到的一些现代科学当作秘不示人的独门绝技或祖传秘方，不愿意再传授给新的学生，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主要有两种原因，一是出于农民式的心胸狭隘，以为像占有一块好田一样可以永久拥有某项先进技术，这项技术就像地里长庄稼一样，每年给他定期的收获；另一个原因是出于智力上的无能，因为他们自己也弄不明白这种技术背后的原因，甚至连这种技术的复制性传播方式也不能掌握。有学者研究过，在获得诺贝尔科学奖的科学家中，每位西方科学家所带出的学生中还会有多人（少则是3人，多则7人）接着获诺奖，而华裔的科学家获奖之后却再也带不出能获诺奖的学生，主要是后一种原因在起作用。 由于缺少科学理性（或逻辑理性）的自觉，中国人在学习西方科学技术时，事实上只是在学习他们的技术，尤其是见到了实际效果的技术，对形成这种技术的科学思想基础，没有能力也没有热情去理解，对本土中依稀产生的独立思考科学的萌芽，则以比西方落后的理由加以扼杀。所以，在近代以来向西方学习所谓科学技术的过程中，中国人学得越刻苦、越认真，就落后得越严重，他们用自己传统的经验理性思维，割裂了西方科学技术中科学与技术的联系，并以西方的技术来扼杀西方的科学，或者说把西方的科学技术阉割成中国的实用技术。当中国人埋头学习的时候，西方的科学又创造了新的技术；当中国人沉浸在刚能掌握这种技术兴奋时，一抬头，发现西方又有了新的技术，而自己辛辛苦苦十几年学会的技术已经被淘汰了。
只要翻一翻西方近代科学革命史，就会看到无数辉煌的名字，如培根、牛顿、莱布尼茨、笛卡尔等等，这些人是大科学家，也是大哲学家、大思想家。可是看一看中国近170年的历史，我们那些最有名的所谓科学家，没有留下任何哲学思想，事实上他们可能就从来没有进入过哲学思考的状态；再看看我们那些最有名的思想家，如康有为、梁启超、梁漱溟等等，没有一个从事过真正的自然科学研究，也就是说整个的中国思想界，从来没有出现过科学理性的光芒。
在社会政治方面，同样受经验理性思维方式的影响，中国人对西方政治的理解仅停留在它的外在形式即制度上。所以，近代以来，学习西方政治制度的呼声不绝于耳，每到危机时刻，就拿出制度变革这面旗帜，鼓动一场又一场的革命，好像有了“立宪制”、“共和制”、“议会制”、“多党制”、“自由选举”这些制度形式，就能解决中国落后的问题，但是在人们的思维深处，起作用的仍是“有枪就是草头王”、“谁更狠谁就胜”的古老传统。所以，当议会制和多党制在民国初年引入中国后，出现了军阀混战，最终是靠枪杆子解决了问题。在这170年间，中国的思想界从来没有客观理性地讨论过公共权力的原因和界限，人性的善恶与权力的关系这些基础的公共理性问题；中国思想家要么忙于革命前激情的煽动、批判和不负责任的许诺，要么是忙于革命后为自己这帮人的血腥与暴力做合法性的辩护；无论什么时代，总是在非理性的攻讦中回避一切政治制度均可能存在的弊端问题，而当问题出现后，再返回以传统古老的血腥手段解决问题。一切新的制度形式都被装入了“中世纪式”的旧灵魂。
这里要强调指出的是，现代化缘起于人类的思想革命，大约在14、15世纪之后，欧洲的一些国家陆续发生着观念的变革。我们暂且不去追究形成这种变革的原因这个更为玄奥的问题（因为这个问题的本质是人为什么会思维，思维方式是由什么原因决定的这类没有答案的终极问题），只是强调，现代的科学与政治是在人们思想观念发生重大转变的基础上产生的，不经过这种观念的转变（即思想革命），就不会真正进入现代世界。事实上，那些被公认为已进入现代世界的国家也不是一齐同步进入的，英国最早，接着才是法国、美国、德国、日本。没有一种宿命决定哪一个民族不能成为现代民族，哪一个国家不能成为现代国家，不论我们这个国家的传统是多么沉重，进入现代世界的希望都是永远存在的。只是，我们确实需要这样一场思想革命，不经过这样一场思想革命，就不会孕育出具有现代理念的科学家、思想家、军人、政治家，如果这些人怀有的仍是一颗“中世纪”的旧灵魂的话，无论怎样开放，无论向西方学习什么，中国都不会成为一个现代的国家。
5
五四运动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现代思想启蒙运动。
在上一节，我想我已经讲清楚了不经过真正的自我启蒙，中华民族就不会成为现代民族的基本道理。在这一节中，我想补充一点对于具体历史事件的认识。
众所周知，五四运动被视作是一次现代思想启蒙运动，有朋友以这个事件作为反证，反驳我关于中国近代从来没有发生过真正的自我启蒙运动的结论，为此，我想再花些笔墨，说一说我对五四运动的看法。
先说这场运动确有新意的地方，一是树立了白话文的正统地位，将人们的表达方式从文言文的束缚中解放出来（用胡适的话说，五四运动是一次文化“复兴”运动，因为从古至今人们都是用白话文的方式说话的，只是写作时改用拗口的文言文，在胡适看来，白话文实在算不上革命，只是让人们的写作方式恢复到其自然的说话方式而已）；二是开始了对中国传统文化和国民性的反省，如陈独秀、吴虞等人对孔孟之道的批判和鲁迅对国民劣根性的批判，这种批判意味着对自己“中世纪式”的传统思维方式的反思，只可惜仍然是以中国式“道德中心主义”的传统思维方式为批判坐标系，不仅提不出逻辑上的新结论，而且很容易在旧体系内被证伪，因而缺乏真正的打击力量。这不，不到100年后，孔孟之道又以“国学”的名义，从原来人们心灵深处的隐藏地，变成堂而皇之的官方意识形态了。
再看这场运动中那些貌似激进，实则复归传统的地方。
首先是张扬个性，呼吁个性解放、婚姻恋爱自由，这不又回到了龚自珍、李贽等人的旧路子上去了？当然不是创造新世界的开始，只为新一次造反做准备。接着是学生上街游行、痛打办事不力的那几个外交官（当时以及被后来史书沿袭下来的叫法是“卖国贼”），火烧人家的住宅赵家楼，这些受过现代大学教育的新型知识青年的行为是那么酷似当年大字不识的义和团，难道北京大学开设的是神拳道场？再接下来，就是思想导师们的轻率转向，陈独秀几乎一个晚上就从美、法式的自由主义者变成了俄式的布尔什维主义者，这当然不是出于学理上的顿悟，而是美国总统威尔逊原来给中国人“民族自决权”的许诺在巴黎和会上被法国总统克雷孟梭轻易地否定了，彻底地粉碎了中国人的虚荣妄想；而恰在此时，列宁领导的苏联开出了诱人的空头支票：宣布废除帝俄时代与中国签订的各项不平等条约。陈独秀原来说美国总统威尔逊是世界上第一大好人，现在则说威尔逊是世界上第一大骗子，列宁才是世界上第一大好人，中国和东方被压迫民族的大救星，进而宣告美、法的自由主义已经破产，世界已进入布尔什维主义的时代，中国人应该放弃向美、欧、日学习的道路，转而“以俄为师”、“走俄国人的道路”。陈独秀也是一位具有典型的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的现代思想家，他几乎没有任何基于逻辑理性之上的定见，有的只是基于感性经验上的直觉判断，在这一点上，他极像被他激烈批判的孔夫子，而丝毫没有他声称要学习的任何一种西方文明（不论欧、美、俄、日）中那些思想家们，如苏格拉底、福泽谕吉等人的头脑清楚与执着。他是一位热血沸腾的英雄，为救国救民不惜坐牢杀头。但是在尽一个思想家的本份、为民族选择一条正确的道路时，却充满毫无理性的轻率。在威尔逊宣布“民族自决权”的十四点纲领时，难道他就没有看出来，没有英、法这些战胜国的配合，这些纲领岂不是空话？他就不知道，不管美国、法国、英国对待其国内人民是多么民主，对待国际上弱小民族不都是专制的压迫者吗？对这些人怎么就能抱那么大的希望呢？当列宁宣布废除帝俄时代与中国签订的不平等条约时，他难道不知道苏联也是一个国家，列宁的这项声明只不过是他们想进入帝国主义殖民地半殖民地后院，减轻西方压力的外交大战略中的一个环节？历史事实再清楚不过了，20世纪60年代，为珍宝岛那么巴掌大的一个小岛，中苏两国兵戎相见，直到如今，海参崴不是还叫符拉迪沃斯托克吗？陈独秀看不到这些本质，他不是一个人，而是代表着当时的大多数人，只是根据表面现象，根据别人对自己脸色的好坏，选择追随学习的对象。 后来的事情就更加“传统”了，在这场运动中头角峥嵘的青年思想斗士，如同几千年间政治大变动时期一样，纷纷选择不同的阵营，大体说来无非三派，左派成了共产党，右派成了国民党，中间骑墙派号称是自由主义者；“老谋深算”的右派上来走的就是军阀割据的老路子，年青幼稚的左派经过血雨腥风的残酷洗礼，才又找到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这个古老的真理；最终在左右两派的终极对决中，骑墙派们无墙可骑，只好各找一张“皮”附上。
至于科学精神，五四运动中未见到一星半点儿！
这就是五四运动的全部内容和后果，置于近代中国并不算长的170年历史之中，已经能够看出，它实在不能称得上是思想解放运动或思想启蒙运动，相反，只是以激进反叛、貌似新颖，向国际最时尚新派思想学习的形式，完成了向中国古老政治传统的回归，而且回归得十分彻底，白话文的广泛应用使得那些精英们以新词藻包装的旧理念迅速地渗入到社会各个阶层，无论是左派，还是右派，对社会底层的动员力都空前地强大；无论政治斗争的胜家是谁，整个社会又接受了一次系统的传统思维方式的再教育，让全社会认识到，只有按传统思维办事，在中国才能混成老大。
6
现今的中国迫切需要一次真正的思想革命，而真正的思想革命只能寄希望于中国思想者的内在自觉。
诚然，目前的中国，处于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政治稳定、经济繁荣、人民安居乐业、知识分子们享受着前所未有的思想自由。然而，我们也必须如实指出，从思维方式的性质来看，中国思想仍是“中世纪式”的，仍然停留在1840年到1895年间的状态，仍然徘徊在现代世界之外。
请允许我历数这种“中世纪式”思维方式的表现形式：
1.科学体制的坏死
中国仍在沿袭学习西方先进技术结果的经验理性旧思路，以更大的规模学习西方科学思想创造出来的外在成果；以更强的彻底性，切断与这种成果背后科学思想的联系。好像买回了一筐又一筐煮熟的鸡蛋，买的时候还争相比赛谁买的熟得更透，然后回来一本正经地等着能从这些煮熟的鸡蛋里孵出小鸡来。听起来是个笑话，可事实上，这么多年来，中国的电子信息产业、机械制造产业、炼钢产业、汽车制造产业，不都是这么做的吗？以最早引进外国汽车生产线的北汽集团和最大的一汽集团为例，当初引进生产线时无不声称要在引进的基础上消化吸收、最终形成自己的创造，可是，如今二十多年过去了，他们除了不断引进、扩大引进范围之外，又创造出了什么？
同时，形成了举国上下、铁板一块的“学习型科技体制”，人才的标准一定是外国人“认证过”的，申请的科研项目一定要有明确的国际标准答案，全部的科研单位和科研人员都忙着按照国际先进标准答案“填表”报项目、做作业，没有任何独创性的可能。而且，在越来越多的高校和科研院所内部，正弥漫着包工头管理民工和传销商激励下线的粗鄙管理方式：按项目经费数量评价科研人员的水平、职称、待遇（如房子的大小、社会地位的高低）。这种体制扼杀了真正的科学精神，而如果不是诞生于真正科学基础上的发明制造，那么产业转型、结构调整岂不是缘木求鱼？
只要我们还有些微的良心，只要我们把每一个现在在任何一个“科学家”们聚会上交流的真实内容讲出来，就会发现这些“科学家”们聚在一起几乎没有讨论过一个真正的科学问题，所关心的无非是谁谁又申请了国家级的课题，谁谁又建立起国家级的基地，谁谁又评上了院士，谁谁又当上了博导，谁谁的儿子又出了国，谁谁又换了新的大房子、买了辆新车……这样的“科学家”群体怎么能创造出科学精神？
当然，中国不是没有具有科学素养的人，不是没有真正的科学家，但这种人因为不认可“表”上的“标准答案”而申请不上国家级的项目，因而被同行讥之为“没本事”，被排挤在浩荡的“科研正规军”之外，更有甚者，沦为江湖草根的拾荒者，遭到所谓学术界的整体屏蔽（如本刊2012年第一辑中采访过的甲骨文学者璩效武先生）。
2.正在接受新的“鸦片”
由于缺乏科学理性的自觉，缺乏对西方文明本质的深刻认识，缺乏对新生事物逻辑后果的理性预见，所以，很多类似“鸦片”的东西正在被我们当做“先进理念”、“新生事物”接受进来，正在毒害着我们民族的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
例一，汽车工业。中国人将美国人每家两、三辆汽车的现实当作“美国梦”的指标，进而变成了“中国梦”的指标，激发并放纵了中国家庭对小汽车的需求，并培植出主要让外国汽车公司挣钱的庞大的汽车工业作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然而，汽车产业的发展造成的耕地减少、环境污染、道路拥堵，以及石油紧缺，这些负面后果十分严重。中国的土地和石油资源，支撑不起每家两辆轿车的梦想，可是偏偏就走上了这条道儿。为了满足全民族驾车兜风的梦想，我国的石油对进口的依赖度已上升到60%，国际上不怀好意的势力正一步一步地借着中国对进口石油的需要，把中国引向战争的边缘。当年，不就是中国人耽于逸乐的天性使得鸦片泛滥的吗？这种天性正把中国逼向一场新的“鸦片战争”——石油战争。
例二，国际大都市。中国官员好大喜功的传统加上“对外学习”的时尚风潮，使得各地在发展城市化的过程上，事实上都选择了以大城市为目标的发展战略，更有甚者，不少省会城市还号称学习西方发达国家，提出建立国际型都市的目标，这也是一种“鸦片”。以西安为例，按现在的规划：西（安）咸（阳）一体，关（中）天（水）一体，整个秦岭北麓将连成一个长达上百公里的城市区，路面硬化、楼群林立、田野河流消失，秦岭的生态调节功能将遭到根本性破坏，这个庞大都市内部将存在永远无法解决的城市病，这种在国外早已被抛弃的发展路数，为什么在我们这里又成了被国家批准的实际发展计划了呢？
例三，动漫创意产业。这是最时髦的产业，一种新型“鸦片”。所谓动漫创意产业，说白了无非是电脑、网络游戏和电子动画片。这活儿分两个环节：一是基础软件开发，二是应用这些软件做出动漫产品。基础软件如三D动画、非线性编辑等软件的开发是真正有科技含量的活儿，这种活儿都是外国人干的，中国人一个也不会。中国人所能做的只是用外国科技人员开发出的软件来制作动画片和网络游戏，说白了，就是不会造汽车，只会开汽车。然而，近两年，有关部门和有关地方把所谓动漫创意产业作为新兴战略产业来发展，各地纷纷跑马圈地，建起创意产业园。这种产业能培养什么？当然不是中国软件的开发能力，只能培养出看电影、玩游戏的脑残族！记得当初政府一度还算明白，曾经禁止抑制过“电玩”（即电子游戏）的发展，可是自从看到《功夫熊猫》挣了点儿钱，就守不住魂了，变原来的“禁烟”为“贩烟”、“植烟”，这背后，起推动作用的仍是耽于逸乐和急功近利的传统思维模式。 3. 不顾后果地“以美为师”
不容否认，中国的思想界、甚至政界，绝大一部分人把美国模式当做了中国的发展目标。人们所说的“国际标准”，其实就是美国标准。不少经济学家，像当年陈独秀说“走俄国的路”一样，声称“市场经济是人类普遍性的道路”（为什么就不能全面客观地分析一下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各自的好处与弊端，以理性的语言，而不是这种政治煽动家的语言告诉人民：没有任何一种经济体制是尽善尽美的，只能在互相融合中，在不断调整中满足人们发展经济的需要呢？）。很大一批所谓自由思想家所说的“政治体制改革”、“改革需要顶层设计”等等，无非是说，只要把美国的政治体制原样搬进中国就万事大吉了。这种不负责任的想象，最大的经验证据就是美国本身的强大、先进与富裕，特别容易获得同样具有经验理性思维方式的国民的认同：美国能用那种制度搞好，我们为什么不能？而且满足了人们“拉不出屎来怨茅坑”的自我推托心理（人们都认为是制度不好，而不是自己的思维方式不好才导致的中国问题）。这种思想状态与陈独秀当年“以俄为师”的思想方式何其相似！
4. 以“开历史倒车”的方法解决新的现实问题
唐德刚先生在评价袁世凯时，曾经深刻地指出，袁世凯曾经幻想过以新手段解决新问题，但当新手段解决不了新问题时，就“开历史的倒车”，用恢复帝制的方法来解决问题，结果当然是失败。
今天依然如此，比如，有些学者试图以科举制的某些理念和方法来解决教育资源分配不公，甚至权力分配不公的问题，这就是一种“开历史倒车”的思路。①再比如声势越来越大的“国学运动”、“祭祖运动”、“恢复儒家礼仪”运动，真不知道这些人想干什么？他们抓住中国古代思想家关于修身养性的片言只语，罔顾那些传统思想与腐朽、落后、享乐主义的内在因果关系，事实上在加强传统思维方式的稳固性，关于“孔孟之道”，前辈的先知先贤们做出了那么多精辟的批判，而今天的所谓“国学大师”怎么就视而不见呢？
5. 有证据支持的偶像崇拜
在当今中国，有两种思想人物最受欢迎，一是所谓的儒学大师、佛学大师、道家大师、易学大师、中医养生大师等（可统称之为国学大师），依我的看法，这些人统统是自己心知肚明的骗子。可是很多中国人就信这个，因为他们说的话符合自己的心理需要，而他们举出的证据（当然都是类似于法轮功的养生治病疗效或义和团打拳念咒喝下的符水之类的证据），也被那些心理脆弱到需要以幻想来安慰自己的人所接受。另一种大师是所谓西学大师，这类大师的证据就是别国的先进经验包括先进的科技、先进的管理理念、先进的经营理念、先进的制度等等，这些证据确实在国外存在一些，但大多数人并不知道那些东西背后的支撑力量是什么，只要听一听会讲外语，号称游学过西方先进国家的人念叨，就觉得这些人是科学的先知先贤。岂不知，这些仍然以实用主义的经验理性阉割别国思想成果的人，所贩运回来的仍是“国药古时丹”。
然而，“国学大师”和“西学先知”们却成了当下中国的思想偶像，这当然不是因为他们代表真理，而仅仅是因为他们适合了绝大多数人的心理要求：这些人需要一个玄远古奥的祖先形象来安抚自己脆弱的心灵，也需要一个来自异国他乡、法力无边的新救星，来拯救自己在现代科学世界中越来越落后、越来越力不从心的沉沦状态。然而，这些“大师”和“先知”真能拯救他们吗？170年的历史经验还不能说明问题吗？
够了，如此罗列下去会没完没了的。证据已经足够充分了：那就是由于我们没有经历过真正的自我启蒙，所以又陷入到了1865-1919年之间的精神状态，所以，迫切需要一次真正的思想革命。
什么是真正的思想革命？就是依靠自己的理性力量，独立地思考科学问题，独立地探索未知世界，建立起真正的探究世界终极实在的研究事业；就是客观理性地从自身的思维天性和民族传统出发，思考哪一种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能促进科学思维的存在与发展，促进人与人之间既有差别、又和谐共存的社会政治关系。我们需要做科研，是那种不为评职称、不为挣经费而从事的、只为探索真理的科学研究；我们需要平和客观地分析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的优缺点，民主制与贵族共和制的优缺点，需要一种没有明确取法对象，需要靠自己原创智慧与实践自然形成的新体制。这种革命，不需要以所谓制度突破做前提，也不需要国家经费支持作保障，需要的只是中国思想者们客观理性的自我反思，而且，最最重要的不是批判，而是建设，是拿出真正有份量的科学著作和哲学著作。
思想革命是一种内在的革命，它意味着突破自己已有的思维模式，超越那延续了两千多年的思维局限，在一个未知的新世界里，寻找自己的思想生长点。
这一步是非常艰难的，觉悟这事儿最难了，不开窍就是不开窍，好像始终被蒙在水底下的鱼，几乎看不见水面上的阳光，更看不见陆上的草地。然而要说快也快，就是一层窗户纸，捅破了也就没什么了。我们面临的可以说是由鱼变鸟的考验，能不能变得过去，只有天知道。但是，我们毕竟已经看见了天空，看见了大地，已经看见了在天空大地之间自由飞翔的鸟儿，所以，我们必须变，必须变得像鸟儿一样会飞翔，这个方向是不容改变的。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