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三言”、“二拍”展示了明代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其中有关明代军事事件、军事人物、军事制度、军事生活等方面的描写，在“三言”、“二拍”中占有一定比重。通过研究“三言”、“二拍”中有关的明代军事记述，我们可以加深对明代卫所、军户、武官、军功、充军等方面的理解和认识。[关键词]三言；二拍；明代；军事“三言”、“二拍”是明代末年出现的白话短篇小说集，主要反映了古代市民社会的生活。就思想性和社会性而言，在以往的研究中，学术界多关注于作品中所展现的资本主义萌芽、商业意识、婚恋观念、伦理道德、社会风尚、市民社会、女性形象、商人群体等方面，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在阅读“三言”、“二拍”的过程中，笔者发现这几部作品中有大量的内容与明代军事有关，兹不揣谫陋，将自己的一些认识总结如下，希望得到各位方家的批评、指正。有明一代的诸多重大军事事件，在“三言”、“二拍”中都有反映，其中有些故事完整描写了明代某一次军事事件，有的故事甚至与正史中的记载相差不远，具有较高的史学价值。《警世通言》卷二五的故事以元末红巾军起义爆发、方国珍拥兵割据为背景。《二刻拍案惊奇》卷六则以张士诚部将李将军为重要角色，将金定与刘翠翠的爱情故事置于张士诚集团兴起、发展、覆没的历史背景下。《二刻拍案惊奇》卷二四展现了元末山东农民起义爆发，兵连祸结之下大批民众逃往陈友定割据之地福建的历史画卷。《初刻拍案惊奇》卷九中主人公拜住的幼子知枢密院事黑厮哭谏元顺帝以死守国，顺帝不听，夜半开建德门遁入沙漠。《二刻拍案惊奇》卷二七以陈友谅后人柯陈在明代称霸一方、地方官府姑息养奸为故事背景。《二刻拍案惊奇》卷三三描写了姚广孝襄助朱棣“靖难”之功，官拜少师。《初刻拍案惊奇》卷三一以小说的笔法展示了永乐十八年（1420）山东青州爆发的唐赛儿起义的整个过程。《警世通言》卷一七以正统时期王振专权、土木之变后郕王即位，为故事发展的时代背景。《警世通言》卷三四以天顺初年广西苗族暴动，临安卫指挥王忠赴征违期，被降调南阳卫中所千户为故事发展的开端。《醒世恒言》卷二七展现了李雄于正德五年（1510）平定安化王朱寘鐇有功，升任锦衣卫千户，后于正德十四年（1519）平定杨九儿叛乱而殒身疆场的军事生涯。《二刻拍案惊奇》卷三七写到了明代中期两次重要的军事事件，一次是正德十四年（1519）的朱宸濠之乱，另一次是嘉靖三年（1524）的大同兵变。《喻世明言》卷四〇叙写了嘉靖三十六年（1557）俺答入寇应州，宣大总督杨顺杀平民冒功，以及白莲教徒萧芹诸人引俺答为患的历史事件。《警世通言》卷三二则以万历二十年（1592）日本丰臣秀吉侵犯朝鲜、明朝发兵救援为故事开端。卫所是明代前期军队的基本编制，《明史》卷八九《兵志一》有如下记载，“明以武功定天下，革元旧制，自京师达于郡县，皆立卫所。外统之都司，内统于五军都督府，而上十二卫为天子亲军者不与焉”。明代多个军卫名称出现于“三言”、“二拍”之中，如锦衣卫（《醒世恒言》卷二七、《喻世明言》卷四〇）、旗手卫（《醒世恒言》卷二七）、羽林卫（《醒世恒言》卷二七）、淮安卫（《醒世恒言》卷三六）、苏州卫（《二刻拍案惊奇》卷三九）、龙虎卫（《醒世恒言》卷一〇）、蔚州卫（《喻世明言》卷四〇）、南阳卫、临安卫（《警世通言》卷三四）、宣府卫（《喻世明言》卷四〇）、兴州右屯卫（《初刻拍案惊奇》卷一四）、临海卫（《初刻拍案惊奇》卷三一）等。上述各卫中，锦衣卫和旗手卫为亲军，番上宿卫以护宫禁，不属五军都督府。《醒世恒言》卷二七叙述正德时期的战事时说到羽林卫，此时羽林卫已不存在，所谓“羽林卫”当为羽林左卫、羽林右卫、羽林前卫三者之一的省称，三者亦皆为亲军，不隶五军都督府。淮安卫和苏州卫，自洪武十三年（1380）正月起为中军都督府在外直隶卫所。在京的龙虎卫自洪武十三年（1380）正月起隶属左军都督府。蔚州卫先后隶属大同都卫、山西行都司，永乐六年（1408）十月直隶后军都督府[1]（卷84，p1121），宣德五年（1430）改隶万全都指挥使司[2]（卷44，p583）。南阳卫始隶河南都卫，洪武八年（1375）十月隶河南都指挥使司。《警世通言》卷三四中的临安卫位于杭州，事实上明代杭州并无临安卫。明代的临安卫位于云南临安府，隶属云南都指挥使司。《喻世明言》卷四〇中出现的宣府卫，当为宣府左卫、宣府右卫、宣府前卫三者之一的省称，宣德五年（1430）后三个卫隶属万全都指挥使司。兴州右屯卫在洪武时期隶属大宁都司，永乐元年（1403）二月迁于北直隶迁安县，直隶后军都督府[3]（卷40，p907）。《初刻拍案惊奇》卷三一中，叙述永乐时山东地区的唐赛儿起义时，提及临海卫，事实上明代山东并无临海卫，或为小说作者的拈来之笔，不必深究其实。与明代军事有关的官职、人物，文职的如兵部尚书、兵部侍郎、总督、巡抚、兵备副使、都司断事、军卫经历司经历等，武职的如都督同知、都指挥、指挥、千户、百户、总兵、参将、游击等，以及舍人、家丁、余丁等，在“三言”、“二拍”中均有大量出现。由于“三言”、“二拍”中的故事本为小说家言，而且许多故事由前朝故事移植而来，添枝加叶，绘影绘声，其中的人物和事件自然未必一一指实。然而“三言”、“二拍”中出现的元末群雄张士诚、方国珍、陈友定等，明代军事人物唐赛儿、朱寘鐇、王守仁、朱宸濠、陆炳、张文锦、杨顺等，在《明史》等史书中均有记载，通过研究“三言”、“二拍”中的相关记述一方面可以来印证其它有关文献记载的可靠性，另一方面也可以补充其它有关文献记载的不足。《喻世明言》卷四〇中沈炼因性格伉直，得罪严世蕃、杨顺等人而殒命，沈炼之子沈衮、沈褒被杖杀，长子沈襄也被逮至京师掠讯，严嵩失势之后，沈炼之狱始得昭雪。这个故事中，俺答入寇应州，宣大总督杨顺妄杀平民冒功，以及白莲教徒引导俺答为患等历史事件，在《明史》卷二〇九《沈炼传》中均有记载[3]（卷209，p5533-5535），而《喻世明言》成书早于《明史》，其中的记述必有所本，值得引起我们的重视。 明代开国之初，武臣地位在文臣之上，在地方上都指挥使司与布政使司、提刑按察使司并称三司，而都指挥使为正二品，布政使为从二品，提刑按察使为正三品，都指挥使的品级高于布政使和提刑按察使。以后升平日久，军职冒滥，逐渐为世所轻。“内之部、科，外之监军、督抚，叠相弹压，五军府如赘疣，弁帅如走卒。总兵官领敕于兵部，皆跽，间为长揖，即谓非礼。至于末季，卫所军士，虽一诸生可役使之。”[3]（卷90，p2195-2196）《醒世恒言》卷三六中，淮安卫指挥蔡武升任湖广荆襄等处游击将军，这是一个上好的美缺，蔡武自然心中欢喜，准备择日赴任，而女儿瑞虹却劝说蔡武不要赴任，“爹爹，你一向做官时，不知见过多少了，难道这样事到不晓得？那游击官儿在武职里便算做美任，在文官上司里不过是个守令官，不时衙门伺候，东迎西接，都要早起晏眠”[4]（卷36，p470）。《二刻拍案惊奇》卷一七中，闻确中过武举两榜，官至参将。由于是武人出身，虽已位至参将，闻确仍要受人歧视。为了提高自身社会地位，武弁人家必须有子弟在学宫就学，方能结交文士，不受人的欺侮，而闻确的儿子只有三岁，在这种情况下，年龄稍大的女儿女扮男装，到学堂读书。书中还写到，不只是参将闻确一家如此，为改变社会地位，明代武弁人家的女孩子去学校读书在蜀中是很普遍的事情。这些都是明代中后期重文轻武、重文抑武的真实反映。明代占役军士的问题相当严重，占役可以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公务性劳役，如修城、浚河、伐木等等，另一种是军官个人役使军士。如洪武二十年（1387），施州卫指挥乐信役使军士92人为其做生意[5]（p362）；又如洪熙元年（1425），天成卫都指挥佥事魏清在家中役使军士50余人[6]（卷10，p287）。在“三言”、“二拍”中，占役问题也有所反映，《警世通言》卷三四中南阳卫中所军士孙九善作木工，长年在卫里服役，也常在卫学中做工，除了这些公务性劳役外，孙九还在南阳卫中所千户王忠家中为其提供劳役，几乎成为王忠家的奴仆，失去了军士必备的管理、训练和素养等，成为空有其名的军士。明人王廷相对团营中的占役问题有如下论述，“今团营军士派之杂差，拨之做工，留之拽木，终岁不得入操，困苦以劳其身而敌忾之气缩，畚锸以夺其习而弓马之艺疏。虽有团营听征之名，实与田亩市井之夫无异，欲其战胜攻取以张皇威武，夫何敢望。”[7]（卷148，p163）不仅团营如此，对于整个明朝军队而言，公役、私役繁重一直是明代军士逃亡、军队积弱、战斗力下降的重要原因。在明代，国家发给军士月粮之外，军户家属还要为军士提供一定的生活补贴，作为月粮的补充。军士的原籍军户为军士提供的起解到卫、在卫生活、为无妻军士娶妻等费用，在明代称为“军装盘缠”。明初，政府对军装盘缠供送的时间和数量均无规定，完全由在卫军士与原籍军户自行协商决定。随着时间的推移，卫所军户和原籍亲属之间的血缘关系一代比一代疏远，要求原籍军户给关系疏远、甚至从未谋面的卫所亲属供给军装盘缠，在实际执行中确实有相当大的困难。为此，隆庆六年（1572）兵部议准，可由军士回原籍讨取军装盘缠[8]（卷66，p1600），而卫所与原籍之间关山万里，军士亲自回原籍讨取军装盘缠必然存在诸多困难，而且由于军士与原籍军户的利益冲突，双方不可避免地会出现各种矛盾。《醒世恒言》卷一〇中，六十余岁的龙虎卫军士方勇，于隆冬季节回原籍山东济宁讨取军装盘缠，路途中风雪交加，而方勇衣服褴褛，于雪地里摔了又起，起了又摔，体力严重不支，幸得店家刘德好心收留，然而由于严重风寒，医药罔效，方勇最终客死异乡，甚是可怜。《初刻拍案惊奇》卷一四中，兴州右屯卫于守宗派家丁杨化，往原籍山东即墨县于家庄讨取军装盘缠，杨化在于家庄陆续收到二两八钱银子，而于守宗原籍亲属于大郊见杨化收到银两，遂起歹心，将杨化灌醉后，又用绳子将其勒死，劫了这二两八钱银子。为了区区二两多银子，就葬送一条人命，可见与实实在在的经济利益相比，卫所军士与原籍军户之间的亲情是多么的冷漠和不值一提。故事中写到，“这些族中人，怕他蒿恼，巴不得他去的，若不见了他，大家干净，必无人提起”[9]（卷14，p133），可见原籍军户对卫所军士回乡讨取军装盘缠普遍有一种反感情绪，这应该是当时社会情形的真实写照。以斩获敌人首级多少来评定赏格等次，是明代重要的军事赏功标准。《明史》卷九二《兵志四》记载：“自洪、宣以后，赏格皆以斩级多少豫定。”以斩获首级多少来评定军功，不可避免会带来滥杀无辜以冒功的弊端。正德年间，胡世宁即指出：“两军格斗，手眼瞬息，不得差池，何暇割级？其获级者或杀已降，或杀良民，或偶得单行之贼、被掠逃出之人，非真功也。宜选强明刚正之员，为纪功官，痛惩此弊。”[3]（卷92，p2263）《喻世明言》卷四〇中，俺答引兵入寇应州，连破四十余堡，掳去男妇无算。宣大总督杨顺不敢出兵，待俺答退兵后，杨顺却密谕将士：“搜获避兵的平民，将他劗头斩首，充做鞑虏首级，解往兵部报功。”沈炼闻知此事后，甚是愤慨，在给杨顺的书信中写道：“一人功名事极小，百姓性命事极大。杀平民以冒功，于心何忍？况且遇鞑贼止于掳掠，遇我兵反加杀戮，是将帅之恶，更甚于鞑虏矣。”书后信之后又附诗一首：“杀生报主意何如？解道功成万骨枯。试听沙场风雨夜，冤魂相唤觅头颅。”[10]（卷40，p618-619）这反映出以首级定军功所带来的严重后果，也引起明代有识之士的深刻思考。充军是明代军事史和法律史方面的重要问题，在《大明律》、弘治《问刑条例》、嘉靖充军条例和万历充军条例中，边远充军都是明代充军的一个刑等，《醒世恒言》卷二九中，谭遵即被发往边远充军。根据沈德符《万历野获编补遗》卷三《解军》的记载，解发罪犯充军时，妻小也要予以核定，随同一起发遣，未有妻室的，地方上有为其娶妻、一同解发的现象。《初刻拍案惊奇》卷二中也有这方面的例子，故事中姚乙因拐骗人口被定了卫所，发去充军，要拘妻签解，而姚乙未曾娶妻，姚乙之父将姚乙的相好郑月娥改了姓氏，随姚乙做军妻解去。后来遇赦还乡，姚乙和郑月娥遂结成真正夫妇。这个故事是罪犯与妻子一起解发的案例，它印证了沈德符《万历野获编补遗》相关记述的正确性。 根据上面的研究，我们可以看出“三言”、“二拍”虽然是市井生活为题材的作品，然而其中有相当多的篇目，或以明代军事事件为主题，或以明代军事事件为背景，或以明代军事人物及其家属为角色，作者在娓娓道来之中，向读者展示了明代军事各个层面的真实状况。武臣地位、赏功制度、占役现象、军装盘缠、拘妻充军等，都是明代军事研究中的重要问题，都在“三言”、“二拍”中有所记述，事实上“三言”、“二拍”中有关明代军事的记述不仅仅是这些，在“三言”、“二拍”中有数名军官在升职、袭职时走了关系，费了银两，这是研究明代铨选制度和吏治的重要史料。此外，在“三言”、“二拍”中众多军职人员与社会各个阶层的人员都有交往，交往的人员是三教九流，交往的方式是五花八门，相对于正史、实录、档案、政书、文集、方志等史料而言，“三言”、“二拍”中的这些记述更加生动、具体，向我们展示了明代社会更加鲜活的一面。通过对“三言”、“二拍”中有关明代军事记述的研究，我们可以印证其它有关文献记载的可靠性，也可以补充其它有关文献记载的不足，从而推进有关“三言”、“二拍”的学术研究，以加深对整个明代社会各个领域、各个层面的认识。参考文献：[1][明]杨士奇，等.明太宗实录[M].台北：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2][清]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A].续修四库全书·史部第603册[C].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3][清]张廷玉.明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4.[4][明]冯梦龙.醒世恒言[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5][明]朱元璋.大诰武臣[A].续修四库全书·史部第862册[C].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6][明]杨士奇等.明宣宗实录[M].台北：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7][明]陈子龙等.明经世文编[A].续修四库全书·集部第1657册[C].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8][明]张居正等.明穆宗实录[M].台北：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9][明]凌濛初.初刻拍案惊奇[M].长沙：岳麓出版社，1989.[10][明]冯梦龙.喻世明言[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5.作者简介：李鹏飞（1979-），男，汉族，山西运城人，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生，主要研究方向为明代军事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