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中山国；灵寿城；冶铁技术；铁杖；陶窑结构；仿铸 【摘 要】中山国铸铁炉边发现的骨料，不是为铸铁增加含磷量或用作燃料，而应该是用来降低冶炼熔点的熔剂。中山王墓出土的木皮铁杖与《吕氏春秋》所载铁杖虽同名为“殳”，但用途各异，一为步战之兵、礼仪之器，一为车战之兵、实战之器。中山国的半倒焰式馒头形陶窑并非独创，而是战国时期陶窑的流行式样。灵寿城出土的炊器陶在燕国考古中也有发现，并非中山所特有，另一种炊器陶则更具中山国特色。中山国的货币存在仿铸现象，但非民间仿铸，而应该是官方仿铸。
中山国是战国时期河北大地上一个重要的“千乘之国”，文献记载的缺少使得这个国家一直笼罩着一层神秘的色彩。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河北省文物部门的一系列重大发现，特别是平山县三汲乡中山国灵寿都城大型王墓和城址的发现，使得其神秘的面纱逐渐被揭开。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分别在1995年和2005年出版了有关中山国王墓和灵寿都城的两本大型考古报告《墓——战国中山国国王之墓》（以下简称《墓》）和《战国中山国灵寿城——1975-1993年考古发掘报告》（以下简称《灵寿城》）。这两本考古报告为研究中山国历史提供了最丰富翔实的资料，直接推动了中山国史的研究。但笔者在利用它们进行中山国史研究的过程中，也发现了些许问题，愿与各位学者共同探讨。
一、炉边骨料作何用
考古发现在灵寿城址六号遗址二号铸铁炉作业坑边上，堆放着不少废骨料和部分制作中废弃的骨器半成品。《灵寿城》报告分析认为，这反映了在铸铁中可能加入一些废骨料，以增加铸铁的含磷量。另一可能性是以废骨料作燃料[1]。笔者以为此两种可能都值得推敲。含磷量高会使铁发脆，容易断裂，而用作燃料似乎显得杯水车薪。
这些骨料堆放于铸铁炉旁，毫无疑问应与铸铁有关。清人卢若腾《岛居随录》（卷下）“制伏”条中说：“铸铁不销，以羊头骨灰致之，即消融。”[2]可见冶炼时加入羊头骨灰是为了让不易熔化的铁矿石“消融”，而且类似方法在其他文献中也有记载。《吴越春秋·阖闾内传》载：“干将作剑，采五山之铁精，六合之金英……而金铁之精不销沦流。于是干将不知其由……莫耶曰：‘夫神物之化，须人而成，今夫子作剑，得无得其人而后成乎？’干将曰：‘昔吾师作冶，金铁之类不销，夫妻俱入冶炉中，然后成物……。’于是干将妻乃断发剪爪，投于炉中，使童女童男三百人鼓橐装炭，金铁乃濡。”杨宽先生在《中国古代冶铁技术发展史》一书中指出，《吴越春秋》所记载的冶炼宝剑的传说并不是凭空虚构的，所说“断发剪爪，投于炉中，使童女童男三百人鼓橐装炭”，虽然带有神秘性质，但也有一定的事实为依据，并进一步引用丁格兰（F.R.Tegengren）《中国铁矿志》第2编《中国之铁业》部分的解释予以证明[3]。以现在观点来看，冶铁不熔是因为炉温不够，莫耶跳进去后，人骨中的磷起了添加剂的作用，降低了熔点。我国直到解放前，冶炼时还有往炉里放头发指甲，或是放只雄鸡的“秘方”，其实都是起到这样的作用。灵寿城铸铁炉边的骨料应该就是此类用来降低冶炼熔点的熔剂。这一考古发现证明，战国中山国的冶铁技术已经达到了较高的水平。
二、此铁杖非彼“铁杖”
在中山王墓二号车马坑出土了一件木皮铁杖，杖身八棱状，制作工艺十分考究，是中山国很有特色的一件兵器。《吕氏春秋·贵卒》记载：“赵氏攻中山。中山之人多力者曰吾丘鸠，衣铁甲，操铁杖以战，而所击无不碎，所冲无不陷。”《墓》报告很自然地将考古中发现的木皮铁杖和文献记载中的“铁杖”对应起来，并且引《周礼》、《说文》及《毛诗》等文献分析认为，此木皮铁杖无论形制、出土位置，都与兵车上的五兵之一——殳相符，只是长度较短[4]。然而笔者以为，此铁杖非彼“铁杖”，此“殳”非彼“殳”也。
《吕氏春秋》中记载的中山“铁杖”，即《周礼·夏官·司兵》中所言之殳，乃车战之兵、实战之器。《周礼·考工记·庐人》中也记载，殳是车兵的五种长柄兵器之一。《释名·释兵》云：“殳，殊也，长丈二尺而无刃，有所撞，于车上使殊离也。”殳作为车战中必备的实战兵器，用于砸击敌人和推挡对方战车，长度约合今276厘米左右。青铜制的殳在考古中也有发现：湖北随县曾侯乙墓出土7件青铜殳，长327～340厘米[5]；江陵望山沙冢楚墓出土的殳，已残断，残长270厘米[6]。中山国吾丘鸠所操铁杖应该就是这种长兵器，因为质地坚硬，在砸击对方战车时才能“所击无不碎”。《贵卒》篇所述“赵氏攻中山”之事，《国语·晋语九》中亦有记载：“赵襄子使新稚穆子伐狄，胜左人、中人”，可见乃为战国早期赵襄子时事。战国早期的中山国屡屡遭到晋国威胁，所以重视军事装备的精良化是很正常的，同时在与近邻晋国的交往中便于学习其先进的铁器制造技术，因此中山国能拥有如此精良的铁兵器，在铁兵器数量较少的战国早期闪烁出耀眼的光芒，在史书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中山王墓出土的木皮铁杖也可称殳，但它是步战之兵、礼仪之器。此殳比较短，只有159厘米，比一般战士身高略矮。仅从长度判断，这件殳并非适合车战的兵器。考古发现也有类似长度的铜殳，如陕西咸阳塔儿坡秦墓出土铜殳，长约1.44米[7]；长沙楚墓出土一件八棱筒形殳，长1.64米，考古报告认为“此当为徒兵所用”[8]。中山国这件木皮铁杖与之相比虽然长度接近，但制作更为精美，铁心外包木皮，木皮外密缠丝线并涂绛红色漆，两端有错金银纹饰的铜帽和铜，绝非一般徒兵使用。由文献记载可知，殳除了用于实战，还是诸侯贵族的仪仗和侍卫武器。《诗·卫风·伯兮》曰：“伯也执殳，为王前驱”，描述了西周时王公出行，前导卫士执殳开道的情形。《韩非子·外储说右上》：“楚王急召太子。楚国之法，车不得至于茆门。天雨，廷中有潦，太子遂驱车至于茆门，廷理曰：‘车不得至茆门。至茆门，非法也。’太子曰：‘王召急，不得须无潦。’遂驱之。廷理举殳而击其马，败其驾。”很明显，这里的殳既是实用武器，又是权力的象征。中山国这件木皮铁杖出于国王墓葬的车马坑内，置于先导的一号车旁，应为中山王的侍卫使用，是保护其安全且带有仪仗性质的器物。 三、陶窑结构很独特吗？
在灵寿城四号遗址共发现6座陶窑，平面形状有的近似圆形，有的椭圆形，有的则为长圆形，但它们的结构都是一样的，《灵寿城》考古报告称这种窑为半倒焰式馒头形窑，认为采用这种窑是当时一种较为先进的烧陶技术。这种半倒焰结构的陶窑，烟囱由窑顶移到窑后，是陶窑结构的一项重大改进，在战国时期无疑是一项先进技术，但绝非如考古报告所称“战国中、晚期的燕、赵遗址内至目前为止，尚未见到过这种陶窑”[9]。
事实上，战国时期各地发现的陶窑，基本都是采用此窑门、火膛、窑床和烟囱由前往后直线排列的结构。如秦都咸阳故城发现的三座陶窑[10]，武安午汲古城发现的战国陶窑[11]，江陵毛家山窑[12]，洛阳东周王城内战国中、晚期窑[13]等等，在结构上都很相似。此类陶窑结构的显著改进，是战国制陶业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灵寿城四号遗址陶窑的发现，说明战国中期中山国的陶工也掌握了这一先进技术。上举几座陶窑形状基本为近圆形或椭圆形，从陶窑面积看，灵寿城四号遗址内保存较完整的一号陶窑，底部南北长2.55米，东西宽2.2米，残高1.5米；秦都咸阳故城二号窑，窑床长2.15～2.35米，宽1.85米；武安午汲古城陶窑，通长2.27米，宽1.4米，残高1.65米；江陵毛家山窑，南北长约1.5米，东西宽1.2米；洛阳东周王城十四号窑，窑床长2.08米，宽2.18米。中山国的陶窑与上述几处发现的陶窑比较，面积上也较为接近。可见，中山国的半倒焰式馒头形陶窑并非独创，而是战国时期陶窑的流行式样。
四、陶比陶更个性
陶和陶是灵寿城出土的两种日用炊器。《灵寿城》考古报告认为中山国出土的陶“在燕、赵文化中尚未发现”[14]。但是笔者认为这5件中山国陶并非如此独特，陶才是真正有中山国特色的炊器。
据笔者了解，陶在燕文化中并不少见。燕下都的郎井村13号作坊遗址，东沈村6号、8号居住遗址出土的战国早期陶器中都有陶，依口沿不同，分为素沿和弦纹沿两种。老爷庙台Ⅴ号地下夯土建筑遗址，25号、27号建筑遗址，郎井村13号、30号、10号作坊遗址，东沈村6号居住遗址，北沈村8号居住遗址和西贯城村9号居住遗址等处出土的战国中期陶器中，也均有陶或陶残片的发现，陶质基本都是夹砂红陶，口沿亦分素沿和弦纹沿两种[15]。可见，陶在燕下都各遗址中使用普遍，存在时间长，器形较为固定。中山国的陶出土数量少，存在时间短，或是受燕文化影响而出现的。
和陶相比，陶是比较有中山国特色的炊器，在灵寿城遗址出土15件，其中官手工业作坊遗址内出土最多。形制基本相同，仅大小有别。质为夹砂灰陶，折沿、平唇、圜底。标本E6T1③∶22，通高18厘米，口外径42.2厘米；标本E4T1③∶76，口径48厘米，高22.5厘米[16]。陶在中山国盛行，而在邻近的燕、赵同时期遗址中未见发现。
五、仿铸是“奸冶”吗？
在灵寿城九号遗址发现5座小型冶铜炉以及埋在坑内的3个大陶瓮，瓮内存放着完整的6个“蔺”布币石范和2副“”刀币陶范。《灵寿城》考古报告将其与《史记·货殖列传》关于中山国“作巧奸冶”民风的记载相对应，认为“这应属中山民间盗铸币”[17] 。中山国存在仿铸货币已经是毋庸置疑的事实，但这种仿铸是否属于民间行为呢？笔者根据相关材料并参照他国仿铸现象，认为中山国的仿铸应该是官方仿铸，而非民间仿铸。
首先，战国时期韩国的货币仿铸就是官方仿铸。战国时期的韩国也有仿铸相邻的楚国和赵国货币的现象。1983年11月，郑韩故城东城大吴楼铸铜遗址出土“当忻”陶布范四块合为两套[18]。“当忻”布钱是楚国的货币，郑韩故城遗址中发现“当忻”范，应是韩国仿铸楚国的货币。1992年8月，在大吴楼铸铜遗址南部发掘出“蔺”圆足布面、背范32件，“离石”大圆足布陶面范残块1件。“蔺”和“离石”布是赵国的货币，郑韩故城中发现“蔺”、“离石”陶范，无疑是韩国仿铸赵国的货币。韩国仿铸楚国“当忻”布币和赵国“蔺”、“离石”圆足布的范模，均出于新郑大吴楼铸铜遗址内，此乃春秋战国时期郑、韩两国的官府铸铜手工业作坊遗址，可见韩国的仿铸行为为官方仿铸。
其次，官市负责铸造钱币的情况，在文献中也有记载。《周礼·地官·司市》载：“国凶荒、札丧，则市无征，而作布。”由此可知，官市确有铸造货币的职能。春秋时期的大型平肩桥足空首布，面文作“市东小匕（货）”，似为市府作坊所铸。战国古币中又有一种“市平”圜钱，也可能是官市的铸币。市场是商品和货币的流通中心，由市府来铸造货币颇合情理[19]。《后汉书·第五伦传》载“署伦为督铸掾领长安市”，可见汉代市府仍兼营铜器制造、铸钱等手工业。
中山国的仿铸作坊遗址位于灵寿城“市肆”遗址中大型夯土建筑的南端，从位置上看，应在市管理机构控制之下。中山国对灵寿城的市有着严格的管理，即使存在“作巧奸冶”的私人铸币行为，也不应在此闹市。在区域经济交往和联系增多的战国时期，中山国仿铸邻国燕、赵的货币，既是区域性经济发展的表现，也是区域性经济发展的结果。 ————————
[1][9] [14][16][17]河北省文物研究所：《战国中山国灵寿城——1975-1993年考古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05年，第37、35、95、97、39页。
[2] 清·卢若腾：《岛居随录》（卷下），载《笔记小说大观》第13册，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83-1984年，第87页。
[3] 《地质专报》甲种第2号，地质调查所1923年出版。文曰“盖铁矿石及炼铁所用的木炭，其中所含之磷皆不甚多。在古时所用之铸铁炉，实不易发生相当温度，使铁充分熔融，须加相当磷份，熔融方易。中国古代虽未能有关于磷之化学知识，但从经验上发现融铁吸收骨质后较易铸作，则甚可能。《吴越春秋》‘干将作剑，……于是干将之妻莫邪乃断发剪爪投入炉中……’此可见古代确屡试加入有机物质，而以为有若何神秘作用。近者日人村上板藏氏曾于辽阳安山铁矿发现一千年前炼铁遗址，留有兽骨，足见契丹人亦尝用此矣。”
[4]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墓——战国中山国国王之墓》，文物出版社，1995年，第298页。
[5] 湖北省博物馆：《曾侯乙墓》（上），文物出版社，1989年，第293-295页。
[6]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江陵望山沙冢楚墓》，文物出版社，1996年，第59页。
[7] 咸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塔儿坡秦墓》，三秦出版社，1998年，第133页。
[8] 湖南省博物馆等：《长沙楚墓》，文物出版社，2000年，第219页。
[10] 陕西省博物馆、文管会勘察小组：《秦都咸阳故城遗址发现的窑址和铜器》，《考古》1974年1期。
[11] 河北省文管会：《河北武安县午汲古城中的窑址》，《考古》1959年7期。
[12] 纪南城文物考古工作队：《江陵毛家山发掘记》，《考古》1977年3期。
[13] 洛阳市文物工作队：《洛阳东周王城内的古窑址》，《考古》1983年3期。
[15]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燕下都》（上册），文物出版社，1996年，第94、491、530、51、66、75、100、203、258、501、537、564页。
[18]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河南新郑发现“当忻”陶范》，《中国钱币》1991年2期。
[19] 邵鸿：《商品经济与战国社会变迁》，江西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87页。
〔责任编辑：成彩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