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着重探讨民国时期浙江省立图书馆通过征集文献、方志，搜集浙人著作，补抄与保护古籍善本等方式改进文献资源建设；通过统一分类法、编印图书书目完善图书分类编目；通过推行的总分馆制、图书流通部、民众书报阅览处以及流动书库等读者服务措施，使图书流通量和到馆人数大幅增加；通过设立“辅导委员会”辅导全省图书馆，创办图书馆学刊物、举办图书馆学讲座、组建图书馆协会等方式在当时社会掀起一股图书馆学术研究之风。因此，浙江省立图书馆在民国这种大动荡的背景下，却经历了浙江图书馆发展史上一个繁荣时期。[关键词]民国 浙江省立图书馆 实践浙江图书馆的前身系公共图书馆雏形的藏书楼，1900年底（清光绪26年11月），杭州士绅胡焕请得杭州市知府朱启凤核准，在城东莱市桥河下东城讲舍旧址创办了杭州藏书楼。1902年，浙江学政张享嘉应邵章之请到杭州藏书楼视察，“见其地居僻左，屋宇湫溢，且储书未广，无以餍闳阅者之心，因谋扩充其制，度地于城之中央”[1]。1903年，在大方伯里购进民房改建楼舍，更名为浙江藏书楼。1909年，浙江藏书楼与浙江官书局合并，称为浙江图书馆。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中国历史进入大动荡大转变的民国时期，进入民国以后，浙江图书馆名称虽时有变更，为大体保持一致，文中将民国时期浙江图书馆统称为浙江省立图书馆。在民国这种大动荡的背景下，浙江省立图书馆却经历了其发展史上的繁荣时期，在文献资源建设、图书分类编目、读者服务工作、图书馆学术活动等方面均有诸多创新，在当时省内外产生了较大的影响。1 文献资源建设文献资源是图书馆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文献资源建设是图书馆基础工作的重中之重。民国时期的浙江省立图书馆充分意识到这一点，通过各种方式广泛征集图书，馆藏总数由1913年的10万余册增至1935年的32万余册，成为除国立北平图书馆外藏书最多的省立图书馆。抗日战争爆发后，浙江省立图书馆还组织抢救珍贵文化遗产，保护了文澜阁《四库全书》和其他善本书的安全。1.1 征集文献，制定购书标准采购是浙江省立图书馆文献进添最基本、最主要和经常性的途径。民国初至抗日战争爆发前，浙江省立图书馆的年度经费处于稳定增加状态。1911年，省咨议局议定浙江图书馆的常年经费为库银5 641两（折洋8 405元）。1912年7月起，根据省临时议会议案，改为按月支洋501元为常年费用。至1922年，常年经费提高到月支洋1 058元，比10年前提高了一倍多。1926年6月以后，浙江省立图书馆的经费由按月支领改为常年通计。1926年为1.45万元，1927年增至3万元，1929年为5万元，1936年已增加至6.37万元。随着经费的增加，浙江省立图书馆的图书采购量也呈上升趋势。1913年购书224种，1915年即增至年购书800余种，1935年达到最高峰，年购书4 925种、12 956册。1917年有了采购杂志的记录，本年订购杂志20余种；1934年为杂志订购最多的年度，共订购杂志182种，另购进报刊合订本992册。抗日战争爆发后，浙江省立图书馆的馆部自1937年11月至1945年9月先后搬迁省内建德、兰溪、永康、龙泉、丽水、青田等地，鉴于环境险恶加之经费紧张，年购书量锐减，但其文献采购工作并未停止。其中1937年仍购书925种（1 147册），杂志30种；1938年购书424种（499册），杂志32种；1939年购书1 884册，杂志89种。表1为民国时期浙江省立图书馆有购书记录年份的具体购书数量统计。民国期间，浙江省立图书馆还组织人员对图书采购方针进行了几次修订。1915年制定《浙江图书馆修正详细规则》，第7章为“采购图书”，其中，第57条规定购买方法由馆长决定；第58条规定凡有关学术之中外文书籍及杂志均应采购，储藏坊间的精版旧书印本或秘笈孤本亦得酌量购备。1917年，《浙江公立图书馆办事细则》经省长公署审定颁发，第2章为“购置”，其第8至10条规定购置书籍图表，以足供学子研究为准。凡有关学术之中外新旧图书及杂志，凡为私家不易购备之丛书、类书及各种学科工具书均应选购，但每种不得超过两部。1929年，浙江省立图书馆图书购置委员会拟定《购置外国图书标准大略》，规定今后外文书的采购以百科全书、各类字典辞典、年鉴等参考工具书及图书馆学参考书为主，并考虑本省各学院所需品种。1.2 补抄、传抄古籍善本除正常的购书、捐书外，补抄、传抄也是浙江省立图书馆获得重要图书资料的主要手段之一，最具代表性的是文澜阁《四库全书》的补抄和《永乐大典》的传抄。文澜阁《四库全书》自丁氏组织补抄后有图书3 396种（34 769册）。1915-1923年，浙江省立图书馆组织乙卯补抄，共抄32种，购回旧抄182种，合计215种[2]。1923-1925年，张宗祥组织了癸亥补抄，计补抄缺书缺卷211种（2 046册），重校丁抄213种（2 251册）[2]。经过这两次补抄，文澜阁《四库全书》已大体复旧。但后经仔细查核，发现仍缺卷26种，时任馆长的陈训兹四处查寻奔波，他发现北平图书馆编印的《景印四库全书罕传本拟目》中有浙江省立图书馆所缺书目，如《卫生十全方奇疾方》、《周易新讲主》、《桂胜》、《大事记讲义》、《本堂集》、《会稽怀古诗》等几种，便迅速联系补足。明代著名丛书《永乐大典》22 900卷，而浙江省立图书馆既无原本，也无抄本，当得知与浙江省立图书馆相距很近的南浔嘉业藏书楼刘氏保藏《永乐大典》原本44册时，浙江省立图书馆组织补抄。1936年2至7月，又分别从王氏诒庄楼、江苏省国学图书馆等公私藏家抄得《惩毖录》、《（康熙）定海县志》、《盛氏藏书目》等；1936年下半年，值浙江文献展览会各种珍善本荟萃一处之际，抄得《鲁班经》、《（万历）新城志》等20余种。1.3 征集补抄方志、搜罗浙人著作方志是地方“实体、实物、实情、实况”全面系统的反映，为了解地方之地情、地况、地貌和历史提供了丰富的资料。民国时期的各省立图书馆都特别重视方志的征集，陈东原先生任职安徽省立图书馆期间对安徽省的方志征集相当完备，江南方志收集最多的图书馆当属上海东方图书馆的涵芬楼。浙江省立图书馆也十分重视本省方志的征集，1917年的《浙江公立图书馆办事细则》中明确规定浙江图书馆对本省乡土艺文及名人手写本亦应随时注意访购。浙江省立图书馆对民国以来新出的县志基本收齐，包括余杭、嘉兴、镇海、定海、南田、萧山、龙游、景宁、丽水等县志。而对于旧志，没有收藏的也尽力补购。先后补购《（康熙）浙江通志》、《（乾隆）武康县志》、《（乾隆）桐庐县志》、《（乾隆）嵊县志》、《（万历）仙居县志》（重印本）、《（万历）龙游县志》（重印本）、《（康熙）江山县志》、《（同治）吴兴县志》、《（嘉庆）义乌县志》等约20种。而对于不易补购的，则通过借原本传抄方式获得，如《衢县志》因其为郑渭川先生（名永禧）的遗著，手稿保存在其后人手中，没有副本，浙江省立图书馆便请余越园先生借原本抄录以保存。通过抄录获得的本省方志还有《（万历）会稽志》、《海昌外志》、《宁志余闻》、《海昌胜览》、《修川小志》及《（富阳县新旧志校记》等若干种。 对于浙人名著，浙江省立图书馆也尽力搜集。其根据各大图书馆书目中所列浙人的著作，通过购买或借抄的方式大量获得，包括明山阴张岱《四书遇》（稿本）、清萧山《汪龙庄诗稿》、平湖黄台选《骈体正声》、近人郑道乾所辑《清杭郡词辑》，等等。至于普通印本，更是不胜枚举。1.4 保护《四库全书》和古籍善本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浙江省立图书馆意识到《四库全书》和馆藏善本可能有危险。为珍护图籍免遭日军焚掠，同年8月4日，浙江省立图书馆组织将阁书用船运到富阳渔山赵宅暂存。为保护阁书，浙江省立图书馆饱经压力，辗转将阁书一路向西转移，经桐庐、建德、兰溪、金华后至龙泉。后遵循教育部的要求，又将文澜阁《四库全书》西迁，经过了福建的浦城，又折回浙江的江山县，直奔贵州省的贵阳市，最终抵达四川省的重庆市。这一行程约几千公里，历时9年，终于保护了阁书的安全。浙江省立图书馆在保护本馆阁书和善本书安全的同时，也非常关注省内其他藏书楼的古籍藏书安全。宁波天一阁就是最好的例证。天一阁是我国现存历史最久的藏书楼，为明代兵部待朗范钦所建，原藏珍堑善本7万卷，其中以明代地方志和科举录最为珍贵。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为保护范氏天一阁藏书，浙江省立图书馆曾派人直接劝导范氏，又借助文物机构、同仁好友间接督促，终于实现了将宁波天一阁藏书迁运龙泉密藏。2 图书分编与书目编印2.1 改进分类杭州藏书楼时期，浙江图书馆按自行编制的分类法类分图书报刊，据1902年（光绪28年）刊行的《杭州藏书楼书目》，当时藏书区分为经学、史学（掌故與地附）、性理（哲学家言附）、辞章、时务、格致、通学等7个主要类目，另附设报章、图表、补遗3个类目。浙江藏书楼时期，馆藏分作古籍、新籍两大类，古籍以《四库》法分类，新籍则以自拟分类体系类分。据1907年（光绪33年）刊行的《浙江藏书楼书目》（乙编），当时新籍共分16类，计有法律、政治、宗教、教育、图史、文学、文字、理学、算学、美术、杂志、工业、商业、兵书、生理、农业。1912年6月后，馆藏分为保存、观览两类，古籍中的珍善之本属保存类，普通古籍及新籍属观览类。古籍分类沿用《四库》旧例稍作变通，分经、史、子、集、宗教、丛书6类；新籍分为17类，计有文学、哲学、历史、宗教、天文、地理、博物、理化、数学、法政、农学、工学、商学、兵学、医学、美术及稗官说部。1924年起，浙江省立图书馆改以杜定友《世界图书分类法》类分馆藏中文平装书及日文书，以《杜威十进分类法》类分西文书。1928年夏，馆藏中文平装书、日文书、西文书统一改用王云五《中外图书统一分类法》；1929年夏始，线装中文旧书也用此法分编。1933年，浙江省立图书馆自编的《浙江省立图书馆中日文图书分类大纲》完成，当年起改用该《分类大纲》分编“观览类”的中日文图书，并对前此已分编的馆藏进行改号处理。该《分类大纲》分10大类，计有总类、哲学、宗教、社会科学、语文学、自然科学、应用技术、美术、文学、史地。每一大类下又各区分9个二级类目。如总类下9个二级类目分别为：①目录学；②图书馆学；③百科全书；④普通论丛；⑤普通杂志；⑥普通学会研究院；⑦新闻学、报纸；⑧普通丛书；⑨中国经籍。同时，西文书改用《杜威十进分类法》分编。《分类大纲》在实际使用中不断修改，反映在1935年4月至1948年5月的几次印行本上，类目稍有变动，名称也略有不同。1944年3月，浙江省立图书馆的金天游对《分类大纲》进行较大修订后完成新的分类表，改称《古今图书统一分类表》，仍分10大类。但未能实际使用。2.2 编印图书书目1902年刊行的《杭州藏书楼书目》是浙江图书馆编印的最早的一种馆藏书目。浙江藏书楼时期，除编印反映全部馆藏的《浙江藏书楼书目》（共甲乙两编）外，还定期将书目列表公布于书楼外，新增书籍随时附列，实际上起到了读者目录和新书报导目录的双重作用。民国初始至1924年，馆藏书目以书本式目录及年报附印目录两种形式为主，1914、1915年先后编印了《浙江图书馆观览类目录》及《浙江图书馆保存类书目》，此后随藏书的增添，屡有续编或重编。1915年底，《浙江公立图书馆年报》创刊，其主要内容及功能即是报道最近一年增添之馆藏，1925年第10期起，其通常类中外文图书并附印每种书的索书号及藏书处（总、分馆），使其作为读者目录的功能更趋完善。1927年续代《浙江公立图书馆年报》而创刊的《浙江图书馆报》及其后之《浙江公立图书馆月刊》等浙江省立图书馆编印的馆刊均将定期报道馆藏书目作为主要内容之一，直至1949年初《图书展望》停刊。1925年起，浙江省立图书馆编制西文书卡片目录，至迟于1927年开始编制中文书卡片目录。西文书卡片目录初仅分类目录一套，而中文书卡片目录则有书名、著者两套，均按字顺笔划排列，对书籍异名及丛书子目均另作参照卡片或分析卡片。1929年起，浙江省立图书馆在西湖湖滨公园及商品陈列馆两处繁华之地每周一次布告新到图书目录，以吸引更多读者馆借阅。1935年，编就《浙江省立图书馆图书总目》（中日文书第一辑），分上、下两册，分别于同年4月、次年3月出版。该目按自订的《分类大纲》汇编当时馆藏，每书著录书名、著者、出版年、出版者等，并一一注明每种书的分类号、册数、复本数及收藏处（总馆或分馆），具有馆藏目录和读者目录双重功能。民国时期，浙江省立图书馆还编制有以下几种馆藏目录：《浙江省立图书馆保存类目录》（1921年）、《浙江省立图书馆善本书目题识》（1932年）、《浙江省立图书馆汉译西文书目索引》（1934年）。3 读者服务工作民国时期，浙江省立图书馆致力于推广阅览流通事业。其通过推行的总分馆制、图书流通部、民众书报阅览处以及流动书库等读者服务措施，使图书流通量和到馆人数大幅增加。那时甚至在钱塘江的渡轮上都能看到浙江省立图书馆提供的通俗图书。抗日战争时期，在辗转搬迁中，浙江省立图书馆的读者服务工作并未停止，仍坚持设点开展图书借阅服务。 3.1 总分馆制1912年夏，位于文澜阁西侧的孤山路馆舍落成。1913年3月，孤山路馆舍开馆，孤山路馆舍作为总馆，原浙江藏书楼原址改为新民分馆。1931年3月大学路馆舍竣工，经过内部搬迁整理，于1932年9月15日正式开放，并定为浙江省立图书馆总馆，至此浙江省立图书馆形成以大学路馆舍为总馆，以孤山路馆舍和新民路馆舍为两个分馆的当时全国规模最大的省立图书馆，也开创了总分馆制的图书馆藏书服务体系。为方便读者，浙江省立图书馆创新性地采用总分馆服务体系，并对总分馆的藏书服务作了分配。“惟自大学路新馆舍落成以后，审察地位与环境之宜，将本馆三部分分配如次①总馆在大学路，为全馆藏书与一切设施之中心，置藏中外普通图书杂志；②孤山分馆（前外西湖总馆改）专藏《四库全书》与其他善本；③新民分馆（新民路）为一通俗性图书馆（外国文书古书及较专精之书悉置总馆）。如是分配，行之半年，至今已渐为社会所熟知”[3]。3.2 改善阅读藏书楼时期，只设一阅书室，供读者借阅图书。据《浙江藏书楼借书章程》规定，每年开放时间为农历1月21日至6月10日、7月1日至12月10日；每日开放时间，3至8月上午8时至下午5时，9月至次年2月为上午9时至下午4时。到楼阅书者，须邀妥实保人领取凭照，据凭照取书阅览。不能亲到书楼阅书者，准先交质银5元，妥实保人领取凭照与借书凭折，据凭照与借书凭折借出图书。民国时期，随着馆舍的扩增，浙江省立图书馆推行一系列改善借阅的措施，使这一时期浙江省立图书馆的读者服务工作达到高潮，在当时社会产生了很大影响。? 延长开放时间。民国时期浙江省立图书馆开放时间几经调整，每年除节假日与曝书期一律开放，有段时间实行星期日也开放，后改为星期日开放、星期一休息闭馆；每日开放时间，或上、下午连续开放，或中午间歇1个小时。陈训慈任馆长期间，考虑到读者方便，1933年8月开始将每天下午5点闭馆的时间延长至晚上9点，并取消了星期一休假的旧例。? 重新修订借阅办法。原保证金的借书方式，限制太严，不利于图书借阅，故浙江省立图书馆对借阅办法几经修订。1932年10月起，实行现金保证和信用保证两种办法，并新增阅览券、借书单、发书券、预定券等借书方式。? 设儿童阅书室和女子阅书室。1913年3月孤山路馆舍开放后，在该馆舍设立女子阅书室，1916年孤山路总馆和新民路分馆均设儿童阅书室。1928年，浙江省立图书馆选择新民分馆光线充足的一楼平房专设儿童阅览室并聘原服务小学教育的女教师负责管理，不再设女子阅览室。? 设立流动借书点。浙江省立图书馆于1930年8月开始开展馆外图书流通工作，至1931年底，在杭州市区设有流通图书部4处，每处供给图书200册，每月调换一次；民众书报阅览室6处，每次供给图书100册，报纸3份；在行驶于钱塘江的江兴轮上也设一流通图书部，另设一个流动书车，巡回于各区开展图书阅览服务。1931年3月，与省立民众教育馆、杭州市立各区民众教育馆等联合组成浙江省会巡回文库委员会，统一安排巡回文库工作。为考虑读者方便，几经调整图书流通图书部、民众书报阅览处、轮船图书部和流动书库，直至抗日战争爆发。3.3 哨前文库和图书代办处抗日战争时期，浙江省立图书馆先后迁馆于建德、永康、丽水、龙泉和青田南田（今属文成县），均就地开展图书借阅服务。设馆于永康时，曾在丽水设图书流通部（分馆），并在於潜设通俗阅读室。1939年6月在钱塘江南岸的西兴、长河、闻家堰、义桥、鱼山、里山、大源7处各设一个前哨文库，每个文库配备通俗读物数百册，杂志20余种，画报、日报各数种。1940年1月日军渡江南犯，前4处文库被毁后在东沙州增设一个文库，同年10月全部被毁。迁馆丽水后，在永康方岩设图书流通部，在英士大学和浙江大学龙泉分校设图书代办处。迁馆青田后，在浙东第三临时中学增设一个图书代办处，1943年8月在南田中心小学设儿童阅览室。4 图书馆研究辅导与学术活动民国期间的浙江省立图书馆积极探索借鉴新的图书馆管理模式，十分重视图书馆研究辅导工作和学术研究活动，不仅出版了《全省图书馆概览》、《全国图书馆汇录》，设立“辅导委员会”辅导全省图书馆，还通过各种方式开展图书馆学术研究活动，在当时社会掀起一股图书馆学术研究之风。4.1 辅导本省图书馆浙江省立图书馆之章程中明确规定本馆兼有“辅导本省各县市图书馆”之责，民国期间浙江省立图书馆设立“辅导委员会”辅导本省地方图书馆，制定“学术通讯研究暂行办法”加强与本省各图书馆的联系，开展与地方图书馆间的馆际互助。? 调研本省图书馆。民国期间，浙江省立图书馆多次派人到省内各地图书馆开展调研活动。“二十年五月、六月间，由推广组主任刘涤非君与组员许雪昆君先后视导本省一、四、五、六、七、八、九、十各省学区各图书馆民教馆，视导（其中四学区为他人前往）历二十四县境，参观所至凡四十六馆（以民教馆图书部为多）”[3]。通过调研活动，浙江省立图书馆一方面摸清省内各图书馆的实际情况，另一方面对各图书馆加以辅导。? 编印辅导资料。1932年开始浙江省立图书馆根据全省图书馆业务发展的需要，出版辅导丛书和普及型读物共6种。有刘澡的《图书之选购》、许振东的《图书之流通》、金天游的《图书之分类》、王文莱等的《图书之典藏》、陈豪楚的《图书之征购》及刘澡的《民众学校论文索引》等。并将《月刊》中的“视导报告”、“巡回文库实验报告”赠送各馆。? 开展馆际互助。1932年3月浙江省立图书馆订立“学术通讯研究暂行办法”，加强与省内图书馆的联系。对省内各图书馆所提出的问题，“本馆尝竭其所知以答”[3]。浙江省立图书馆还派本馆经验丰富的馆员赴省内各图书馆演讲，传播学术思想并指导实际工作；同时还为各馆代办图书设备，接收实习培训，拟订通俗图书馆标准书目，等等。4.2 图书馆学术活动 民国时期的浙江省立图书馆通过创办图书馆学刊物、举办图书馆学讲座、组建图书馆协会等方式倡导弘扬图书馆学术研究活动。? 考察省外图书馆。民国期间的浙江省立图书馆十分重视图书馆间的交流，多次差人到各地图书馆学习交流。“去年六月间，阅览组主任王鞠侯君曾出发考察京沪苏锡各图书馆，七月李絜非君北上，考察北平各大图书馆八处，归为报告，以供馆中各设施之借鉴”。? 举办图书馆学讲座。大学路总馆落成后，时任浙江省立图书馆馆长的陈训慈曾先后请国内图书馆学知名学者刘国钧、杜定友及新近回国之蒋复璁等到该馆作讲演，帮助本馆馆员增长图书馆学知识。? 创办图书馆学刊物。浙江省立图书馆先后组织出版了《浙江省立图书馆馆刊》、《图书展望》、《文澜学报》和附设于日报的副刊《读书周报》。其馆员还在上述刊物上发表众多学术论文，弘扬图书馆学思想。? 设置图书馆学术参考室。为了馆员业务参考学习的需要和图书馆学研究的便利，浙江省立图书馆在总馆设立“图书馆学术参考室”，陈列图书馆学图书、各图书馆刊物及辞书书目等一般性参考书，以供馆员参考研究。? 组建图书馆协会。杭州原有图书馆协会，但因故已停办。1932年5月浙江省立图书馆按当时教育厅的要求，建立了浙江省第一学区图书馆协会，时任浙江省立图书馆馆长的陈训慈当选为常务委员、主任理事。至1937年4月，先后召开8次大会，研究讨论有关学校、民教图书馆的改进、图书出纳及阅览指导等问题。为了加强全省图书馆间的联络和协作，1936年4月又成立了浙江省图书馆协会，协会以研究图书馆学术、发展本省图书馆事业，并推动本省之学术文化发展为宗旨。5 结 语民国是中国从古代形态发展为近代形态的转变期，中国的经济、社会、知识和文化等领域都发生了2 000年来从未发生过的深刻变化。处在变革和发展时期的浙江省立图书馆完成了从中国的古代藏书楼向近代图书馆的转变，开创了浙江图书馆事业史上的一个繁荣时期。民国期间浙江省立图书馆所开展的文献资源建设、图书分编改进、读者服务工作、图书馆学术研究等实践活动以现代人的眼光来看，都极其平常，然浙江省立图书馆在动荡的战争年代的实践活动中所孕含的“读者第一”、“人性化”的思想却值得我们深入研究与借鉴。参考文献：[1] 浙江图书馆志编纂委员会.浙江图书馆志[M].北京：中华书局，2000.[2] 陈源蒸、张树华、毕世栋.中国图书馆百年纪事（1840-2000）[M].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4.[3] 浙江图书馆.陈训慈百年诞辰纪念论文集[M].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6.[作者简介] 吴育良，男，1978年生，硕士，馆员，发表论文数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