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我有你的电话号码 “1993年出国之前我在成都生活了15年，对这座城市的一切已经习以为常：它的街头火锅和露天茶饮，它的潮湿，它的坏天气，它的自行车铃声，它的小道消息和插科打诨，它的清谈和它的慢。出国之后，我回过好几次成都，我的身份已换成了过客，每次都是匆匆来去。但只要是回成都，我就会想起俄罗斯诗人曼捷尔斯塔姆的一行诗：‘莫斯科，我有你的电话号码’，当然，我用成都替换了诗行中的莫斯科。”
——欧阳江河
欧阳江河这一次回成都，是为好友刘雪枫的新书《穆特与秦腔》在川签售助阵，并出席“钟灵毓秀阅读文化节”的开幕。当天，阅读文化节的开幕在杜甫草堂举办，欧阳江河颇多感慨，他说上个世纪80年代自己在四川省社科院上班的时候，常常会抽时间到草堂转转：“总感觉这里是连接成都现在和过去的桥梁，可以让自己安静下来，甚至总会想到李白的那句‘不敢高声语，恐惊天上人。’”
而现在的成都，对于欧阳江河而言，就好比二十多年前的杜甫草堂。每次一有机会就会回来，哪怕仅仅住一晚，哪怕是为了到成都给成都的老友打个电话，哪怕只是看一眼，呼吸一下熟悉的空气，这用他的话说是“采采气”，就好比在水下呆的时间太长需要浮上水面来。
欧阳江河在成都生活的10多年，恰逢诗歌盛行一时，当年国内写诗的人成千上万，但真正坚持下来并且成名成家的也就那么屈指可数的几个，而欧阳江河就是真正的诗人之一。因为诗歌的关系，从成都出发，欧阳江河的足迹遍布世界，他往往在国外一住就是好几年：在纽约的中央公园旁的公寓写作，在欧洲巡回朗诵他的新诗，在日本卖他的“文人书法”……回国之后的欧阳江河也没有机会再回成都居住：在香港做他的《今天》文学杂志社社长，在北京用他价格上百万元的顶级音响听他的上万张古典音乐CD。——成都，成了欧阳江河的回忆和乡愁，成了偶尔过来一接地气的故里。
他曾写过“我把成都随时随处带在身上”这样深情的句子，现在依然把成都随时随处带着吗？当记者问及这个问题时，欧阳江河哈哈大笑，开玩笑地感叹说成都已经扩展得太大，装不下了。可随即欧阳江河很有感情地谈及这个城市的方方面面。他是一个非常健谈的人，说起话来滔滔不绝，身体里似乎有用不完的激情和活力。他说还有很多老友在这里居住，无论自己身在何处，总会想回来一趟，“虽然现在在哪里都能打电话，但到成都来给在这里的兄弟伙打电话，和在别的地方拨通他们的电话，感觉不一样。不知道你们能不能明白这中间的区别。”虽然在北京居住多年，欧阳江河的普通话还是有很浓的乡音，一口亲切顺溜的“川普”时时刻刻昭示着自己的来处。乡音和乡愁，想必就是诗人和这个城市之间秘密的电话号码。
写作不是唯一的生活方式
“其实我和江河之间，快乐绝对是主流，不仅仅是在一起听音乐谈音乐的快乐，他还是我的‘拖拉机’超级搭档，我们俩联手，至少在我们的朋友中可谓所向披靡，当然他的牌德是有问题的，据说川人并不以偷牌诈牌为耻，因为胜利的荣誉感胜过一切。江河的咆哮风采也只有在‘拖拉机’战场上才算是呈现得淋漓尽致。当他的一手好牌被窝在手里的时候，他会像被压到底的弹簧一样爆发，我们都怕他像火箭一样从天花板射出去。”
——刘雪枫
在当下社会，诗人何为？作为一个诗人，该是过着什么样的生活？也许你以为闭门写作是诗人的唯一生活方式，那当你听刘雪枫描述自己的牌搭子欧阳江河的时候，估计会惊讶得合不拢嘴：原来诗人欧阳江河同时还是一个牌场高人？
虽然从来不曾远离写作，但欧阳江河非常满意自己能够游刀有余地剥离生活中的自我与写作中的自我。他没有把写作等同于自己的生活方式。生活中的欧阳江河极爱古典音乐，十多年来搜集的CD达一万多张，并且通过十多年来的不断折腾，他成功地将家里的音响系统升级到最高级，连刘雪枫这种耳朵挑剔的音乐评论家都叹服他“把大师亡灵请到家里演奏”的决心。当年“非典”期间，俩人猫在欧阳江河的顶楼大厅整整听了一个月的巴赫、舒曼、舒伯特、布鲁克纳、勃拉姆斯、马勒和皮亚佐拉，那是一种很多年后回忆起来再难重现的极乐感觉。
由于爱好音乐，欧阳江河在北京一家著名演出公司做过好几年的演出策划，操办了很多古典交响乐的演出。在2008年汶川地震之后，他还专门策划了“川籍音乐家义演音乐会”。欧阳江河说自己现在的生活非常“文人式”，不是飞来飞去朗诵诗歌，就是在家陪陪小女儿，或者和三五知交好友打打“拖拉机”，再就是读读书，听听音乐，写几笔书法，而今，他的书法作品已经拥有固定的买家，每幅字平均能卖70万日元，合5万多元人民币，“这些年光卖字卖了几百万元。”他笑说。
欧阳江河和刘雪枫不约而同反复提到这样一个句子：“上帝的手指轻轻碰了一下盘子里烤熟的鱼，鱼返回水里游了起来。”对于他们这样的人来说，音乐和阅读就像上帝的手指，无论肉身在生活中如何被千锤百炼，但只要有音乐、有阅读，活着就是件非常有意思和充满幸福感的事情。
欧阳江河谈成都我把成都随时随处带在身上
当我在西方世界居留和漫游时，我已经去过、我正在去和我将要去的地方，其对拓之地都可以说是成都。我把成都随时随处带在身上，它是华盛顿、巴黎或成尼斯换不走的，拿中国自己的北京、上海我也不换。因为对我而言，成都是那样一种尺度，它刚好能丈量出现实与虚拟现实、地理学意义上的国家与文本意义上的国家、词与物、声音与意义、一首诗中写出来的部分和未写出的部分之间的距离。我从来不是一个地方主义者，但我乐于看到：在成都的时候我并不是成都人，到了国外我却到处被人们当作一个成都人。
我当然不会像二战时期移居美国的德国文豪托马斯·曼那样声称“我在哪儿，德国就在哪儿”，说什么“我在哪儿，成都就在哪儿”，但确实有过这样的恍惚之感：当我坐在从佛罗伦萨到成尼斯的列车上时，我以为列车是开往某个不可知的、并不存在的地方，而我会在成都下车。谁知道呢？也许成都和威尼斯并不像地图上标出的那么远，很可能它们同在一首诗中，彼此仅隔着一两个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