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管你喜不喜欢，鲁迅先生是遗世独立的，从来没有向任何政治、商业、学界恶势力妥协。甚至面对积贫积弱的大众，他也毫不留情地痛斥其奴化的国民性，无论是卑微的闰土，还是精神胜利法的阿Q，抑或吃蘸满烈士鲜血的“人血馒头”愚昧的华小栓。
他如此犀利，甚至有些不近人情，以至于在倡导和谐的年代，他的很多文章被中小学课本和谐了——事实上，在这个时代，国民的精神并没有伴随着经济社会的繁荣实现独立，或许正是因为此，鲁迅无情的呐喊便显得那么不合时宜。
曾经的中学老师们这样评价他：“鲁迅吃的是草，挤出的是牛奶。”鲁迅的清贫、寂寞、潦倒给N代年轻人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最近，一本叫《为文化名人算经济账：鲁迅时代何以为生》的书却彻底颠覆了人们这一印象。作者是知名文化人陈明远。他调侃说，自己在劳改农场人拉犁、扛石料，干牛马活、吃猪狗食，很像传说中的鲁迅。而活在民国、传说中穷苦无比的鲁迅却活得相当体面而有尊严。
陈明远帮着鲁迅先生算了笔经济账——鲁迅以他的脑力劳动所得，总收入相当于1995年人民币408万元、2009年816万元以上，成为名副其实的“中间阶层”即社会中坚。他受之无愧。尤其是从“而立之年”以后的24年间，鲁迅有平均每年相当于2009年人民币34万元、每月人民币2万—4万元的收入，保障了他在北京四合院和上海石库门楼房的写作环境。在残酷无情的法西斯文化围剿之中，鲁迅能够自食其力、自行其是、自得其乐，坚持了他的自由思考和独立人格。
即便如此，鲁迅所得依然不是当时文人收入的峰值，远不如林语堂、梁实秋、徐志摩等更受主流社会青睐的文人，但他作为自由撰稿人的年收入，也超过他作为公务员年收入的两倍。这意味着，在鲁迅生活的面临的民族救亡时代，文化人的普遍福利待遇是相对优渥的，创作环境是相对宽松的，至少他的稿件能公开发表，且不少文章矛头直指当时权贵。当时整个社会尊师重教，从制度设计层面向思想文化精英倾斜，为他们提供足够体面生活的物质保障。也使像鲁迅那样的真正的文人，可以完全依靠自己挣来足够的钱，超越了“官”的威势、摆脱了“商”的羁绊，成为时代价值的传承者甚至缔造者。。
想想如今的文人甚至大学教授，不当官不足以获得足够的资金资源，不走穴几乎永远不可能开上好车、住上好房，不被商业绑架写讨好大众影视剧本很难成名成家。相较于过去的年代，今天中国积累的物质财富已今非昔比，国家软实力的构建时不我待，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历史机遇惊涛拍岸，却缺了鲁迅般的风骨，更缺了当初尊重内涵和人文的制度设计。因此，很难有人再坚持“韧”的战斗。鲁迅的母校也从曾经的时代高原，变成了盛产亿万富豪的地方。